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社会转型与校园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
正在求学和逐步走向社会的当今青少年学生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他们的父辈相比，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吃过苦的父辈尽量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们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相比，他们吃的苦偏少、缺乏对苦难的真实接触，个体生命往往很难沉潜下来，而容易漂浮在人生的表层，只愿享受生活的阳光灿烂，而不愿去正视可能的风云变幻，导致生命的根扎得不深。因而当今的青少年在精神和心理上相对脆弱，缺乏韧性，行为往往容易走极端，遇事易冲动、消沉。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但内心却不乏空虚，在思想道德方面容易滑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优点是脑瓜子灵活，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一般表现出较好的精神状态，活泼、开朗、适应性较强，但一旦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的弱点也表露无遗：缺乏韧性，不愿受纪律约束，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应试教育的加剧使得他们及其父母更多地把生活围绕升学竞争而展开。以至于许多父母认为，孩子只要有了好分数，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在这样的氛围下，不少学生纪律意识缺乏，任性，不能接受批评而老师也不愿或不敢批评学生。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广泛存在。据新华网援引青岛22中长期担任班主任的尹德伟老师说，有些学生“不管自己对不对，只要不高兴，就威胁老师向报社反映，有的甚至以死相逼”。如果学生出现问题，不管什么原因，社会舆论都把责任算在老师头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陆士桢说，中小学校长有两怕，一怕学生在校时受到意外伤害，二怕家长和老师因学生教育问题发生冲突。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也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学生不好管，老师不敢管’在一些地方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在2009年8月24日向各省教育主管部门下发了一份名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文件，其中第16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这种学生不服管、不怕管，老师不敢管、不愿管的风气也带到大学，在高校更为严重。学生自由散漫，上课迟到、早退、旷课很平常，上课不认真听讲，上网游戏，贪图享乐的也不在少数。对此，学校管理者、老师虽然不认同，但是严肃认真的批评比较少。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事件就反映出高校学生的自由散漫。依笔者看来，杨帆教授管理方式尽管有些粗鲁，但其敢于批评、严肃课堂纪律还是应该肯定的。现在的高校教师大多数对学生都不会太较真，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一则和中小学相比，没有升学的直接压力，老师更没有直接动力去管好学生；二则高校教师比中学老师有更严重的科研压力，不好管的同时也无暇去管。加上高校大多规定老师上课的质量评价要由学生来打分、评判，对学生中的错误和不良行为不仅批评大多婉转，发展到有些教师到了 迁就学生甚至讨好学生的程度。种种因素导致校园里的“乡愿”风盛行。
所谓“乡愿”不能按字面理解为乡下人的愿望。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何谓乡愿，孔子未明言。据国学大师钱穆的解释：“一乡中全不得罪的那种好人，是人类品德中的败类呀！”钱穆还援引孟子的话来解释“乡愿”：“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钱穆解释为：“盖惟有特立独行之士始可入德，故孔子有取于狂狷。若同流合污，媚世伪善，则断非入德之门。”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27页。从孔子、孟子对乡愿的言语及钱穆的解释可以看出，对不良行为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就是乡愿。乡愿充斥，久之，则会混淆是非、对错的界线，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孔子把“乡愿”看成“德之贼”，可见其对道德风尚形成和道德人格的养成是有危害的。“乡愿”导致道德敬畏感的缺失，而敬畏感和道德权威对于学生内心的价值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一是人们的道德敬畏和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使道德约束在人们的行为中，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取而代之的将是人们对道德义务的冷漠和麻木，进而导致道德自律的不断弱化。面对当今青少年学生的纪律松弛和校园里的“乡愿”风，我们有必要加强劳动和纪律教育，这既是当今青少年学生所缺乏需要加强，同时又是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中容易放松的地方。
（二）劳动教育：开启道德教育的生活之门
我们知道，思想道德教育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传统教育，但是，让青少年学生体会和学习革命先辈们的艰苦奋斗精神仅仅靠宣传和讲授是不行的。通过参观、学习，请老革命、老红军讲亲身经历当然能使受教育者有所触动，但毕竟是间接的、一时的，况且老革命也所剩不多了。而人为地让他们去吃苦，去经历父一辈们那样的磨难，也不太现实，更无必要。
真正让他们体验到生活之艰辛，同时又感受到其中的乐趣与充实的是劳动。劳动和劳动教育既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启思想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钥匙。众所周知，劳动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一环，在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中都有重要体现。比如笔者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有：朱德的扁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纺车等故事。又比如，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念。在笔者这一代人中早已渗透在身心之中。但是在当今青少年学生中却恰恰缺乏劳动与劳动观念，他们往往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如不少媒体披露的那样，富二代不愿搞实业、管理企业，穷二代不愿进工厂打工，呈现出未富先懒的征兆。因此，加强劳动教育不仅是继承革命传统的需要，也是让青少年学生扎下生命的根柢，体验到生活意义的需要。劳动教育的意义表现在：
其一，劳动不仅创造生活的条件，也提供生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将劳动看做是人类诞生至今及未来生活世界的一个最基本或最主要的特征。它既是人类产生的主要标志，又是现实生活世界生存与发展的主要乃至全部的条件。“生活世界”是一个经由人类劳动长久的经验沉淀而形成的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系统。它们往往以传统、习俗和文化等形式或内容为人文载体，构成了日常的意义世界。这种在长期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日常的意义世界，既在个体的日常现实生活之中，又在个体的日常现实生活之上。通常一个范围较大的群体共同体便可能有着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在这一生活世界中，个体可能有共同的日常现实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对他们来讲有着“共同意义”，而这一共同意义便构成了个体的“生活世界”。因而“生活世界”并非单一的、无差别的意义世界，而是存在差异的、多样的意义世界。每一个体可以在自己所生长的共同体中寻找到意义世界，也寻找到自己的“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是一个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在这里，人的“有意识”的“实践”，就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既是人的类本质，同时也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正是在劳动以及劳动的交往与协作过程中，人类的道德由此生发。
