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小组套房内攻击华国锋同志和纪登奎同志。2月22日晚，王洪文攻击叶剑英同志，并且指名污蔑各省和军队的领导同志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邓小平的老部下”等。2月22日晚，姚文元攻击华国锋同志。毛远新还攻击了王震副总理。23日下午，江青在十二省市会议上影射、攻击周总理，同时点了大批领导同志的名，后来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26曰下午，张春桥找马、徐、王谈话时，攻击了纪登奎同志。同时说先来开会的五个省的领导都难以转弯，对有的省的领导还指名攻击。25日晚，迟群、谢静宜来，和我们密谈，“江青放炮，王洪文揭材料，姚文元有理论，最后总是张春桥作结论”等。他们对绝大多数的政治局领导同志都作了攻击，有的甚至加以丑化。22日姚文元、毛远新来后，谈到中国像苏联一样变修后怎么办，毛远新当着姚文元的面说：那时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你反党、反毛主席，那时枪口就会对着你。”我们还收集了各部、各省“右倾翻案”的大量情况；我和王秀珍还传播江青对彭冲同志的攻击。我们到清华去听了一次“经验介绍”。
回到上海，派出记者，收集邻省的情况上报。外地来的人我们接见，有福建、江苏……送材料，议论形势，搞串连，继续分裂各省。把清华、北大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录》（初编、续编）等大量发送，给全国电视工作会议、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代表。我还向五个省熟悉的省委领导同志送了这两本材料，并写信暗示他们也和上海一样印发。我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全国右倾翻案的情况，进行煽动。继续交换材料，迟群打电话来要马天水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毛主席逝世以后，迟群和谢静宜送来新编的未经中央审定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各一本。
江青指示文化部组织几个电影厂给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几所大学和工厂拍I己录电影。
周总理逝世以后，我把上海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统统拉下来了。
早在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业务组领导工作的时候，张春桥就说过贬低华国锋同志的话。周总理逝世以后，我内心是想要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我觉得他树敌太多，资历不够，恐怕摆不平。我们对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大为意外。马老说：主席圈阅的不一定同意，让他们表演吧！王少庸说：射狼当道，焉问狐狸。冯国柱说：一号文件出个冷门。我和马天水都认为：华国锋同志为人比较中间，左右都能接受。
徐景贤说到此时，时间已晚，会议暂时休会。晚上徐景贤继续检查。他说！我到写作组说，“华国锋是摆设。”“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当第一把手。”
随后他专题交代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二章中，徐景贤、王秀珍的检查业已述及。徐景贤在此时检查中承认12日晚上，黄涛、廖祖康和朱永嘉、萧木，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和13号的反革命吹风！这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活动的一种恶性继续和发展，我虽不在上海，但仍要负最主要的罪责。”但他将自己于8日两次调集和部署民兵之事，轻描淡写说成是“写了一张字条，开了两个名单”。在讲话中，他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的，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
徐景贤说，上海民兵指挥部过去一直叫“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
的名称就是江青提出来的。后来，为与全国统一，张春桥下令改称民兵，仍然要把上海民兵指挥部作为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直属武装部门，不让警备区插手。去年七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锦江小礼堂，王洪文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今年2月22日晚，
王洪文到京西，说：邓小平想敲掉上海民兵的经验，上海民兵春桥和我两个人搞的嘛！1几年来，擅自发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轻重武器。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王洪文经常叫嚷要上山打游击”，“上海没有退路，两边一夹击，只能死守”等。萧木9月28日来传张春桥的口信，“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就等于下了反革命的动员令。
徐景贤说，在北京时，华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转变立场”，但我回来以后，立场未转变。我们以前不知道有“四人帮”。现在看来，我只是不知道“四人帮”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我是清清楚楚知道这四个人是抱成一团的。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性质，还把自己放在无产阶级一边。昨天马天水到我的办公室里说民兵问题我（指马天水）只能抽象负责任。马天水6月就准备6万支枪，批了不要入库。马天水在北京时就安排了后事，要到新疆去工作。
