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2-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振华、倪志福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进人政治局。彭冲直接进人政治局。林乎加、周纯麟、王一平、汪明章当选为中央委员。毛信贤、杨富珍当选为候补。
1977年11月，韩哲一为上海市委书记。王鉴、赵振清、汪明章、杨慧洁4人为市委常委。张承先为市委统战部长。
1977年底，苏、倪、彭一起领导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2月25日，苏振华主持开幕式，会议通过彭冲做的工作报告。30日，苏振华在闭幕式上讲话。会议仍然选举苏振华为上海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第一副主任、彭冲为第三副主任，王一平、周纯麟、杨西光、杨富珍、林乎加、严佑民、赵行志、王鉴、杨西光、杨恺为副主任。12月25日一29日，上海第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彭冲当选主席，赵行志、张承志、梁国斌、苏步青、巴金、李干城、赵祖康、黄赤波、冯德培、刘靖基、吴若安、王致中、周谷城、卢于道为副主席。11978年2月，苏振华、彭冲分别率上海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79年1月，因苏振华、倪志福调离，中共中央任命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严佑民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王一平、韩哲一任书记。4月，增加钟民、赵行志、夏征农为上海市委书记。杨士法、陈锦华、陈沂为市委副书记。
1979年12月上海召开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彭冲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王一平、韩哲一、陈锦华、赵行志、杨士法、赵祖康、王鉴等为副市长。严佑民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一平当选为上海市政协主席。
倪志福、彭冲谈苏振华作风、品格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及中央工作组在到上海之前，互相都不认识，但在上海的工作，使大家彼此有了了解，齐心协力，合作愉快。苏振华有心脏病，一直带病工作，但他觉得很顺心、很开心。苏振华常说：上海市委这个班子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生活中，互相配合得最好、发挥集体智慧最得心应手的领导班子之一。
紧张的工作使苏振华犯了心脏病，倪志福对苏振华夫人陆迪伦说：苏振华交给你了。有人找他，你就推给我和彭冲。日常工作由我和彭冲处理，我们向他汇报，有不对的地方再改过来。这样苏振华安心休息了半个月。倪志福说：一个领导要干好事，要有一帮人，要干坏事也要有一帮人，他一个是干不了的。
倪志福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吴德，一位是苏振华。苏振华同志作风民主，能团结人，待人厚道，我们成了好朋友，做到了无话不谈。
倪志福谈到苏振华的人品、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人们常常有这样的议论，说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好的，可到下面却被某些人把经念歪了，出了乱子。苏振华一个很大特点是他能认真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坚决贯彻执行，把中央的指示变成本地区的现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临危受命接管上海时，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在“四人帮”余党眼里，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当时的形势确实危急，“四人帮”余党要跟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文化大革命”中压下去的一派头头要搞串连，企图东山再起；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粉碎“四人帮”，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急需弓导；也有一些流氓地痞趁机捣乱。哪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可能出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的方针就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怎样把这两句话变成上海的现实呢？正女卩叶剑英元帅所说的，苏振华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这些经验都有利于苏振华对中央方针的深亥领会，他以方面大员指挥作战的特有风姿，领导我们制定了打好这一仗的战略部署，一步步打开局面，先以“四人帮”余党控制的上海市委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把那些参与武装叛乱、跳得很高、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把“四人帮”余党控制的市委常委，以开常委会的名义，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再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苏振华又与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及驻沪三军的负责人商量，要求他们加强戒备，特别是江、浙一线要高度警惕，防止“四人帮”余党贼心不死，狗急跳墙，并巴警备区与武装叛乱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上海不出乱子。在这个过程中又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这样，到1977年10月，就把“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篡党夺权、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等罪行基本查清，稳定了局势。
