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65年，在英国人的遗嘱中就出现这个词。有人说，它起源于美国内战时期，讲德语的美国人说“OK”表示“OBERKOMMANPO”（最高统帅），当时美国有过这一军衔。有人说，某个德国新闻记者在文章末尾写上“OK”，意思是“OHNEKOVRETUR”（没有错误）。还有人说，可能起源于一个名叫奥托·凯撤（OTTOKAISER）的商人，他在检验产品后，在合格产品上都贴上写有自己姓名缩写字母的标签。美国辞典的说法是：184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马丁·范布伦在竞选时，用“OK”作为竞选口号。原来他出生于纽约的老金德胡克（OLDKINDERHOEK），用这个地名的头两个字母作为竞选口号，意思是“竞选成功”。语言学家则认为，这是由“ALLCORREOT”（完全正确）一词的奇怪拼法（OLLKORRECT）而来。
但是通常认为，“OK”来自美国的一位记者。1839年3月23日《波士顿晨邮报》一位记者在文章付印前写上了“OK”。研究古希腊语言的学者认为，这位记者曾受过古典的希腊教育。千百年前，希腊教师在批阅优秀学生的文章时，往往在末尾写上“0IAKALA”或“OK”，意思是一切都好，与英语中“OK”表示的意思（对，好，可以，行）差不多。尽管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OK”出自美国。
“掌故”的由来
现在一些刊物，凡对于谈论古代的轶事、或事物的出处，都叫它做“掌故”。顾名思义，就是掌握故事。“掌故”原是一种官职，从汉朝开始，“掌故”就是太常所属太史令的官，专门管理国家历来的故事。
唐代《官职志》中，设有“内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掌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以至轶闻、考记等等。又，唐代的翰林学士，有兼掌历史沿革之职，也称之为“掌故”。
后来历朝的文人笔记，凡搜集有关上层社会人士的轶事，朝野遗闻，民间传说，也统称之为“掌故”。现在，“掌故”在文体中，往往作为一种考古或典故叙述的性质，中间带有一点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成分。
“三百六十行”俗称的由来
我们常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来比喻各行各业都有专家、能手。这一谚语是怎样来的呢？
据考，我国从唐代开始就有关于“三十六行”的说法和记载。宋代学者周辉在他写的《情波杂志》一书中所记的“三十六行”为：肉肆行、鲜鱼行、海味行、米行、酱料行、花果行、宫粉行、酒行、茶行、汤店行、药肆行、柴行、棺木行、丝绸行、成衣行、顾绣行、针线行、皮革行、扎作行、故旧行、仵作行、网罟行、鼓乐行、杂耍行、彩舆行、珠宝行、玉石行、文房行、纸行、用具行、竹木行、铁器行、陶土行、花纱行、驿传行、巫行。以后在历代文人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记载，虽然略有出入，但都大同小异。
到后来又有“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的说法，这又是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数而言……。
至三百六十行之称，则见于宋（实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谓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也。”从他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三百六十行”之称乃由“三十六行”发展变化而来，至明代才出现。不论是“三十六行”，还是“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都是一个约数，为各种行业的总称。
“五谷”俗称的由来
五谷，是我国历史上相传下来的名词，常见于我国古籍中。据研究，最早记载这一名词的是《论语》，当时的五谷是指：稻、稷、菽、麦、黍，即稻子、谷子、豆子、麦子、黍子，泛指粮食作物。《管子》中曾将“稷”改为“秫”（指高粱）；《素问》中曾将“菽”改为“豆”，仍与之相同。
五谷，在古籍中还有不同的说法。例如《礼月令》中把五谷解释为：麻、黍、稷、麦、豆；《楚辞王逸注》中，则说是：稻、稷、麦、豆、麻。而在比《论语》更古的《诗经》、《书经》等书里，是没有“五谷”的记载的，只提到“百谷”，意思也只是说明谷物品种数量很多，并非真指一百种谷物。目前，人们普遍将“稻、黍、稷、麦、豆”称为“五谷”。
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句话的意思是靠近水边的楼台，必先得到明媚的月光。多用来比喻由于近便而优先获得某些好处的现象。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性情刚直，为官清廉。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映了他关心人民疾苦，高风亮节的伟大情操。因抨击宰相吕夷简被贬到陕西，在任安抚招讨副使的时候，训练官兵有素，抵御了西夏的进攻，安抚了少数民族，为加强北宋王朝的防御力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他的部下对他非常敬佩与爱戴，而且在他的培养下也都有长进。
后来，范仲淹又因故被贬到杭州做了知州，他的手下大多得到他的推荐与任用。有个叫苏麟的，在杭州做一个小小的巡检。他因公外出，未得到范仲淹的重用。
苏麟回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给范仲淹写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看后，知道他在发牢骚，就照他的意愿，重新给他安排了满意的工作。使“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诗句也成为人们熟知的谚语，流传至今。
