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王秀珍和“四人帮”在纺织局的亲信突出地宣扬王洪文。他们把王洪文的所胃“视察”，当作“特大喜讯”，对王洪文的所谓彳比示和讲话，印成材料，组织学习，开会交流，检查落实。在他们的吹捧下，王洪文俨然成了党的化身。张春桥要搞“张春桥思想”，王洪文也不甘落后，在上棉十七厂把一个车间当作他的点，说：要在这里摸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王秀珍忠实地贯彻，还仿效江青，多次用个人名义给厂里送材料。王秀珍亲自出马，命令上棉十七厂把王洪文工作过的办公室按照原样保存下来，当作圣地，供人瞻仰。王洪文还亲自授意王秀珍和在纺织局的那个亲信，编写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记。第一稿写成后，王洪文亲自审查了三遍，嫌自己不突出，作了三条指示。他说，“不要树碑立传，但是个人是有作用的”，“一般的人一般写写就可以了”，“上棉十七厂的夺权应该比一月革命早”。王秀珍效仿王洪文，要上棉三十厂写大事记为她自己树碑立传。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秀珍又到上棉三十厂，说！右倾翻案风来势之猛，涉及面之广，靠邓小平一个人刮得起来吗？要议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不要以为揪出邓小平，祸根就挖尽了，其实并没有挖尽，修正主义还会上台。”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她还说修正主义上台后怎么办？你们敢不敢打游击？！”说江青还要领着我们去战斗。难怪“四人帮”在纺织局的那个亲信和上棉十七厂的那个黑干将董秋芳连呼“大喜事，大喜事”。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了全体党员、全国人民的心愿，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四人帮”一朝覆亡，顷刻瓦解，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上述中说的“纺织局的那个亲信”是指唐文兰，因为当时还没有做组织处理，所以发言中没有，点名。
工交组基建组、化工局、建工局、石化总厂、吴泾化工厂联合发言揭发：30万吨合成氨工程，是中央1974年正式批准的项目。在一次接见全国基建代表和各省市负责人时，华国锋同志指示：进口十三套引进技术，争取一点时间，但要立足国内。上海同志打算自己搞一套，很好。中央各部要支持。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要弓进，我们要超过它。李先念同志说！进口翻版，无论女卩何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按总理讲的一用、二彳11、三改、四创去办。国务院有关部委为确保这项重要工程，在各个方面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四人帮”在这项工程酝酿的过程中，先是拼命进行反对，不同意建在上海。黄涛说工人群众设计、试制的成果“不成熟，没把握”，要“担风险”，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瞎来，欠考虑”。陈阿大说：“为什么都要自己干？化肥为什么不能进口？”1975年初，30万吨工程破土动工。大家听到石化部在广州与美方谈判时，美方人员态度十分傲慢的情况，都感到非常气愤，提出一定要争这口气，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抢在进口装置之前，把这一工程搞上去。但是，黄涛、陈阿大却冷眼旁观，从不过问，不仅不支持，还横加干扰，有意拖延施工，造成工程进度缓慢，不但不作自我批评，相反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中央部门。马天水说，“你们说一句话，30万吨就上去了？砍掉了多少项目，谁负责？”黄涛指责具体负责工程的同志到底和一机部一起搞的什么鬼？”这项工程搞成了，他们就贪天之功为己有。马天水曾说“搞得再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国产30万吨合成氨工程设备制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四人帮”认为可以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于是来了180度大转弯。1975年黄涛以市委办公室名义，炮制了一份整石化部的材料，王洪文批示，要黄涛立即行动，搞个情况报告，要越快越好。马天水、黄涛、陈阿大歪曲事实，说这个项目是他们“争来的”“抢来的”，还说这个是“第二个风庆轮”，逼有关部领导检讨，还要追“后台”。他们明明知道进口12套大型化肥设备，是毛主席1973年批准的，当时邓小平还没有主持工作，和邓小平毫无关系。江青竟下令追查“大化肥究竟是谁批准的？”黄涛攻击进口大型化肥装置是“奴化思想大回潮”。冯国柱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是“拜倒在洋人脚下，没有中华民族的骨气，没有无产阶级的气味”。陈阿大叫嚣要“为王洪文争气，为上海争气，这个项目搞上去，我们腰板更硬了”。
