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到1978年5月，上海召开全市第二次至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以来，解决了“四人帮”上海余党武装叛乱问题。但苏、倪、彭等清醒地认识到，摆在面前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复杂，有些群众仍受蒙蔽，认为“四人帮”“也做过一些好事”，“路线是正确的，只是作风不好”。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买力、地痞、流氓、帮会、社会渣滓，各色人物应有尽有，社会情况远比其他城市复杂。1977年2月24日，严佑民在专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具体分析了上海的形势。他的分析代表了当时领导班子的看法。他说：第一，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地方。十年来，“四人帮”大搞结帮篡党，到处网罗流氓、文痞、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结行帮、拉山头、搞宗派，拼凑黑班底形成一股帮派势力，曾篡夺了市委的领导权，控制、掌握了一部分基层单位。我们搞掉了几个头面人物，砍断了这个帮派体系的上下联系，但还不能说这个帮派已被肃清，已经缴械投降。他们在武装暴乱的阴谋破产之后，继续顽抗。据专案对象交代，他们做了一二三线的部署。有的人继续进行反革命叫嚣，有的人消极怠工，制造事故，制造谣言，频繁串连，进行合法斗争。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影响较大的地方，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运动冷冷清清。第二，“四人帮”及其余党推行了一套反动路线，大量的修正主义谬论，流毒甚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特别是他们曾釆用“稳住上海”的反革命策略，更欺骗蒙蔽了一些群众。
第三，“四人帮”把社会渣滓当作依靠力量，颠倒了敌我关系，破坏了社会治安，败坏了社会风气，“四人帮”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第四，上海又是“四人帮”发迹起家的地方，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在上海起家，他们都有一段反动的丑恶历史，需要我们花大功夫查证。第五，已经被监护、隔离的专案，绝大多数是紧跟“四人帮”，参与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都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态度一般都比较顽固，少数人至今仍坚持反动立场，有对立情绪。第六，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同审讯特务间谍，审理刑事案件不完全一样，既要彻底查清他们的阴谋活动，在审查过程中又不完全把他当作犯人对待。这就需要讲究政策和斗争策略，掌握斗争的艺术，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和群众教育发动工作。
苏、倪、彭领导的上海市委一连召开了5次揭批“四人帮”大会。每次大会都是主会场有1万多人，另外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5万左右人在各单位拉线收听主会场的实况广播。各个系统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次。以揭批推动清查，以揭批推动整顿领导班子，以揭批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以揭批推动生产，将“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人们对“四人帮”的本质认识越清楚，各项工作开展才越顺利。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1977年3月，结合中央下发的这个文件，上海召开了全市第二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10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二）》，揭露批步四人帮”的罪恶历史，张春桥是国民党的特务，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结合1号文件，1977年5月，上海市委召开了全市第三次揭批“四人帮”大会。
5月9日，彭冲在市委会议上讲话，部署当前工作，专门谈到如何打开那些还在捂盖子的单位的问题。主要是领导班子问题没有解决，“四人帮”余党还有活动。他说：绝不可低估“四人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造成的破坏和流毒，一定把揭批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发动群众。特别要注意帮派体系。干部要特别清醒。7个月来上海取得很大胜利，要把“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全部搞清楚，把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将他们阴谋活动一件一件查清楚，不能自满、松劲。一定要抓好当前的大好形势乘胜前进，限期打开至今还没有打开局面的单位。具体措施是：一、开好全市性的揭批大会。二、准备召开一次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三、加强专案工作等。