11月6日下午，轮到王秀珍检查交代。这年王秀珍41岁，矮小、虚胖，此时脸色苍白。她一口辽宁味的普通话。解放前家庭贫穷，1950年15岁时进辽阳纺织厂当了工人，1953年1月参加共产党，当选劳模，沈阳市人大代表。1956年后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中专）学习，1960年毕业后在上海国棉31厂任技术员、工段长。1966年夏给厂领导贴大字报。工作组进厂后，任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和工作组发生矛盾，在反工作组时认识王洪文，1967年2月任上海工总司宣传组组长。因造反派中党员少，女同志少，市领导需要一位女同志，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选定，1968年10月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负责人。1970年3月任上海市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上海市委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秀珍是王洪文1972年到北京后，在上海这帮“小兄弟”的头目，她说：“上海要选拔一个女副总理”，“京官不好做，本来是叫我去，我不去”。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她攻击华国锋是“老右”，叫嚷现在是右派登台，中间派观望，左派刚刚投人战斗。”扬言“要从上到下揪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她在一次常委会上，拿着上海印的材料，指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陈永贵、陈云、谭震林、王震、郭沫若等人的名，逐个攻击。1976年8月她要大家研究赫鲁晓夫怎样靠军队上台的。9月毛泽东病重，她说“现在要货真价实地干了”，“要用脑袋去拼了”。毛泽东逝世后她说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她做检查，按照马天水、徐景贤的路子，先揭发“四人帮”，然后才交代自己策动武装叛乱的问题。她说，从九大时起就跟着“四人帮”，崇拜他们，迷信他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跟他们干了很多坏事，犯了严重罪行。
一、首先揭发王洪文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去年5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王洪文在去年7月窜到上海，
就要给他准备一间办公室。意思是他不准备回北京了。有一次，马天水、徐景贤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脱口而出说：我有什么权！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学习班的权。什么要我主持工作，是他们把我往火坑里推。还说邓小平能见到主席，他见不51)。
姚文元也来过上海，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处境很困难呀。我身体还可以，还能挤公共汽车，我准备到五七干校去啦。他还说下半年要出什么事。我当时不懂他的意思。
对邓小平的解放问题，毛主席有过几次指示，“四人帮”一直是抵制的，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在今年2月就讲过：邓小平出来工作，江青是不满的。
毛主席作了批示，才不得不于1974年解放陈丕显。但是，还不甘心，王洪文于74年10月9日打电话给徐景贤同志和我说：陈丕显要解放啦，快卩彳专案办打报告，你们快点提一批一月革命风暴的老头头名单出来。我同其他同志商量提出了一份181人的所谓“老头头”的名单送给他，有十多个人都做了安排，在市委讨论陈玉显的职务安排时，原来提出安排为市委委员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张春桥说：先安排副主，党的职务以后再考虑。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意思，修改了原来的安排。
二、揭发“四人帮”反对、仇视周总理的严重罪行：去年11月月中，王洪文到北京后，不去看周总理。后来，去看周总理时，他没有说两句话，周总理就示意让他出去了。在周总理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一走出人民大会堂，王洪文就要去打猎。司机一听气坏了，耐不住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司机不肯开车，才没有去成。
三、揭发“四人帮”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分裂党中央的严重罪行：早在1969年，参加九大时，张春桥授意王洪文，对我们上海代表说：对几位老帅，不能给满票，要杀杀他们的威风。在张春桥授意下，用上海代表的名义请陈毅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议，实际上是批陈毅同志。我当时也是最起劲的一个。1974年初，姚文元离开上海时，在我们面前有意贬低、攻击一位老帅。去年3月，我在北京，张春桥当着我的面攻击某副总理。去年11月，王洪文从上海临回北京时，对我和金祖敏、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等说：你们不知道，中央斗争多么复杂，政治局就分好几派呀，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今年2月，到北京开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都给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同志讲，国务院各部，除了文化、卫生、公安三个部外，其他都怎么怎么不行，批邓没有批起来。谢静宜讲：政治局批邓，最有水平的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四人，还有另外两位还比较好，其他同志都怎么怎么不行。特别是毛远新攻击了好几位副总理。