道德的第二个特征，是道德生成于生活的沃土之中，是人类为了满足个体与群体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协调相互关系，求得共同发展的需要，以及自我肯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要而确定的一种平衡机制和实现方式。正如鲁洁教授所说：“道德是构成生活的根本要素，道德是生活中的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的需要，与生活无法割离，生活是道德的沃土。”鲁洁：《教育回归生活》，载《中小学教育》，2003年第12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是思想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一把钥匙，也是民族精神在今天青少年思想道德继承中的重要支点。劳动既创造了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与道德生成有密切关系。它创造了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精神性。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哥所说的，“人类特有的生活表现形式……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位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其二，劳动过程即道德体验和道德成长过程。
众所周知，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实践重于认知，仅仅传授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而劳动对于形成道德体验和道德情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在解决人类天生惰性与自身需要和交往的矛盾中，在个体或群体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体验方面，都具有无法取代的功能。同时，劳动本身就是一个身心共同参与的过程。如果儿童完成明确的劳动任务，那么就会产生和形成包括身体、情绪和情感等方面非常丰富的劳动体验：身体的体验，如劳动一开始时的有力到劳动后期的劳累、腰酸腿软等，由于受伤而导致的疼痛、麻木，等等；丰富的情绪体验，如兴奋、快乐、厌烦、痛苦等；情感体验，如看到父母或同学挥汗如雨的样子产生怜惜和敬佩的情感，看到同伴们在合作中勤奋劳动产生厌恶，等等。这些情绪和情感体验便促成儿童道德需要和道德信念的产生，从而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首先是一项树立道德信念的特殊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学生本身的内在精神力量以及他为实现种种道德原则而进行的积极奋斗。”《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5页。
如果说道德情感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是道德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劳动体验以及与劳动实践紧密相关的人类的需要、交往等活动，就是道德情感产生和成长的发源地。通过劳动，青少年获得了与父辈和先辈们的共同体验，因为任何人都生活于劳动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之中，因而对于先辈的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产生了更多的认可度。这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能实现道德教育效率。马卡连柯非常重视劳动过程本身的教育意义，他指出：“在教育工作中，劳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马卡连柯文集》（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劳动不仅是经济的范畴，而且是道德的范畴。”《马卡连柯文集》（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今天我们把劳动融入于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不仅可以间接体验、认可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化解生活的空虚；而且可以改变我们学校教育中重智育、轻实践的倾向，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劳动经验，便于大学生找工作和胜任工作。
加强劳动教育，首先，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志愿者活动。通过教育宣传让更多的青少年学生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志愿者行动是劳动教育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的活动。在锻炼了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同时也帮助了他人，更为社会树立了关怀、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其次，在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同时，适当地安排劳动课；在大学要加强实习、实训培养。在笔者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有劳动课的。今天，回忆起来除了辛苦外也感觉到充实和有意义。除学校重视劳动教育外，家庭劳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在我国传统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古代国人一直强调耕读为本。今天，我们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就是要加强劳动教育，这要求我们的家长应从小督促儿童、少年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而不是一味地围绕着升学、分数打转。社会统计表明，80后青年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他（她）不愿干或者不会干家务活，常常因家务活而吵闹，进而分手。这表明从小的劳动锻炼和劳动教育也事关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再次，我们的社会舆论、大众传媒也要更多地宣传劳动光荣，更多地反映普通劳动者的事迹与品格，形成崇尚劳动、劳动者光荣的社会氛围，而不是一味地充斥着小资情调、帝王争霸与英雄豪杰。
（三）道德教育的本真状态：用纪律来规范、以爱心去感化
1.纪律教育的道德功能
俗话说，好德性是造就出来的，不好的德性多半是娇惯出来的。赏识教育、尊重教育、鼓励教育固然重要，这些教育理念也应当传播和践行。但不能走向另一极端，不能批评、指正学生的错误。毛泽东曾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列宁也说过，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有铁的纪律。在革命战争年代，纪律严明是我党我军的一大优势，也是其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只有纪律严明，才能保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今天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我党我军的这一优良传统，强化纪律，树立正气，明辨是非，以此来扭转现今青少年中的娇气、任性，培养他们的法纪观念和团队精神，进而锻炼他们的意志与品格，就像好的钢材要经过锤打和淬火一样。
关于纪律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涂尔干在其名著《道德教育》中就曾明确指出：“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精神。”涂尔干：《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在涂尔干看来，学校纪律是儿童能够感受到自身有限性的第一种限制，同时也可以培养儿童处于具体社会生活条件中的规范感，所以纪律精神是对未来职业伦理和公民首先的准备。教育家夸美纽斯也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天性中有腐败的倾向，就像撒旦（Satan）播下的莠草，“因此，我们应当用纪律去抗拒他们……纪律应该时时经心，目的不在强迫用功，而在保证澄清的德行。”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