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注意使用、团结上海当地干部
一切准备就绪后，11月4日下午2时，上海市委在展览馆宴会厅召开区县局党员干部会，400人参加。同时上海有35个分会场，25万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通过广播收听会议实况。
倪志福主持会议宣布说：今天开个中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副组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党委第二书记周纯麟。成员：中共嘉定县葛隆大队党支部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十大中央委员周丽琴，六十军副军长、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武占魁，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刘耀宗，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上海革委会副主任杨西光，上海警备区政委、党委书记李宝奇，中央工作组林乎加、严佑民、毛联珏、车文仪、彭德清、任泉生、郭世荣、赵振清、曹大澄。市文教组领导成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贺汝仪，刘芬、“文革”前老市妇联主任关建，柴雄昌，原华东局农林政治部主任孙加诺，十大中央候补委员陈佩珍，市工交组军工组负责人高崇志，市工交组负责人金传德，上海市团委书记陈新发，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鉴，从“文革”前一直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1972年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李修庚。一共28人。外来干部10人，仅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余都是上海当地干部，考虑到老中青三结合，但以老干部为主。对这些干部的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不断调整，有的重用、提升，有的被处理。
然后，彭冲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同时帮助市委某些人（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揭发交代问题，认识错误。这是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也是运动深入一步。
当前上海市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华主席的领导。“四人帮”在上海和在全国一样，人心丧尽，非常孤立。“四人帮”搞了很多阴谋活动，他们把上海作为阵地，行将灭亡时还垂死挣扎，搞武装叛乱，造成恶果，决不能低估。要肃清流毒，还要用一番斗争。剥下“四人帮”画皮，上海有责任、能够提供“四人帮”的罪。
揭批“四人帮”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次会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严峻的考验，也是市委某些负责人的机会，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和“四人帮”彻底决裂，站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容易的，要相信群众，老老实实，不要侥幸过关，总之不管多么严重，只要态度端正，一次讲不完，讲几次也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有了错误，改了好。
现在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政治谣言、反动标语。二、传小道消息。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对反革命制造者，要镇压。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等，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不许搞宣传车，不许上街。不要传播小道消息，散布政治谣言，对当前运动有干扰。要按党的系统，各单位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后发现违反者要给予纪律制裁。
希望到会同志加强纪律，每天下午、晚上开会，白天上午在机关办公。要求各单位很好分工，工作要很好安排，工业生产、市场供应工作搞好。
会议最后，倪志福讲话，他说：各级领导要做好这项工作。有情况及时向市委汇报。
最后公布了分组讨论名单。王守家参加的是第二小组会议。
领导小组组长彭冲是全市性揭批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为了开好这个会，事前他亲自主持受害者和知情人座谈会，阐明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发动他们站出来发言揭发、批判。并点出“四人帮”和马、徐、王的要害。他亲自审阅发言稿，牢牢把握住斗争方向和打击重点。上海的揭发材料及时报送中央，为全国揭批“四人帮”提供了大量材料。
下午王守家出席第二组讨论，参加第二组的有：邮电局、手工业、物质局、冶金局、纺织局、邮电局党委负责人。大家说：几天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只表态，无行动。我们要揭发、批判、声讨。彭冲同志讲话表达了全市人民斗争的决心。
物质局党委副书记曹维屏首先发言：马天水、黄涛就是“四人帮”的帮凶。哪个地方不稳定，都是他们爪牙有计划有部署活动的结果。
纺织局党委书记鲍复指出！上海是“四人帮”的黑基地，跟得很紧，陷得很深，流毒很广。搞反革命武装叛乱是由来已久，在重要关键时刻他们都有行动。今年1月8日总理逝世，晚上他们发材料，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喊大叫。主席病危，他们发枪。主席逝世时，他们召开三位一体经验交流会。
