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工作全面展开
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利用窃得的权力，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夺权、清队、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上海全市立案审查305225人，后事实证明96%是错案。在立案审查的人中，受迫害非正常死亡10407人，其中干部、知识分子3262人。加上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则不下150万人。全市原局级干部850人，靠边审查或打倒的有643人（包括非党干部34人和自杀22人）。仅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单位，由于部分师生揭了江青、张春桥30年代的历史，揭了于会泳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就被张春桥指责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全院700多人，受审查的有110多人，逼死逼疯25人。受到迫害的人竟占全院人数的六分之一。
清查工作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及王洪文小兄弟在策划叛乱的同时，也在准备“应变”。1976年10月12日，马振龙即在市轻工局召集人谈话，说要尽可能多地巴“新干部”保存下来，要布置一些人留在二三线不要出头露面。等到中央工作组来了之后，马对亲信说：你们揭发批判我，把责任统统推到我的头上。只要你们保留下来，今后就好办。市纺织局的几个靠造反上台的人密谋说：顶一个时期，形势就会好转。有人认为自己可能被捕，指定4个接班人，排好次序，一个垮台另一个顶上去。
写作组的秀才们从10月11日就开始销毁罪证。14日夜，徐景贤叫秘书将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王绍玺、陈冀德接到丁香花园密谈。谈话的房间正是十年前第一次见张春桥的房间。大家唏嘘不已，“十年一觉黄粱梦”，徐景贤表示，实在舍不得把一个同志往虎口中送。要核心成员团结，按市委(马、徐、王）的步子慢慢转弯子，争取写作组一个不倒。有的说，我们不行了，我们下面第三流、第四流的人还会起来。
中央工作组进人上海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甘心失败，四处散布流言，11月6日，解放日报社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工厂反映，交通大学贴出了‘彭冲滚出上海去’的大标语，快去报道！”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是这家工厂一个王洪文的“小兄弟”无中生有。这谣言甚至传到南京，说“彭冲遇刺”，警卫员也受伤了。江苏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询问上海，朱通华回答。彭书记很平安，没有此事，请各位放心。彭冲听到这个消息时，哈哈大笑。清查的工作量非常之大。苏振华亲自抓这项工作，经常和严佑民一起研究问题，及时处理、解决。1976年11月11日，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小组成立了，下设办公室。由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庸夫担任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从北京调来顾林昉（后为公安部副部长）、秦友三、宋世楷、林宪王、温景义、王阶平、薛元青、李声华、叶克林、栗晓松、殿彡龙、陈龙宝、张泰臣、肖若欧共14人，单独住在华山路招待所。1977年成立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负责全市揭批、清查、专案工作。各系统、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清查组织。清查重点主要是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和相当于县团以上的领导班子，以及“四人帮”直接插手和严密控制的基层单位。清查范围限于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办公室将收集、上报的材料分类整理，重要的材料及时上报市委，市委领导上报中央，以支持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为中央专案组编写“四人帮”罪行材料提供了大量材料。后来中央印发的“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之中，有98件是上海提供的。
当时社会治安也不太好，一些刑事犯罪活动与政治破坏紧密相连。如：上海自行车钢珠厂1977年1月15日公款被盗5000元。25日，厂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钱是他偷的，并随信附来人民币10元零6分，说这是10月6日的意思，叫嚣要为所谓“四大领袖”“报仇”，猖狂至极。
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委在1977年一二月搞了两次集中打击。一次在1月底，公审了223名罪犯，枪毙了26名，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有10多万人，事先将案例征求群众意见，参加讨论的有300多万人。第二次是春节前，全市统一行动，集中打击现行犯罪分子，据9个区不完全统计，批斗犯罪分子600多名，参加群众近20万人。这两次集中行动，打击了犯罪活动，伸张了正气，对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揭彳比“四人帮”运动起到很好的作用。贯彻中央第23、24号文件。
严佑民负责，树立三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典型
1976年12月5日，中央下发2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重新处理纯属反对“四人帮”案件的通知开始发到省军级，后扩大通知到县团级。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认为在上海重新处理这些案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上海直接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的人很多。在上海重新处理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发动群众。12月13日，倪志福主持召开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这个文件和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的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
严佑民对上海市委根据23号文件所做的通知内容做了说明，强调贯彻中央文件应注意的政策，他说：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处理过程中遇到复杂情况时，如有的人主要反对“四人帮”同时还有一些错误言论。处理时要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区别不同情况的原则。由公安、法院、武装部门等都组成专门小组处理。或由原单位处理的仍由原单位重新处理。过去特大案件，要经过调查研究妥善处理。处理中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如：一、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对其判决书、口供等当面烧毁。背着本人装进档案的拿出销毁。二、照发工资。三、安排工作，原单位安排，工人回到原单位。
四、被逼死的要向家属宣布，有生活问题的给以补助，对亲属子女受到影响的应消除。
党委加强领导。问题多的单位，党委有一人专门负责。上海造成问题责任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不在于办案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通知。
上海第一次全市性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临近尾声，1977年1月11日，上海市委专门成立贯彻23号文件办公室。各级党委在传达、学习中央23号文件和市委文件，迅速确定领导挂帅，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普遍进行排除分析，做了重新处理。
为什么上海直接反对“四人帮”的人很多呢？
1976年初，各派组织林立，各不相让，纷纷效仿张春桥、姚文元在市内各单位夺权。从1月6日张春桥策划徐景贤领导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与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联络30多个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后，到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之前，上海还发生过4次其他全市性造反派组织夺权事件，但是都因张春桥的分化瓦解、软硬兼施而失败。这些造反派头头被关，总部被砸，组织解散。张春桥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做法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这些组织的群众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张春桥的力量，曾有两次大的反对张春桥事件发生。
