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隆冬下了一晚上的大雪，冰天雪地，早晨上班骑自行车的职工一路跌跤，有划破皮的，冻僵手的，湿透外衣的，然而全厂300多人没有一个迟到一分钟，厂领导对此十分感动。为此，袁勤生带着副厂长等人，特地将热腾腾的雀巢咖啡送进车间。职工们也感动了，有个工人一边喝一边热泪盈眶地说：“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喝雀巢咖啡，真说不出是什么味道！”还有一个工人说：“信任、关心，比什么都重要！”
一批美国、日本客人要来江南厂参观，上级保卫部门派人提前两天找到袁勤生，要他把厂里的职工排一排：哪些人属于内控对象？
提醒他要多加注意，还严格规定了外宾参观路线。袁勤生当场表态：
“我们厂里没有内控对象，职工都是工厂的主人，包括历史上受过处分的劳改释放的，都是主人中的一员。只有让职工们在外国人面前感受到自己真正是工厂的主人，才不会作出有害工厂利益或有损国格的事来。”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袁勤生的话。那些年里，联合国开发组织、联合国企业管理专家、联合国亚太经济高级顾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女子大学、上智大学、成蹊大学、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和智利、德国的社会学专家等大批外宾来到江南仪表厂参观考察，都从未出现过一起不符合接待要求的意外，他们的文明礼仪，还受到了“洋人”们的高度赞赏。
这就是袁勤生，一个既讲原则，又讲执行中灵活性的厂长；一个注重细节、体贴关怀职工，把中华民族传统中“将心比心”的美德融入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者型企业家。
“罚款是管理工作中的暴政”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社会上盛行经济罚款风，大小事动辄罚款。似乎罚款是治理社会和企业的灵丹妙药。随地吐痰，罚款；乱抛脏物，罚款；迟到早退，罚款；出了次品，罚款；自行车放错位置，罚款；公园里踩踏草地，罚款……一个“罚”字，把人罚怕了。据报载，河南有一企业，职代会通过的奖罚条例有6款57条，还有株连罚款的措施，用罚款来替代管理。进入新世纪后，汽车行业在国内蓬勃发展，有关部门把罚款盯在汽车的行驶和停放上。有的甚至伏在路边探测车速，弄得人不敢驾车行驶。
对此，袁勤生早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公共场所人员流动性大，要搞好管理工作，是否必用罚款的手段？他不敢苟同。在一企业里人员固定，就大可不必用罚款这一手段。所以，他在到任江南仪表厂不久就明确这么一条：在工厂内部管理中不搞经济罚款。
为什么不搞罚款？袁勤生的回答是，罚款至少有两大弊病。第一，罚款会加深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如果你对一个职工罚款，不仅让他在企业中心情不愉快，产生压抑感，而且会延伸到家庭。因为家庭经济大多公开，其家属肯定会知晓，这样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和。罚款以后，往往会增大干群之间的矛盾，产生对立情绪，本来可以用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来解决的事，会处于僵持状态。第二，罚款会逐步降低干部素质，削弱企业基础管理。他和组织部门的一位同志开玩笑谈过，如果提倡搞经济罚款的话，组织部门今后任命干部，不要考虑其学历文凭和工作水平，只要考虑这个人对人民币数额大小是否分得清就行了。只要详细地制定罚款条例，上班迟到一分钟罚几元，旷工一天罚几元，劳动纪律不遵守罚几元，质量指标完不成罚几元，违反文明生产制度罚多少元。所有内部管理都用钞票来做输赢，开个职工大会或发个文件宣布罚款规定，此后只要照章收钱就可以了，不用干其他事。即使有文凭、水平的人来从事这种组织管理工作，长期下去对细致的思想工作考虑少了，对复杂的企业基础管理不去研究了，一切用罚款来解决，其自身素质也会逐步下降。长期从事这种简单劳动，就会造成群众的错觉，认为当干部是最容易的，人人都能当，只要上级给个权，以权压人，以罚代管就完事。
1984年6月的一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季崇威来到江南仪表厂考察，听了袁勤生的介绍，问：“不搞罚款，怎么体现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袁勤生回答说：“罚款不等于就是经济手段，真正的经济手段应该是按劳分配。奖金的发放应有严格的标准和考核，不能用分等发奖、平均发奖等简单办法。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政权建设中的暴政，用罚款、开除来管理经济，这是经济管理中的暴政，我反对在企业中施行这种暴政。罚款是最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罚款是一个人权力的体现，而不是能力的反映；罚款是保护‘富人’的政策，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残余腐朽思想的发展。用罚款和开除职工来管理企业，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难以发挥。”他反问季崇威：
“你是否也注意到，凡是搞罚款的企业，职工分配大多搞平均主义。
为什么一方面搞经济罚款，一方面又搞平均分配呢？实际上这两者同出一胎，出自‘简单劳动’，它们都不是科学的管理方法，恰恰是违背了经济规律，是用粗暴、野蛮的手段来管理经济。”
季崇威听后感觉有道理，回北京后在国务院主办的《工业经济内参》上，发了一个《江南仪表厂不搞经济罚款》的消息。
袁勤生还认为，用罚款替代管理，其实是管理人员所患“管理近视症”的一种表现。患上“管理近视症”的管理人员，他们把职工仅仅看成是生产工具，而看不到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们像对待机器一样，用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对待职工。其恶果是，企业职工没有了主人翁地位，也没有了主人的劳动态度和责任感，没有了主人的劳动风采，束缚了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最终导致职工的不满、离心离德和人心涣散。
