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说：“我们厂现在干部是能上能下，上和下都是心情舒畅，没有精神负担。新任领导用不着回避，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挥原来的上司，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体贴。”
王殊说：“一个出色的领导，一般在群众都有较高的威信，你能否说说，这种威信是如何在职工群众中确立的？”
袁勤生说：“这方面我也只能谈谈体会。其实威信是一种影响力，一种潜移默化为众人乐于接受的影响力。领导者威信的高低，反映其素质的优劣。威信不是靠地位来树立，地位给人以权力，但是权力不等于威信。威信的树立，我认为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取信于人的程度。古人用‘信’来树立威信有许多例子。如商鞅献策秦孝公，决定变法，为了取信于民，特地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于南门，然后张榜公布：‘有谁能把它移置至北门，便赏其十两金子。’起初，众人没敢响应。于是再张榜曰：‘谁能移置，赏金五十两。’终于有一人移开木棍，商鞅立即行赏。商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证实他的话是算数的。企业领导者要在职工中树立威信，首要的一条，就是说话要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不放空炮，不说空话，以信用来赢得职工的信任。取信于人，其实就是要诚实待人，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要以诚相待。对上实事求是不谎报成绩；对下真心实意，不欺骗职工；对外信守合同，团结协作；对内一视同仁，论功行赏。自己以身作则，凡要求职工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是企业领导者的美德，也是企业领导者的力量所在。
“二是事业的成功程度。企业职工一般不是凭你说的，主要看你做的，看你在事业上的成功程度。你工作不仅要兢兢业业，而且要有新招数，不断取得新成就。那么，他的威信就在职工中无形地树立了起来。现在，不少人都有在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有褒有贬。
褒的是说这个新官有干劲，有魄力；贬的是说这个新官上任后‘三把火’一烧，以后就没动做了。我认为，新官上任，广大群众都在注视你，困难企业的职工期望你去迅速改变面貌，雪中送炭；业绩好的单位也希望你去锦上添花，所以这‘三把火’不妨一烧。我的体会是，第一把‘火’，主要是点燃职工心头的希望之火，第二把‘火’要点亮事业不断前进的熊熊之火，第三把‘火’是点起催人奋进的马尾之火。但烧了以后不能熄火，这样才能不使群众失望。我觉得，一个企业领导，既要急功近利，更要深谋远虑，翻身仗要打，持久战要胜，不能为了追求近利而使企业削弱后劲，也不能永远是为了将来而年年无利，绝不能短期行为，要居安思危，年年从零开始，年年烧‘三把火’。当然，事业的成功还取决于领导者本身的计划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决策能力和外界各方面的条件。
“三是自身克制感情的程度。有人说，成熟的管理者能在想发脾气时不发脾气，在不想发脾气时发脾气。这句话看来有些玄，但我认为此话不无道理。这种不以主观意志为出发点，而是依据客观情势来表现自己的感情和风度，是一种特殊的个性素养。这种素养同人们斥责的口是心非、虚情假意有质的不同。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
前者是良好的个人素养与适宜的工作方法的统一，后者是市侩习气的极端表现。这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气度，我认为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将风度。具有大将风度者，不计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企业整体利益为重，必将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袁勤生一口气讲了很多，王殊在一边连连点头。末了他说：“听了你袁厂长这席话，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能把这家企业搞得这么好了。难怪有那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难怪有那么多的单位请你前去讲座。一个企业有否活力，关键在厂长。要是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厂长、经理有你说的以上三种素质，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就大不一样了……”
袁勤生谦虚地说：“王老，你既是革命家，又是外交家，你要给我们好好地指点呀！”
“哪里，哪里呀？现在后生可畏，我老了，主要是来学习的，应该多向年轻人学习才是……”
不知不觉，两人已谈了一个多小时了。离别时，袁勤生要王殊留下墨宝，王殊欣然命笔：“一别五十载，家乡大变样，黄昏堪欣慰，少年胜老年。”王殊说的少年，显然是指袁勤生。
如今，王老的这一真迹存于常熟档案馆。
和刘鹏、黄树贤对话
刘鹏说：“你的‘三个转变’提得好！”
黄树贤说：“要有效占领青年文化阵地。”
1987年9月15日和1993年4月11日，袁勤生分别接待了时任共青团江苏省书记黄树贤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鹏，与两位共青团领导汇报了教育、培养青年职工的做法和体会。