第一次起因是“文革”后到处揪叛徒。1967年初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组”收集到张春桥的妻子文静被日本人、伪军逮捕后自首事实的材料，1月24日在上海闹市贴出大字报，并贴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等标语。1月27日，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将张春桥的“材料袋”徐景贤拉到复旦大学扣押起来，以寻找打倒张春桥的突破口。张春桥闻讯大为恐慌，派警备师部队到复旦大学救人，被学生堵在校门口。学生们质问：是谁派队伍来镇压学生？！因为1966年8月毛泽东曾说过镇压学生的没有好下场，张春桥怕事情闹大了，只好28日撤兵。学生们印发“一二八事件真相”，到处散发。29日晚，愤怒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联合其他组织在复旦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并决定第二天和另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及一些工人组织一起在人民广场召开“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张春桥闻讯后紧急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求救。29日晚，陈伯达、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拍来特急电报，电报强调“红革会”犯了错误，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就是指向中央文革。张春桥马上下令出动广播车，沿街广播，同时印了20万份传单，广为散发。王洪文立即派人上街覆盖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同时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在巨大压力之下，“红革会”、“上三司”被迫取消了大会和游行，释放了徐景贤。第一次炮打张春桥失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由此垮台，他们在政治上受压，写检查、挨斗、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实际就是隔离审查，即由一派群众组织私设监狱。就连一般“炮打”的同情者到1968年毕业分配都受到影响。从此，徐景贤对张春桥更感恩戴德，死心塌地投靠张春桥。张春桥看到王洪文的力量和对他的忠心，更加器重王洪文及“工总司”。此次事件又称为“一二事件”。
张春桥、文静的历史问题铁证如山，再加上他们胡作非为，群众的不满一时虽被压下去，但内心并不服气。1968年4月初，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部分群众组织首先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的标语，很多高校、科研单位闻讯呼应。《文汇报》部分群众起草了《七个为什么？》，得到群众响应，市区主要街道到处贴着标语“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这次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求援。此时，江青、林彪两个集团相互勾结、相互支持。4月12日，林彪集团时任海军政委的李作鹏表态：不赞成炮打，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字报。并通过驻沪三军以及各单位的军代表进行传达。13日，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队伍对报社进行打砸抄，揪斗炮打张春桥主要发起者。此次事件又称为“四一二事件”。随后在上海市内大肆迫害参与炮打或同情炮打的干部、群众，又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上海人民10年来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斗争的情况，中央工作组心中有数。清查工作一直与揭发批判同步进行，简称为揭、批、查。严佑民一到上海，很快领导清查经过市公安局处理的2500个案件，这个数字并不是公安局处理的全部案件，其中一些案件起名为“防扩散”。因“四人帮”确有许多污点，所谓“防扩散”就是不准扩散、防止扩散、传播“四人帮”历史上的丑闻与问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只准写上污蔑中央领导，不准写“污蔑”的具体内容。这些“防扩散”案件，反对“四人帮”的比例大于40%-50%。市委、市革委的专案办公室39件“防扩散”案件中，有22件是反江青的，有6件是逼供信造成的假案。这仅是已发现的案例，全市各个单位还有更多冤假错案。有清查任务的单位数不胜数。仅以纺织、机电一局、化工、冶金、轻工、仪表等10个局，对所属1863个基层厂调查，就有873个厂有清查任务，占了47%。中央工作组的人员有卩艮，这么多清查任务，从何人手呢？
正如苏振华所指出的！及时发现群众中好的经验。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是搞运动、抓工作的必要方法。”会后，严佑民和办公室同志研究，选择了三个典型，以点带面。第一个是王洪文起家的十七厂；第二个是国防科委在上海的七一一所，这个所1968年参加炮打张春桥的人比较多，受到迫害的人也多；第三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三个单位情况不一，都是重灾区。
由于“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大肆带彳造舆论，十七厂的各级干部中，对贯彻中央23号文件有不少想法，有的认为“我们厂里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对象难找”，“落实中央23号文件没啥好搞”。于是，中央工作组采用专门组织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学习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经过学习，不少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说，十七厂是“四人帮”反党分子王洪文的老窝，他们严加控制，排斥异己，大搞法西斯专政，苦心经营了十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干部、群众早已恨之人骨。在十七厂贯彻落实中央23号文件精神，更必、时。
随后中央工作组通过四个渠道进行调查研究：一、举办，结、支书记、支部书记学习班，组织大家对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运动中查党处156，排，查文化大命”以来判刑、戴帽、定性等77个对象；二、同过去办案人员座谈，请他们提供对象线索。三、从群众揭发彳比判“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大字报上搜集情况；四、通过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材料进行研究分析。
通过以上反复排队分析，内查外调，初步摸清了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和受“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共有21人。其中：党员17人，团员4人。他们分三种情况：
一、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受到迫害的，有5人。这些人都是对“四人帮”的丑恶底细有所了解，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被打棍子、扣帽子，受到种种政治迫害的。
二、过去被怀疑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有4人。他们从学校分配来厂，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怀疑参加过“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三、本人虽然过去没有反对过“四人帮”，但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受到迫害的有7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整党和党团领导班子改选中，4个小青年成立《风华正茂》战斗队，在车间里进行串连活动，对个别新党员进人领导班子有意见。因此，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王洪文两次黑批示：“要注意他们搞秘密活动这一，点，后面有何人支持。”为此，对有的人实行了变相的隔离审查。还有是在1969年新党委改选时，3个党员投了王洪文所不中意的人的票，被扣上“右倾思潮”的罪名，进行批判检查，并暂缓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