倪志福说，苏振华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民主作风好，为人厚道，遇事跟大家商量，集思广益，能够团结一班人发挥团队作用。正如李先念同志所说，这次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要靠苏振华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
在受命接管上海时，中央就明确告诉我们，苏振华和我在稳定上海局势解决问题后，还是要回到北京工作的。当时苏振华就跟我商量，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上海人民，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受“四人帮”打击迫害、又十分了解上海情况、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因此，他要我抓紧时间，咨询中央和国务院熟悉上海情况的领导同志，请他们推荐仍在上海却靠边的老同志。于是，我找到了谷牧，谷牧同志推荐了原华东局的韩哲一，原上海市委的王一平、杨西光等人。因此一到上海，我们除依靠工作组的同志外，很快就找到韩哲一、王一平等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在组建新市委时，就吸他们任、市书。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苏振华都能倾听大家的意见，发挥各自所长，一经商定，他全面负责，分头去办。应该说，当时参加上海新市委工作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外，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原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原驻外使节赵行志，还有陈帛华、车文仪、毛联珏等，都是经济、公安、干部、宣教文卫等方面的行家，他们都能在一个方面打开局面，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很快使上海工作改变了面貌。对工作组中的优秀年轻干部，从上海今后工作着想，苏振华提出应留一些在上海工作，例如陈锦华。苏振华就让我和钱之光同志商量，让锦华留在上海。我把意见告诉钱之光后，钱说既然苏政委和你要陈锦华留下，我没有意见。
倪志福说苏振华办事总是要做到精打细算，为将来接替他上海工作的人打个良好的基础。就说宝钢建设吧，是苏振华在1977年春节期间调查研究时提出的，后得到国务院的支持。1977年冬，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为宝钢选址考察了几处地方。1978年1月，苏振华又请海军东海舰队调驱逐舰到上海，勘察宁波北仑港地形。1978年12月正式动工兴建宝山钢铁厂。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宝钢点火时就断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前些年宝钢负责人在获奖会上对倪志福说，宝钢有今天，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的基础。倪志福回答道：有你们这句话，对我们是个安慰，说明当时我们设钢。
倪志福说，苏振华还有一个特点，便是他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传统作风。这对我影响也很深。当时我们带去的工作人员，因任务繁重，春节不能回去探亲，苏振华请海军派了一架飞机，把工作组家属接到上海团聚，安排食宿，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更加努力工作。家属来了，我们都是自己拿钱，请工作人员及家属与我们一起团聚，共度春节。当时在上海，中央和地方过往官员不少，但请客吃饭，都是我们自己拿钱。我们在上海工作，供给关系都在北京原所在单位，在上海没拿一分钱。这些做法，过去都少为人知，实际这是值得提倡的。
倪志福说，苏振华的这些特点和作风，一直给自己很深很大的影响，印象特别深刻。自己后来在全总、在人大、在天津工作，都是努力照着去做。他的一位亲戚在上海一所大学学习，不懂事，认为倪志福担任上海第二书记，他们不得了了。倪志福给严佑民写了一封信：如果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干坏事，你加重处理。严佑民将倪的信拿到学校公布，这位亲戚一下就老实。
鲁迅在谈到他和瞿秋白友谊时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倪志福与苏振华的友谊也是如此。他把苏振华视为自己的知己、同志和兄长。在苏振华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他第一个赶到医院与苏振华遗体告别，慰问陆迪伦。当时，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来看望慰问的络绎不绝，倪志福一直陪同接待。倪志福对悼词如何写法，如何肯定苏振华的功绩，当场请示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提了很好的建议。直到这些事都力、完了，他还不肯离去，还一再叮嘱陆迪伦节哀，保重身体。
彭冲也说，过去对苏振华没有接触过，在上海接触时间不算长，但印象却很深。同苏振华工作很好相处，彼此间很融洽，重大问题意见一致。苏振华很能团结人，对“一班人”工作很放手。他大度，思想开朗，大家心情舒畅，工作成绩突出，这与一把手很有关系。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粉碎“四人帮”是人心所向，苏振华代表着大家的共同心愿和共同意见。
晚年时，彭冲回忆上海的这段工作，他说：“我同他们（中央工作组成员）因工作需要，奉中央之命，直至一起共事，有的还是初次见面。可是相处很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从而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至今仍保持着友谊。在共产党内，这种风气应该是可贵而值得发扬的吧？”
赵行志的夫人欧阳洛回忆这段工作，说：行志喜欢提意见。苏、倪、彭作风民主，常常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