那年，袁勤生参加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上好多人议论，现在职工“一切向钱看”思想严重，主人翁意识淡薄。
袁勤生在会上说：“出现主人翁意识淡薄并不奇怪，这是干部‘一切用钱管’引发出来的。我在厂里公开宣布过，要是哪个干部罚职工的款，职工可以响亮地喊：我们一切向钱看。这叫‘等价交换’。工人为人民币奋斗，干部用人民币指挥，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带来严重恶果。所以，要推进企业的民主管理，强化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教育职工不要‘一切向钱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干部不能‘一切用钱管’。试想你当厂长的在大会上振振有词，号召职工不要‘一切向钱看’，但在企业管理中却到处对职工进行罚款，只准干部对职工罚款，不准职工一切向钱看，这不等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号召能起多少作用？”
有人说，罚款管理是改革开放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袁勤生认为，30多年来，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先进的社会管理方法，但也泥沙俱下，资本主义国家保护富人的社会本质，不是人类文明。如果全部照搬照抄是没出息的表现，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抄得再好也不能超越人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范围内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
袁勤生还认为，即使在公共场所，像那种伏在隐蔽处等候你违章，有的甚至引诱你违章，一旦就范，便神出鬼没地钻出来递上罚款单的行为，管理者自身希望他人违反规定，怎么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呢？这种做法其实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一罚了事，不仅不能有效地制止违章违纪，相反会助长逆反心理。有个公交车司机对袁勤生说，他超载带人被罚后，就拼命地抓紧带人，很快就能把罚掉的钱赚回来。浙江省一个亿万富翁有4个超计划生育子女和非婚子女，他曾和袁勤生说，如今违反计划生育被罚得挺凶，但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能摆平。袁勤生说：“罚款是一种消极的办法，而不是一种积极措施。西方搞罚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保护富有阶级的，而罚款对富有者是无关紧要的，起不到震慑的作用。我们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要使用这种方式，值得探讨！比如现在市场上的食品、药品造假掺杂，为什么罚而不止，禁而不绝？因为造假者都有这种心理：一是侥幸不被发现；二是即使被查，也是一罚了之，而且可以找关系，疏通环节免罚或少罚。权力掌握着罚款标准。像这种老百姓恨之入骨的事，不能由执法机关一罚了事，应该由百姓举报，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当然，也应专门立法。”
“权力不等于影响力”
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如何对待周围的同事，认真处理好各种关系至关重要。袁勤生说，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他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地位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但是有地位权力不等于职工都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听从他的指挥。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绝不是靠权力来领导下级，而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在职工群众中树立起威信，首先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企业，使你的下级和同事对你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你是有决心有能力把企业搞好的。另外，你要真心诚意地尊重你的下级和同事，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将别人的事（特别是尊严）放在心中的人，这样你的下级和同事，就会聚拢到你的周围，你的威信才会逐步树立起来。
袁勤生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虽然也有点名气，人称“卧龙先生”。开始时在张飞眼里，诸葛亮不过是个“山野村夫”，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诸葛亮在蜀军中威信越来越高，并不是他的军师地位，而是他用一把火（火烧新野）烧出来的。以后，他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用兵如神，屡创敌军。同时，他仁爱下级，关心将士，尊重他们的意见。