四、揭发“四人帮”攻击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今年2月，到北京参加会时，马天水住宿处成了串连站。一些人大肆散布攻击、污蔑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言论。张春桥对我们说：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看来问题是难办的，有的恐怕不行了，弯子不容易转好。王洪文、张春桥等还指名道姓地说，这个人是“还乡团”的分团长，那个人是“复辟派”的头子。
我还把江苏一位同志的所谓“告状材料”，送给王洪文。还有河南一位同志来上海时，黄金海帮她写了“告状材料”。我把在上海收集到的一些材料寄给了迟群。兄弟省有的同志来上海时，我们把清华、北大编印的材料，送给他们，请他们到大学里参观大字报。我还同辽宁交换过上海和他们的大字报汇编。上海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串连站，一个公开的联络点。
按照王洪文的意见，市总工会打头阵，召开万人大会，发动揭盖子。各级工会层层开会，把党委撇在一边。请党委负责人到会，
实际上是批斗，还靠边了一批干部，有的至今还未解决，整了一些同志。“四人帮”利用、控制上海总工会一些头头（实际上就是王洪文的一伙小兄弟），自成体系，搞宗派，搞行帮，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贝彳，大搞)1页我者昌，逆我者亡，谁不听“四人帮”的话，就整谁，这伙小兄弟就是“四人帮”整人的打手。王洪文每次回上海，多次召开工会干部会议，有时还不让工会干部给党委汇报，完全把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我有时召集工会干部开会，也是这样做的。
关于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问题，王秀珍也同徐景贤一样承认自己有责任，她说：10月10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但策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是我。10日以后，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组织活动的继续发展，10月13日的反革命“吹风”，都是我在家时煽动、策划的必然结果，罪责完全在我。
当场有人质问王秀珍：做1000副手铐，要交代。
王秀珍回答说：市委决定，让上海工厂做的。这是8月的事。这次我策划武装暴乱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绝彳卩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长期以来，我头脑中只有“四人帮”，没有党中央。以为自己当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他们的“栽培”，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前途紧紧连在他们身上。所以把“四人帮”的垮台，就看作是“右派政变”，就要死保，就去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对武装暴乱问题的交代，是王秀珍检查的第五个问题。
王秀珍接着检查：
六、揭发“四人帮”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的罪行(年2月21日晚上，我们和辽宁、沈阳军区的同志去看江青。江青对我们说：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不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老的那么老了，怎么打仗？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王洪文说：现在军队新干部都被排挤了，只剩下某某某一个人了。去年，十届二中全会时，张春桥向我们说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74年3月去北京，王洪文对我说：批林批孔军队也开展起来了，是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总政也在动了。我现在到处放火，把军队批林批孔搞起来。去年王洪文在上海三个半月中，对民兵工作抓得很紧。9月18日在锦江小礼堂，同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开了一次会，我也参加了。他在会上提出了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问题，还讲了武器装备要多要好，一旦有事就好使用。会后，我们在两个区、一个县试行“两部合并”。
七、在推行“四人帮”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搞宗派活动方面的罪行（四人帮”在组织上结党营私，提出了不依靠党组织，不依靠群众，而是通过座谈、谈话方式，当场“相面”，听发言、看夕卜表的选拔干部的方法。召开十大时，王洪文对上海代表名单大为不满，说我们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他要黄涛和金祖敏两人，到代表以外的对象中去挑选中央委员。是各地名单中最后提出来的一个，拖了大会的时间。王洪文说，有的人历史复杂有什么关系。什么阶级分析，只要表现好就行了。王洪文对有问题的造反派老头头，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说：这些老头头不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到时候是有用的。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中，这几个人是起了“大”作用了。
在召开四届人大时，王洪文要金祖敏准备一大批名单，说是国务院各部都要掺沙子，都需要人。1974年我去北京，王洪文就要我选一点，抽上来到各组办工作。1974年8月29日搞过一批30个人的名单（部级18人，司局级12人）。1975年1月又搞了个16个人的名单（都是部级）。今年2月，张春桥对我们说，不要对各部送人了，如某某某到了北京，也不起作用。按这个黑指示，中组部要人，黄涛认为去一个人也不起作用，要被人家吃掉的，也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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