“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人事关系、环境、位置的便利，而先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利益，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现象。然而，一生刚正不阿的范仲淹，晚年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小节，以致使这一形容不正之风的谚语与他联系在一起。
八仙为何过海
相传从前吕洞宾、汉钟离、张果老、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共八位神仙，为了渡过东海，踏险浪，战恶魔，各施法术和本领，最后终于到达了彼岸--蓬莱仙境。
原来在唐未时期，真的有个叫吕洞宾的人，他文武双全，相貌堂堂，因在朝中犯了罪，被发配到大海之中的长岛受苦刑。和他一起发配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平民布衣，也有皇亲国戚。在长岛，他们都蓬头污面，披镣带铐，饿着肚子干苦活。他们将终生被监禁在长岛。
每日里，他们隔着海面，望着对面的蓬莱丹崖山，很想渡海逃离长岛到内陆来。一天夜里，风狂海啸，里月无光，吕洞宾带着七个囚犯，砸了镣铐，偷偷地渡海了。
除了何仙姑坐着一个大脚盆外，其余的人都抱着一根大木头渡海。他们划了一夜，终于划到了蓬莱县城的丹崖山下，在临海边的一个山洞里躲了起来。拂晓，有个赶渔的渔夫，在山洞口发现了他们，当这个渔夫知道八个蓬头污面的人是赤手空拳从对面长岛渡海过来的时，便肯定八个人是神仙无疑了。因为这是凡人办不到的事。他慌慌忙忙跑到县衙门，告诉县官说，哎呀呀，不得了，神仙下凡了！县官闻言大惊，连忙令人抬了八顶彩桥，赶到海边去迎接神仙，可到山洞里一看，那八位“神仙”早已无踪无影了。
这件事，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和虚构，便编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八仙过海”的故事。
帝号·谥号·庙号·陵号
“帝号”，就是帝王的称号。封建时代，由于帝王的名字不准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称“皇帝”就可以避讳。“皇帝”这个专称，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
老皇帝一死，新皇帝上台，就应为死去的皇帝另起一个称呼，这就叫做“谥号”。从周代开始，国君诸侯死后，要追加谥号。如西周最后一个君王死后谥“幽”，以后就被称为周幽王，春秋时诸侯晋公重耳死后谥“文”，后人就称之为晋文公。到了秦朝，秦始皇认为后人加谥有失帝王的尊严，于是废除了“谥”，规定从“始皇帝”起，依次排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谁知才传到二世就垮台了，这个规定也就行不通了。
皇帝死后，在太庙室奉祀，特立名号，叫“庙号”。汉朝第一个皇帝刘邦死后，刘盈接位。新皇帝刘盈以刘邦为“汉太祖”，并且尊号为“高皇帝”，并令各处立高祖庙，刘邦于是就被称为高皇帝或高祖。高祖，就是刘邦的“庙号”。开国皇帝的庙号一般称为“祖”，其它的称“宗”。“祖”、“宗”这种用法，大体在唐朝定型。
“陵号”是为死皇帝的坟墓所起的尊号。例如北京昌平的十三陵，是除朱元璋和朱允火文以外的明朝十三个皇帝的坟墓。定陵，是朱翊钧的坟墓，已被发掘开放。孝陵，是朱元璋的坟墓，在南京。至于朱允火文，是被他的叔叔朱棣推翻的，生死下落不明，所以没有坟墓和陵号。
再谈“谥号”，谥号就是按他的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历史上的帝王所得的大都是美谥。例如西晋第二任皇帝司马衷，在位17年，政治腐败到极点，死后却被谥为“惠”，意思是仁慈。为什么把恶说成美？一是因为谥法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制定的；二是给死者以美谥的，一般是已死皇帝的法定继承人。吹捧死者，可以美化和加强自己的地位。与此相反，也有一些贬意性的谥号，如幽，厉，炀，灵之类。享受这种谥号的，大多是末代皇帝和某些在皇族内部斗争中倒台的皇帝。给死者以恶谥，无非是为了说明死者被推翻的必要性和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性。此外，一些有地位的大臣死了，皇帝也要给他另起一个称号。
年号趣谈
我国自汉武帝创建年号“建元”始，于清“宣统”止，史上共使用过710个年号。
封建统治者视年号为福祚标志，往往屡次更换，刻意求新，汉武帝在位54年使用年号11个，唐高宗在位28年，用年号14个。明清以后大部分皇帝只使用一个年号，人们便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了，如“万历皇帝”、“乾隆皇帝”。
年号一般用二个字，如“崇帧”、“雍正”、“康熙”，但也会超过二个字的，如梁朝有年号“中大通”，北魏有年号“太平真君”，唐朝有年号“天册万岁”，北宋有年号“太平兴国”、“太中祥符”。
年号反映了“君位天授，长治久安”的封建皇权思想，这样造就了许多相同的年号，如“建武”用了七次，“中兴”用了六次，“建平”用了八次，“永兴”用了六次。
晋哀帝上台，改“升平”为“隆和”，由于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当时民谣唱：“升平不满斗，隆和哪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足。”朝廷闻而不欢，改年号为“兴宁”，人复歌曰：“虽改兴宁，复聊无生”结果，晋哀帝崩，在位近五年。
唐德宗初拟改年“元庆”，后用李泌之言，改“贞元”，合贞观，开元之名，以取法两个先皇，这是合成年号。南宋皇帝也大部分采用合成年号。如“兴隆”合建隆、绍兴，“乾道”合乾兴、明道。
历朝都取皇帝年号，虽然吉利之词，无奈民间常用拆字法来分析年号，以卜吉凶。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民间有人拆“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于第十年帝崩这也许是巧合罢了。
宋徽宗改元“宣和”，有人拆“宣和”为“一家有二日”，果然后来徽宗、钦宗同帝，后来，两皇帝被契丹掳走，见契丹国宫门亦名“宣和”悔之无及。