冶金局党委副书记陈杏金揭发：他们告诉我们紧跟清华，但不要超过清华。
手工业党委书记张华宁说：我们给唐山抗震救灾物资，马天水说：南京机场不给运，你们知道为什么？挑拨我们和南京的关系。
邮电局党委副书记李英才揭发：王秀珍说中央各部都有问题，组织部也有问题。散布民主革命派就是走资派。
纺织局负责人唐文兰最后发言，她说：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来纺织局，提出要做大事，要纺织局提供送中央的30多人名单。1970年王秀珍布置国棉十七厂党委，保存原王洪文房间、办公桌，要拍照片，挂牌宣传。1974年王秀珍等人在十七厂保卫组开秘密会议，王秀珍说：我们是到王副主席工作过的地方纪念纪念。两次都是王秀珍带去的，一次4个中央委员，一次市委8个常委。王秀珍为王洪文篡党夺权做组织准备。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一次做检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没有料到上海揭彳比“四人帮”的斗争会发动得这样快。马天水、王秀珍急急忙忙写好检查去找曹大澄，说：老曹同志，请帮助看看。曹大澄要他们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同时提醒他们不要过于着急，做好一次过不了关的准备。
11月5日下午，在展览馆宴会厅举行的区县局干部会议接着举行，彭冲宣布：今天会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揭发交代。
当时认为，“四人帮”是1973年“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人中央常委后形成的，所以揭发、批判的重点时间放在“十大”以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研究后认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从“文革”一开台就勾结在一起，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经营10年之久，许多阴谋活动是有连贯性的。为把问题搞得比较透彻，必须对那些骨干分子的清查采取新老账一起算，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一起算的办法。因此，马、徐、王的检查及全市揭批大会不少发言，已涉及“十大”以前“四人帮”的罪行。
马天水得知“四人帮”倒台后，如丧考妣。10月27日晚上大会后，他还向徐景贤、王秀珍介绍他在“文革”时向群众做检查交代时纲上得高就可过关的经验，说：“现在什么都翻过去了！”流露出一种敌对情绪。他传播黄涛的话！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对“四人帮”的“事业”惋惜不已。
我们来看看马天水是怎样检查的。以下根据王守家记录和市委秘书处11月18日印发材料整理，因篇幅有限，删去表态性的话和政治口号，只保留他交代的重要事实。这是马天水第一次做检查，他从主席台后排站起来，走到话筒前，如同做报告一般说：“同志们：
我有错误，我有罪。“四人帮”搞阴谋、搞分裂、篡党夺权，犯了反革命滔天罪行，干尽了坏事。我过去把他们当作中央，有事不向中央办公厅请示，向他们请示，帮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几年来，我错误地把“四人帮”当作左派，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谁支持“四人帮”，就认为他是左派，我们就支持谁；谁反对“四人帮”，我们就认为他是右的势力，我们就反对谁。“四人帮”身边来的，或者观点相同的人，不论是秘书、演员、部长，我们是热情招待、请客吃饭。目的是打听消息，摸点气候。对国务院经济部门来的，多数同志因为观点不同，我们就很冷淡，很少有负责同志去看他们。
我说的右的势力大，就是说反对“四人帮”的势力大。因此，就陷得深、跟得紧了。下面我揭发、交代几个问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4合的时候，我和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首先问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的怎么样，要大力开展。我说，我们正在开展，只感到材料不多。他说，材料不少嘛。只要不以市委名义，下边印发是可以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我们立即印发了江西省负责同志（即江渭清）的传达材料，里面有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字。还印发了科技汇报会上有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副总理的插话材料。还印发了其他很多会议上的讲话和材料。当时下面有反映，有抵制，我们就压制。不以市委名义印发，不具名的印发或下边发，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
批邓开始时，张春桥要上海不要搞乱自己，但他要把兄弟省搞乱，要把党中央搞乱，要把国务院搞乱，要把有关部搞乱，打倒人家，这不是篡党夺权的大阴谋么？
我还转送过告状材料，收集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的，以及有些省的领导同志的讲话材料，实际上，我们已成为“四人帮”与其他省市的联络点。
我还插手外地的运动，如河南有一位同志来上海，反映在那里受压，我答应黄金海同她谈话，并整理了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材料，向“四人帮”送。她说没有钱，我们就对她的吃饭、治疗不收费。
直至今年7月份，王洪文批示，要外贸系统给外贸部送大字报。王洪文在计划会上批了外贸的一个文件，我们转发了。支持贴外贸部大字报，说可以点名，但是，点名不用财贸组的名义。
68年或69年，张春桥和我谈话，露出了周总理要见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他阻止了总理接触这些人。总理逝世后，群众要求设灵堂、送花圈、鸣汽笛，我两次问过王洪文，我就按他的意见办，不准群众设灵堂、送花圈，对鸣汽笛的还去追查。
张春桥反对和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说陈毅在上海影响很大，要狠批陈毅，肃清他在上海的流毒。回到上海以后张春桥就对陈毅同志狠批一通。