5月12日、13日，11人在全市性的揭批大会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代表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发言，他们是学校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1967年5月在夕卜调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冒充共产党的组织，为首的宋振鼎就是叛徒，他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了这个组织。她说：当年7月，我们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我们大难临头，给我们加上一大堆罪名，什么“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以后还加上“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我们成为坏人。1971年5月25日，王洪文批示！请告化工局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搞清楚，一定要对此案加强领导。”对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要“严防扩散”，“不准追问”，“不准写名字”。王秀珍、黄涛跟着批示，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我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1967年8月，我们被勒令停止调查，大家商量由陈效宗绕道家乡山东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不料在公平路码头上，遭到绑架。“四人帮”及其余党派来的一群人手持各种凶器，将麻袋套在他的头，往汽车里一扔。陈效宗爱人抓住汽车不放，他们就猛力踢开她的双手。陈效宗爱人和孩子边哭边追汽车。这种情景与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抓人有什么两样？！他们将陈效宗拉到私设的审讯室，用垒球棒打他的头，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抽打，用铁钩子勾他的手，将皮肉翻出来。甚至将他8岁的女儿拉来。当时陈效宗眼睛蒙着，只听见孩子哭、叫喊，当他想去用手摸时，孩子在哭喊声中已被带走。并不断播放充满鞭打、惨叫的录音，严刑拷打了十天十夜。陈效宗遍体鳞伤，发着高烧，肾脏被打坏。1971年将他关在四面密封的大木笼里，后来关在不到3平方米的暗角里，头抬不起来，吃、喝、拉全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小间里，被子湿得可以拧出水来。马桶成了他吃饭、写材料的地方。还把他捆在椅子上，吃饭也不放开。陈效宗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仍然把他关到监狱。徐嘉然是和陈效宗一起到内蒙古调查的，并起草了调查报告。反复被刑讯逼供，其残酷令人发指。被打伤了不准去医院看病。伤势太重，送到医院要写明是反革命。最后为了销毁罪证，烧毁化验单、病历。在一次千人大会上，徐嘉然高呼“革命无罪”，马上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拖到地下室，两天两夜不给吃一口饭，喝一滴水。徐嘉然说你让我死，我偏不死，还有一口气，也要到北京向毛主席告你们的状。在第二次隔离的两年内，通读了毛选4卷和列宁全集36卷。陈美痕说：我将要临产，被拉到台上批斗。孩子还没有断奶，被关进封闭式的学习班，不准回家，不准我见孩子。两年后回家，孩子完全不认识我，呆呆地望着我。严中在战争年代有多种疾病，身体虚弱，仍被绑架、毒打，大口吐血。诊断为癌症，手术后，“四人帮”余党到医院介绍他的反革命身份，阻止治疗。王奇峰被折磨成癌症。熊自强不仅自己受到长达8年的迫害，刚进小学的儿子也被看成小反革命。6个人受打击迫害的直系家属就有30人。陈美痕的父亲被隔离两次长达4年之久，爱人被审查两年。龚书葵老师拿出300元支持我们外调，他的头被套上麻袋，遭到毒打。这些人将他的头揿在小便池里，逼他喝尿。6个人有3个被先后隔离、拘留2到4年，还有3个人分别关到有人监护的小屋子里，4个被抄家，被批斗几百次。手段极其残酷，名目繁多，如“疲劳轰炸”、“车轮战术”，从早到晚揪到各个班组游斗，有时一天十几场，不让休息，还有喷气式、挂大牌、低头弯腰，拳打脚踢，半夜突击审讯，甚至记录我们所说的梦话。总之“四人帮”及其余党对我们采用“没有材料也要整出材料来”的手法，大搞逼供、套供、诱供，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强加罪名。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还在收集、掌握6个人的情况、动态，意欲杀人灭口。
陈美痕说，我们只整了两页材料，他们整了我们180斤的材料。除了掩盖他们的丑恶历史外，更恶毒的是他们妄图从我们身上揪出“在中央的后台”，一再问“谁指使你们搞张春桥的材料的？”“你们到北京找过叶剑英？”他们训斥办案人员：“他们搞到我们心脏里来了，搞了张春桥，你们连他们的后台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对专案组的人也不放心，审讯时，办案人员有人问！张春桥到底参加过这个组织吗？马上有人说：别问了，再问下去，连你们自己也要倒霉的。如果不粉碎“四人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不仅要消灭我们6个人，连办案人员也要同受其害。
陈美痕6人的揭发上了中共中央下发的10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二）》。