古人的字与号
古人在取名之后往往还要配字。文人雅士，除了名、字之外，还常常要取别号。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寓怀”。先看取字的方法：
字与名同。明代戏曲理论家、文学家冯梦龙，取字“犹龙”，字与名是相同的。
字、名义反。南宋哲学家朱熹，取字为“元晦”，字的含义与名相反。
仿效前人。北宋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南宋大诗人陆游因慕秦观的为人与为文，取字为“务观”。
字、名呼应。清代的戏曲作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取字“举重”，是因成语有“任重道远”，“任”与“重”呼应。
互为因果。南宋爱国将领辛弃疾取字为“幼安”，即取“从小根除疾病，自然得到安康”之意。
古人取号也相当有意思。号以室名。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书房名为“陋室”。亦以“陋室”为号；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寓居上饶，筑“带湖稼轩”，亦以“稼轩”自号。
号以地名。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生长于四川江油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宋代诗人姜夔曾寓居浙江吴兴，与苕溪名胜白石洞天为邻，故取号“白石道人”，人称“姜白石”。
号表情趣。东晋诗人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因其“宅边有五柳树”，以之为号足见其淡泊情趣；北宋文章大家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因其自谓“家藏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老翁，老于五物之间”而怡然自得。
古语为号。近代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出自《庄子》一书中“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欠”之句。
号表志向。近代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谭嗣同号“壮飞”，均表示立志投身革命的宏伟志向。
号表仰慕。古人有号景陶、揖庄、梦苏者，表明对陶渊明，庄子、苏东坡等的景仰之情。
古人的称呼
我们在阅读古代诗文的时候，常常碰到对同一个人出现多种称呼的情况。例如壮甫，有的叫他子美，有的叫他少陵，有的叫他杜工部，有的叫他杜拾遗。如此繁多的称呼，初学古代诗文的人还以为是指不同的人。为了弄清楚古人的称呼，必须了解古人取名字的习惯。
古人有名、字、号的区分。出生以后命名，束发时命号。古人的号，有的是自己取号，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有的是死后的谥号，如陶渊明死后，友人私谥号“靖节”。
古人互相称呼，有的称其名，有的称其字，有的称其号，有的则称其官职。以前面所举的杜甫为例：甫是他的名，子美是他的字，杜甫在长安杜陵东南的少陵住过，因此，他自号“杜陵野客”、“少陵野老”，世人也称他杜少陵。
杜甫曾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官职，所以又有人称他杜工部、杜拾遗。此外，古人还有一种自称，例如女子对丈夫自称“妾”，朝廷官员对皇帝自称“臣”，皇帝对已自称“朕”。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已经盛行，朝廷设有《进士登科记》之类的卷宗，记载进士的族系、名字、籍贯、行第（即排行）、履历等情况，以备查考。因此，在唐代诗文中，除了名、字、号、和官职外，还出现以行第相称的现象。有的还把名、字、号、官职和行第串合在一起称呼，使称呼更加复杂化了。例如李白诗中称杜甫为“杜二甫”、“二”是杜甫的行第；白居易诗中称吴丹为“吴七”、“吴七正字”或“吴郎中七兄”，“七”是吴丹的行第，“正字”是吴丹的字，“郎中”是吴丹的官职，“兄”是对吴丹的尊称。
唐人的行第，有的依祖系排列，有的依父系排列，这就使行第称呼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同一个人因依族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行第。例如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有人称他“宋五”，有人称他“宋十一”。这种行第称呼，不但给现代人阅读唐代诗文造成了困难，甚至连古人有时也不知到底指谁。
几种称呼溯源
有些刚刚接触古书的人，常常不懂古人之间的称呼，甚至望文生义，造成误解。其实，只要了解一下这些称呼形成的根源，弄清其中的道理，就不会出措了。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足下：意思是“您”。为什么叫“足下”呢？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十九年，后来又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在封赏功臣的时候，曾经跟随他出逃的介之推，本来应该受到封赏，可是介之推却携带老母跑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派人到绵山找他，他躲着不肯出来。晋文公就用烧山的办法迫使介之推出来，不料介之推却抱着一棵大树被烧死了。晋文公非常悲痛，就让人砍下这棵树做成木屐，穿在脚上，平时总是看着脚下的木屐说：“悲乎，足下！”“足下”这个词本来是“脚下面”的意思，但是由于它最初代表一个为晋文公所敬重的人，后来就演变成为对人的一种尊称了。
鄙人：意思是我。周代规定乡村每五百家为一“鄙”，后来鄙就成为“乡村”、“郊野”的代名词。说自己是“郊野之人”，意思是说自己粗俗浅陋，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