袁勤生在企业中有个规定，任何干部不得在职工面前居高临下地说要调动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说，作为基层领导，主要是考虑职工在什么环境、条件和氛围中才能有积极性，从而千方百计地创造这种环境、条件和氛围。如你面对职工讲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你就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职工不仅不会赞同你的说法，反而会对你产生反感，因为这样伤害了他们的主人翁情感。在处理和下级干部关系中，绝对不能让职工有厂长和谁亲，与谁疏的感觉。一个企业领导者，必须摆正位置，对待身边的同事和对待一般的职工，对待先进的职工和对待后进的职工，都必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另外，不能让下级干部养成唯唯诺诺，不动脑筋，毫无主见的媚俗习气。我对企业的厂部副职和中层干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厂部有重要决策或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必须都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认为，经常没有意见表示赞同的人不是好干部，不能长期留在岗位上。袁勤生说，这也是他向古人学的。春秋时期，晏子手下有个叫高缭的，在晏子麾下做官多年，从不反对晏子的决策，也没犯过错。有一天，晏子将他辞退了。晏子手下的人感觉奇怪，有人对晏子说，高缭在此做事多年，从来言听计从，不给他封官也罢，怎么将他辞退了？晏子说，我的见识有限，肯定有缺点和过失，需要手下人及时指出，但是高缭在我身边已足足三年了，却从来没有在任何方面给我指出缺点，我这里不需要这样可有可无的人。这是一代名人执掌公权的用人方略。那种没有主见，或者隐瞒观点，不肯说出真话，碌碌无为的庸人，肯定不能重用。对于光明正大、出于公心提意见、说观点、有主见的人，我们就是要从心底里尊重他们、重用他们。
袁勤生说，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有一则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位商人在路边行走，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铅笔推销者，顿生一股怜悯之心，便不假思索地将10元钱塞到卖铅笔人的手中，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走了没几步，他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妥，于是连忙返回来，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刚才忘了取笔，希望您不要介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您和我一样，都是商人。一年后，在一个商甲云集、热烈隆重的社交场合，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推销商迎上这位商人，不无感激地自我介绍道：“您可能早已忘记我了，而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就是重新给了我自尊自信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推销铅笔的乞丐，直到您亲口对我说，我和您一样都是商人为止。”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不经意的话，竟使一个不无自卑的人顿然树立起了自尊，使一个处境窘迫的人重新找回了自信。正是他有了这种自尊与自信，才使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优势，终于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功。
尊重其实是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不卑不亢、不仰不俯的平等相待，一种对他人人格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袁勤生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完美无缺，我们没理由以高山仰止的目光去审视别人，更没资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去嘲笑他人。尊重他人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尊重他人，也是人的一生修养以及自我内涵的表现，是人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甚至家人之间，有时候有些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注意别人的感受，不给对方留下足够的心理活动时间，与别人谈话时，只顾自己侃侃而谈，不给对方插话的机会；在听别人倾吐心事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对给自己提意见的人耿耿于怀，对批评自己的人作出不礼貌不文明甚至粗野的言谈举止，等等。这都是不尊重他人的不文明行为。当然，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也会遇到对方有意或无意做了伤害你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以宽容的态度原谅对方？如果你能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以别人难以达到的大度和宽阔的胸怀来对待处理，那么你的形象就会高大起来，你的宽容和大度就会让你的人格折射出更加高尚的光芒来。这样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尊重，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也一定会加倍回报你的。
江南仪表厂有名主管销售工作的副厂长，全厂产品的销售工作几乎都由他一手操办。当时，他家所在村的领导看到江南仪表厂有一款产品热销，也想在村里办企业，生产同类产品。村书记秘密地找到这位副厂长，承诺他回村后办厂后当厂长，并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还私下许愿在他退休后接村书记的班。说已和镇党委打了招呼。这位江南仪表厂副厂长看到了自己有进一步施展才华的前途，口头上同意了，但不好意思和袁勤生提出来。那位村书记就直接找到袁勤生，说：“和袁厂长商量一个事，很不好意思，你也知道我们村经济十分困难，想请你支持一下，让你的某副厂长回到村里办厂。”
袁勤生觉得唐突，因为事先未透露半点风声。问：“生产什么产品呀？”
“噢，也是生产仪表。请袁厂长给予支持。”村书记回答，显得有些尴尬，“如果你们厂有困难，就不必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