金山工程建石油化工总厂，1972年2月5日经国务院确定，周总理同意，毛主席圈定。可是张春桥在1972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和10月9日来金山工地时，说“我是反对引进的，如果不是为了翻版，我是不同意放在上海的”。1973年下半年，黄涛对石化总厂指挥部的同志讲“金山是上海的金山，金山工程是上海的金山工程，你们要听上海的，不要听北京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对大庆找了差距。黄涛说：“什么学大庆、学大庆，上海有上海的大庆，金山就是大庆”。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金山工地召开现场会议，但是，由于这个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不是“四人帮”定的，因此，马、徐、王和黄涛采取顶、拖、混等手法进行抵制破坏。谷牧副总理和各省市有关负责同志都已到上海，但会议材料还没有准备好，谷牧同志当时严肃批评指出，材料没搞好，会议不能开。黄涛变换手法，把大堆材料推给国务院来金山的同志，使会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嫁祸于国务院。现场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会后上海各报报道，只字不提“国务院现场会议”。今年3月，徐景贤秉承江青、姚文元的旨意，要金山工程拍故事片。他说：要害问题是要写最大的走资派。《春苗》只写了一个卫生院院长，《决裂》也只写了一个专员，要以金山工程为背景，写省以上的走资派，甚至更大的走资派。1975年10月中旬，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萧木，打电话给工交组说，王洪文回北京需要带几份材料作为重型炮弹，要石化总厂写一份，题目是“积极理解基本建设程序”。
中共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委员会揭发：批林批孔一开始，“四人帮”在上面反对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下面揪斗干部，搞乱基层。马、徐、王首先对上海机修总厂开刀。1974年3月18日，马、徐、王到厂里，王秀珍学着张春桥的话说：“过去我们夺了他们的权，现在又被他们这些人夺过去了。”徐景贤说！要开刀！”马天水说！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这方面的实际。”对干部“要狠狠地批，狠狠地斗”。马、徐、王还召开万人大会，把上海机修总厂作为全市一个所谓右倾复辟的典型在会上介绍，马天水亲自抓上钢一厂，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到厂指挥，揪大大小小的“复辟势力代表”。陈阿大跑到砂钢片厂和冶金局，在揭矛盾大会上拍着台子，说“为什么要搞批林，如果只一个单位复辟那就好办，这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一语泄漏了天机，目的是篡党夺权。1974年8月5日，清华、北大、党校三校大批判组给上海市委和上钢五厂党委写了信，说按照江青的指示“要来上钢五厂送材料”。王洪文还特地要廖祖康打电话给王秀珍，告诉马、徐、王要狠抓这件事。马天水8月6日写信给五厂党委，吹捧江青，说“这是对上钢五厂职工同志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关怀和鼓励”。同一天，又和王秀珍把江青送来的材料亲自送到厂里。8月8日下午，迟群、谢静宜专程到上海，在马、徐、王陪同到厂里。去年8月26日晚上，王洪文突然窜到上钢五厂，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跑完了3个车间，到上钢一厂第三转炉车间，根本不同炼钢工人接近。他怕热、怕脏，走了不到150公尺，竟先后用冰毛巾揩了6次面。他哪里有一点我们工人的气味。黄涛一看没有欢迎队伍，捅了一下厂党委副书记，说：“你们又不鼓掌，又不欢迎，是干什么的！”1958年9月28日深夜，毛主席到工厂，登上一号炉的炉台，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和炉前的工人、干部热情握手，亲切交谈，还接过火镜，察看炉火，询问生产的情况。周总理先后四次到过上钢一厂，两次到过上钢三厂，也到过异型钢管厂。周总理自己到工人食堂排队，吃几分钱的菜。周总理和我们工人心贴心，我们爱戴周总理。
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后，王秀珍到冶金局说“有人要一口气把地球吞下去”，“他们有后台”，“这次风源之大是空前的”。马天水到五厂说“这次斗争涉及人的面是很大的”“有挂帅人物”，“有得力干将”，“要一个一个逐步搞”。今年六七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为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向党中央进攻，黄涛指定上钢五厂派人前去参加会议。黄涛出点子、定调子，煽动上海代表先开炮，攻击所谓“大官们”。王洪文说！回去告诉你们厂党委要更加朝气蓬勃地投人战斗，斗争还没有完，棱角不要磨掉。”
上海的钢产量1973年比1970年增长120万吨。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从1974年至1976年钢产量连续下降，三年没有完成计划，而且消耗上升，成本超支，利润下降。“四人帮”和马、徐、王、黄涛、陈阿大是破坏上海钢铁工业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把责任推给基层，说“你们没有完成计划，使上海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压力彳艮大”，另外嫁祸于中央和国务院，说“给上海压的任务太重了”。事实上，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历来对我们冶金战线非常关怀。1974年9月，冶金部召开重点冶金企业会议，10月2日华国锋同志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6个多小时，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到工交组汇报，陈阿大听了两句，就讲了四个字！不准传达！”