刘鹏当过知青，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后又在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固体力学专业研究生学习。曾担任四川省重庆市委常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团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997年至2002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又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2004年12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至今，是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
黄树贤毕业于南京大学文科班文史哲专业，曾任江苏省扬中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97年5月至2000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曾任中央监察部副部长，2007年10月起任中央纪委副书记至今，是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刘鹏来访时，袁勤生向这位共青团高官汇报说：“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青年职工的思想教育，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如果我们沿用过去的老方法，不针对青年人的特点，在八小时以外硬是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肯定收不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我在企业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组织号召转变为鼓励引导，从强制参加转变为吸引人们自觉参与，从占用劳动时间开展转变为占领业余阵地进行。进行适当的恰如其分的引导，是促使青年职工健康成长的关键。”
刘鹏说：“思想政治工作应该适应新形势，你的‘三个转变’提得好。”
袁勤生继续说：“青年工人的业余生活应该丰富多彩，为了满足他们求知、求美、求乐的需要，我们先后组建了篮球队、网球队、乒乓球队、剑术队和创作组，组织青年人开展歌舞、演讲、知识竞赛，举办猜谜、书法、象棋活动。除此之外，还开展‘一听二读三看’业余写作活动。听广播，读书读报，看电视、电影和戏剧。我要求每个青年职工通过‘一听二读三看’写心得体会，不需要长篇大论，仅写几句感想也可，凡是写心得者，均获电影或戏剧票一张。企业也从此取消了原来定期电影（戏剧）包场的做法。青年职工如写了好文章，除了在广播中播出、发给稿费外，还作为年终评选宣传积极分子的依据。”
刘鹏说：“你这方法很好，活动肯定开展得有声有色了。”
袁勤生说：“是的，当时我们收到的心得体会稿子很多。有一青年职工看了嘉兴市越剧团前来演出古装戏《玉蜻蜓》后，写了一篇题为《“玉蜻蜓”与一切向钱看》的体会文章。文章说，剧中人张国勋为了夺取金家财产，不惜把女儿嫁给金贵升，最后家破人亡。封建社会一切向钱看尚且没有好结果，今天假若我们一切向钱看，也是不对的。文章最后说，目前厂里即将年终分配，我们不能一切向钱看，应该要向前看，实行奖金储备，以丰补歉。我觉得这篇文章立意很好，是青年人内心真实思想的反映，提议在广播中宣传，并给予表扬。这让我深深感到，思想工作的渠道是多方面的，业余写作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写作，一方面让正面教育渗透进业余文化阵地，发挥潜移默化的教管功能；另一方面，后进青年写体会文章时，也不会尽写落后的话，总是从正面去思考，这样就达到了把思想意识逐步引上正路的目的。”
刘鹏说：“难怪你们厂的青年这样富有生气，朝气蓬勃了。”临走时，他欣然题词：“向常熟江南仪表总厂的团员青年问好！”
在接待黄树贤时，袁勤生说：“目前社会上年轻人犯罪率有所上升，要解决这一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业余文化阵地。我觉得，让青年职工养成自觉看报的习惯，不失为其中的一种方法。我们厂原来是公费订阅报纸，但这些公费订阅的报刊，除了在图书室能发挥作用外，其余的大多无人问津。我们给各科室订阅报刊后，又规定职工上班时间不准看报，下班时又不准他们将公费报纸带回家，所以大批报刊堆在角落里连翻都没翻。1987年我们改革公费订报刊的制度，让职工自愿订阅各类报刊，经费上采取‘私订公助’，凡订阅党报党刊的，公家报销70%的费用；订阅一般报刊的报销50%，订阅趣味类报刊的报销30%。我们算了一下，公费订阅和“私订公助”，企业支付的费用大致相同，但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黄树贤听了很感兴趣，说：“要有效占领青年文化阵地。你这样做，阅读的效果肯定大不一样了。”
袁勤生说：“是的。职工掏出一些钱订阅自己心爱的报刊，回到家不仅自己细细阅读，而且家人也一起欣赏。遇上好的文章，职工之间还交换传阅，报刊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有位青年职工对我说，他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每天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中缝里的内容也不漏掉，真正看出了味道。我感到，这样有利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往我们经常要与职工开会，有时开会纯粹是学习读报，会议开得太多，同样也是浪费。但如果不开会，那党的方针政策又如何宣传贯彻呢？这是一对矛盾。现在好了，职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回到家看报读书，学习时事政治，企业不需要付加班工资，既省了企业的钱，又让职工了解了国家大事，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一举两得。前不久，共青团和工会组织智力竞赛，职工们踊跃抢答时事政治题，让人看到了报刊‘私订公助’的效果。”
黄树贤连连说：“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