1934年夏，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为共同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当时党组织对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进行审查，根据各人情况或者当时就分配工作，或者送延安学习、休养，而后分配工作。对叛徒一律不接关系。这些人回家后，有的不甘心，有人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成立各种名目的组织，发展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但是他们要与真正的共产党建立关系，才能使之合法。党组织审查时，不准叛徒回到组织，但是认可青年人追求进步、要求加人共产党的意愿，对这些人逐个审查，根据本人历史情况和表现，决定去留。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到延安的老共产党员因一时难以找到证明人，就重新人党。等到环境安定、条件允许，由组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承认以前的党籍。张春桥一方面公开大抓叛徒，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干部，仍填写1936年人党；另一方面当“人党”介绍人的真实情况被查出后，又隐瞒自己历史，不敢向中央报告，对这些做调查的知情人实行法西斯式的迫害，欲盖弥彰，更加暴露了他心肠歹毒，手段残忍。如果他取得最高权力，将中国弓I向何方，真是不寒而栗。
市革委会档案馆代表发言，他指出：姚文元的父亲毋；蓬子解放前混迹上海，“文革”初期唯恐人们从敌伪档案、报刊中发现这些罪证、资料，1968年2月徐景贤批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领导同志了，以后涉及他们的档案材料要直接送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对他活动过的地区档案也不放心，让王少庸于1968年2月派人到南京、苏州、杭州、合肥调查江苏、浙江、安徽敌伪档案的情况。1968年4月发生炮打张春桥，指出他的历史问题，“四人帮”更是惶恐不安。徐景贤1968年5月31日在市革委会清查档案小组的报告上批示：把徐家汇藏书楼、电影局、作协等单位收藏的30年代的电影、戏剧刊物全部封起来。张春桥马上在上面批示：同意采取三个措施：第一，立即将徐家汇藏书楼加封；第二，30年代的影剧刊物，统统加封；第三，责成一切图书管理人员，今后如在书报刊物中发现有此类材料，立即上报革委会，严防扩散。“四人帮”及其余党，搞了一个上海独创的“防扩散”文件，即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76号文件。6月1日张春桥批示：把防扩散材料送“吴法宪集中处理”。7月11日市清查档案组将一批材料送给吴法宪，其中就有江青的材料。这说明张春桥与吴法宪早有勾结，他们是一丘之貉。11月13日，清查档案小组和公检法军管小组写了请求报告，规定“防扩散”资料对象范围，除中央领导人夕卜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因为张春桥的老婆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也是叛徒特务。1969年11月金祖敏利用市革委会组织大权，窃取了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审查张春桥参加复兴社和党籍问题的重要材料三件(信），反映文静历史问题材料一件秘密送姚文元。姚文元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注：“内件未拆，不知内容，请报张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规定处理。”实际上姚文元将这些材料密藏了7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才从他的住地查出。1970年5月王洪文知道档案馆保存着张春桥历史材料，马上派人拿走，并说这个材料“谁也不能看”，“谁也不能讲”，由王洪文长期窝藏。不仅封存，还有抠挖。1966年7月，有人揭发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写过文章吹捧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就被抠挖。1969年10月以战备为名，将原上海市委宣传部保存的张春桥、姚文元所有批件、讲话、文章、书信等333件，其中张春桥314份、姚文元19份全部集中，作为特殊档案密封。1973年5月16日，经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批准，销毁姚蓬子亲笔写的材料11页。1974年7月28日，经马天水、王秀珍同意销毁姚蓬子材料32份。对接触过或者怀疑接触过张春桥、江青30年代材料的同志进行残酷迫害。1967年为了抓叛徒，市革委会材料组组织干部、红卫兵小将清查敌伪报刊、资料，有位同志接触过张春桥、江青30年代材料的，1970年2月将他拘留审查，关押了5年3个月之久，直到1974年4月才释放。而同时，九大之前成立九大资料小组，张春桥授意收集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材料49份。1969年1月20日，徐景贤派人从档案中取走陈毅1961年到1964年讲话6份。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将上海私自整理、张春桥亲自批改的陈毅同志“反动言论小集”印发给上海代表进行批判。1972年张春桥指使徐景贤把他们私整（老帅）的资料窝藏起来，张春桥恶狠狠地说“这是历史。”直到粉碎“四人帮”才查出来。最后他说，档案馆的领导也是贯彻执行的，犯有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