面对以上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不得不低下头。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材料多处涉及徐景贤。徐景贤很紧张，说，按现有材料已够死罪，要争取个好态度，从宽处理。12月24日下午，文教口批判马、徐、王、朱永嘉、王知常。新华社上海分社揭批“四人帮”插手写作组经济组：朱永嘉利用经济调查攻击周总理。上海京剧团揭发江青革命旗手的画皮。上海人民出版社“朝霞”出版社揭发“四人帮”控制“朝霞”的罪行。理论队伍代表、上海师大的同志也做了发言。！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
经过20多天的准备，1977年1月15日上午，黄涛、陈阿大第二次做检查。根据王守家的笔记记录，这次黄涛的态度比较老实。
他说：我向同志们交代，我紧跟“四人帮”。我干了大量坏事，罪行累累。我利令智昏，过去没有把这些豺狼认识清，他们放个屁，我可以唱台戏。从1973到1976年四次计划会议上，做“四人帮”的帮凶一次比一次猖狂，是各省市的一霸。1975年11月计划会议，在王洪文精心策划下，采取一磨二顶三争的策略，破坏会议，目的是反对周总理。1976年计划座谈会，我为“四人帮”急先锋，狂叫“国务院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目的反对华主席。罪行严重。我严重罪行集中表现为“四人帮”的吹鼓手、急先锋、干将，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黄涛揭发，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王洪文说上海要跟上。张春桥说，最大走资派要点名了。要打倒一大批。去年国家计委要总结工业学大庆的材料时，我说，现在批邓，国家计委学大庆，方向不对头。今年9月9日王洪文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逝世，要做水晶棺，越快越好。到15日又说，水晶棺慢慢搞，因遗体能不能保存好是第一位的。
最后黄涛交代自己在武装叛乱中的情况。黄涛检查时像做报告，他交代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内容。
随后金传德揭发：你讲过！我不做假共产党员，我准备坐牢。”
大家纷纷质问：你和“四人帮”的关系？到北京多少次？你交代的是众所周知的。从北京回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怎么安排亲信，一个一个安排。总理逝世，各船鸣汽笛，为什么要追查？
黄涛不得不低下了头。
1月15日下午，继续开会，陈阿大做检查。随后进行揭发批判。前面群众揭批陈阿大的事情很多了，此次王守家只记了以前没有涉及的事情。陈阿大在外事方面不遵守纪律，不懂礼貌。1975年6月底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当天晚上宴请，原定7点接外宾，到时间陈阿大还在家里打羽毛球。黄涛却与马、徐、王和王洪文到一边开黑会。接待越南代表团，陈阿大对越南代表团说：中国橘子比越南好吃。越南同志说：各有各的味道，陈还强调中国的好吃，使越南同志很反感。
有人揭发：1974年计划会议时，要进口15套化肥设备。黄涛在大会上表态，说：上海1975年底，自己搞出一套。国家计委同志说，一个省市搞一套有困难，是否几个省市一同搞。黄涛表示进口15套设备是投降卖国。黄涛说“争投资也是一种斗争”，处处和国家计委对着干。黄涛和冶金部的陈XX、吉林的吕XX勾结的相当密切。
翁严诺揭发，批邓分三条线，朱永嘉从理论上批，黄涛从经济方面批，王秀珍从组织方面，批台阶论。
有人揭发：陈阿大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主席、副主席，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进政治局没有问题。政治局左派占多数，事情就好办了。
会上，许多人纷纷揭发、质问黄涛、陈阿大。
最后许萌总结！一、要下功夫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改造自己世界观，核心组带头认真学习好。二、继续发动群众，一件一件揭发调查，面对面斗争。专案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三、机关一些领导干部，过去说过错话，干过错事，要在斗争中多亮思想。
到1977年1月中旬，上海第一次全市性的揭批告一段落。
中央工作组在全市借调干部5万人，专职做揭批、清查工作。因为王洪文的小兄弟集中在工交系统，工交系统一直是揭批、清查的重点。从1976年11月以来，工交系统派出201个工作组，2221个人，重点了解1034个工厂。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工交系统面貌大变，以上海冶金局为例，冶金局下属共57个单位，运动分三个类型：一、主要成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领导运动，带领群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把自己摆进去，革命轰轰烈烈，生产热气腾腾，如上钢三厂、异型钢管厂、上钢二厂等。这类企业占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