“四人帮”说无产阶级司令部51)姚文元为止。我就积极地压制批判、追查对“四人帮”有议论、有抵制的人。不仅对地方上搞得很厉害，对军队里搞得更厉害。
回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张春桥等人有些话也不能接受，后来就逐步接受了。72年底，我主持上海工作以后，对“四人帮”跟得更紧了，陷得更深了。74年以来，毛主席对“四人帮”做了一系列的批评，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讲过。
“四人帮”在今年9月下旬，派来了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向我们带来了口信。说：党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就是北京炸平，相信各地会出领袖。有这么好的群众一定会出领袖。还说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没有搞成，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这是要我们配合反党集团搞阴谋的信号弹。
萧木和写作组讲，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可怕，群众会起来把他们打倒，在上层、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最可怕。主席逝世后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威信高，但斯大林当了领袖。
今年夏天，警卫处要求调换枪支弹药，因为警卫处的重要问题一直是王洪文过问的，我要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提个意见，我写个条子给王洪文、张春桥，王洪文说：这样会惊动人家的。为什么会惊动人家呢，无非是怕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十大提中委、候补中委时，我们上海开4合准备的数字不多，他们要大批增加，结果代表中选不出这么多中委。为此，王洪文多次严厉批评我选代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连夜打电话在家里选人，我也帮他出点子，一夜在北京提出名单。
四届人大时，要我们送部长、副部长大批人选，阴谋妄图改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竟提出要我们准备30人。王洪文说30人少了不行，邮电部、教育部、组织部、公安部、轻工部、工会、青年团……王洪文讲至少3次，说中央一定要改组的，上海一定要准备人，四届人大前就准备。去年，王洪文还说中央各部委不行，你（马天水——笔者注）现在离不开上海，如能离开，你到国家计委去工作很合适。当时说：六机部准备-名部长，邮电部、建委、一机部、教育部、轻工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准备副职。六机部正部长名单我们已选好了，后来还有工、青、妇。公安部等已去了不少人。
他们为了篡党夺权需要有军队的力量，在中央抓不5彳军权，就在地方抓军权。张、王对上海警备区党委釆取又打又拉又压的分裂主义政策，妄图拉住地方部队为他们服务。借批林批孔的机会，张、王直接指使我们大整警备区的领导。72年市委、警备区党委两委会整得周司令心脏病发了。今年，王洪文还说过，周司令靠不住。李宝奇同志到警备区以后，王洪文一再问李宝奇政委怎么样，我说现在还看不出，不怎么样。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还指使我们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
因为南京军区和警备区领导对他们有所警惕，他们拉不了解放军，这样“四人帮”就更要控制民兵，他们将民兵自立系统，还企图吃掉武装部。我在这方面做了他们的帮凶。去年王洪文来上海，在会上说：现在军委要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过了20年之后，我还是要把这支民兵队伍拉起来的。”王洪文对民兵武器的制造和装配极为关心，经常过问和督促。这次武装叛乱根子在“四人帮”。
“四人帮”不仅插手兄弟省市，对上海更是搞法西斯控制。他们在上海搞分裂，“四人帮”各有自己的线控制市委。张春桥有上海的“张办”。“张办”秘书都参加常委活动，连电话记录都要向他送，有重要情况我必须向他汇报。张、姚和写作组直通一条线。王洪文直接控制总工会。他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对上海总工会主任的位置还把住不放，以致总工会的权力很大，工团主义严重。批林批孔不是市委先开会，而是工会先开会。半年多以来王洪文还直通黄涛一条线。有事再由黄涛告诉我们。
1968年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张对我讲：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做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他说过多次：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要怎样怎样的。提出“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的方针。毛主席对处理陈丕显的指示，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张春桥要黄涛口头带信，说：性质是敌我矛盾。陈丕显要解放，什么人都能解放。
在干部处理上，一是以“四人帮”划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搞小兄弟，对这些人当中有严重问题的还加以包庇重用。我还参与包庇了张春桥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叛徒。张春桥的老婆把情况写信给江青，江青如何回答的我不清楚。张春桥规定他老婆不要工作，但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生活上享受着高干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