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
长忆吾师品格高，岁寒三友结深交。尊崇孔孟亲儒者，易学精研一帜标。传国粹，不辞劳，等身著作意丰饶。入门弟子多才俊，教泽长存众口褒。（黄拔荆林丽珠文学院1954级校友，黄拔荆为厦门大学教授）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黄寿祺教授晚年入党记述◎徐金凤
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系里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黄寿祺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兼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他是我的恩师，亲炙教诲，获益良多，终生受用。黄寿祺先生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于“古稀”高龄加入了伟大的党。当时我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青藻和我一同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黄寿祺教授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其入党申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态度很坚定、真诚。
新中国成立前，他追求进步，是位民主人士。早在福建师专任教时期，就向往进步事业。他的得意门生不少是当年地下党的骨干，比如高材生叶挺荃，思想先进，学业优秀，是校内“学运”的领导者。黄老曾说过，他“时时向我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使我对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而寄希望于共产党，实自此时始”。叶挺荃后来为革命壮烈牺牲，令黄寿祺先生深为震撼。在黄老的一生中，受吴承仕（字检斋）教授的影响至深。吴承仕是著名的经学家、国学大师。黄寿祺先生在就学中国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系期间，他是系主任，除在课堂上听讲以外，还承他之约每周五上午到他家面授半天，历时3年之久。吴承仕受业于章太炎，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我党第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学的老辈学者。后因日寇汉奸的迫害而染疾，于1939年9月20日逝世。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的挽词为“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黄老于20世纪80年代写有诗句云：“晚岁终成新战士，长教后辈吊英魂”（见《纪念先师吴检斋先生绝句》），表明了后辈对先辈恩师的追念心迹。
共和国建立以后，黄寿祺先生积极靠拢党组织，1958年就提出了“入党”的请求。因当时受到“运动”的冲击而被延搁。“十年动乱”期间，黄先生遭受严重迫害。他对林彪、“四人帮”深恶痛绝，但是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又重新递上入党申请书，1981年送交自传，同年6月20日，他被党支部一致通过，接纳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次年7月1日又承批准转正。参加党组织以后，他自豪地说“加入党的队伍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应该在余生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又在《黄寿祺自传》中说：“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终究要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诗言志。黄老于入党前后才情充盈地撰写多首绝句，辛酉（1981）春月《述怀》云：“七十如今已不稀，九旬还可望期颐，愿将暮齿为蚕烛，放尽光芒吐尽丝。”《建党60周年纪念日献辞》（二首）其二说：“我已行年垂七十，何期能作党婴儿，但求永保童心在，绝假纯真志不移。”“放尽光芒吐尽丝”，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象而坚定地表示了他要为党的事业、为其一生钟爱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心愿。“但求永保童心在，绝假纯真志不移”，婴儿是不能、也决不会离开母亲的，童心永葆，绝假纯真，永远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表现了他与党同心同德，奋斗终生的思想。
黄寿祺先生自认为，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在全校举行的宣誓大会上，他代表新党员讲话：“论年龄，我是在座中最年长的一位，论党龄，则是最年幼的小学生。”全场师生报以善意的笑意和热烈的掌声。入党后，他像孩子般兴奋地对亲友说：“共产党伟大，入党了，我此生之愿足矣。”他的光荣入党，在校内外产生着积极的影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厚示研究员以他为榜样，追随黄先生之后也加入了共产党；我校教育学院高时良老教授，与黄寿祺同年同月同日生，又是老同事，耄耋之年也加入了党组织。
黄老入党时还在副校长任上，有一段时间仍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尽管他年纪最大，职务最高，又是师长，然而他没有任何架子，始终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与会，摆看法，谈认识，交流思想，共同提高。他是按时缴纳党费的，有时还亲自上门将党费交给组织委员，有时因外出开会，便托亲属代交，从不拖拉遗漏。1984年，他的儿子黄高宪也参加了党组织，这时他家已有3位党员，即女婿李悦照和他父子俩，他说：“我们家里可以成立个家庭党小组了。悦照你党龄最长，就你当小组长吧。今后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要指出来，不能讲面子呵。”他就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虚怀若谷。
黄寿祺教授入党之后的10年，在学术研究上处于新的黄金期。我国高校第一家正式命名的“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黄老为首任所长。他以学科带头人的身份领衔老、中、青研究团队，进行艰辛的学术探研，并以显著的科研成就，使该研究所迅速崛起为“东南易学重镇”，享誉海内外。1983年4月至11月，黄寿祺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之邀赴京整理吴承仕先生遗著，出版了《吴承仕读书提要》等3部著述和多篇研究文章。黄老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至第四辑），以及有关易学的系列论文也在这时期陆续发表，在易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我于1984年9月，陪同先师黄先生赴山东曲阜参加孔子诞辰2535周年纪念会，他递交的《从易传看孔子的教育思想》论文参与学术讨论（当年登载于《齐鲁学刊》），引起广泛关注。这些论文都是黄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黄老与其高足张善文合著的《周易译注》一书是我国易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研究硕果，为学术界所推崇，比利时汉学家曾试图以英文或法文将其翻译出版。黄寿祺教授于1990年2月至3月间，应邀赴美国洛杉矶考察、讲学。据美国《1990年华商年鉴》（南加州版）报道：“易学——使人类聪明的学问。由世界易经权威、中国大陆著名易学教授黄寿祺先生担任院长，主持讲授易学原理及易经应用等。”这是黄老积极推动《易经》走向世界的感人之举。
令人深为感动的是，1990年6月间，黄寿祺先生在病榻上坚持参与“党员登记”，写道：“我自1981年以来，能在校、系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我现在虽然年迈体弱，仍愿意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他对党所说的最后的话。一个月过后，黄寿祺教授即在福建省立医院与世长辞了。福建师范大学在追悼大会上称他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赞誉，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徐金凤文学院1954级，副教授）翰墨寓深情——回忆与黄寿祺先生的一段交往◎林可济
1958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来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开始了长达50多年哲学教学与科研。百年老校，百年沧桑，可以回忆、反思的事情太多了。这里，我只想说说在30多年前，我与黄寿祺老先生的一段翰墨情缘。
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情。某一天，在长安山校园走路时，刚好遇到黄先生迎面而来。黄先生是中文系的老教授，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系，但他早已是个著名学者，上年纪的教师一般都认识他，何况那时我已经在本校工作了20多年，与他有一定的交往，还就若干问题登门拜访向他请教过。在我向他问好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喜欢书法，能够写一写给我？”这太突然了！我虽从小爱好书法，习过碑帖，但并不擅长，充其量只是个“业余水平”。偶有涂鸦之作，也难登大雅之堂。但在他面前，又不能推辞，只好先接受下来再说了。究竟写什么才好呢？踌躇再三，只好冒昧地向陈祥耀老先生请教。陈先生建议我采用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两句诗：
苍龙日暮犹行雨，
老树春来更着花。
用以上诗句来描绘黄老当时的境况，表达我对他再次焕发学术青春的良好祝愿，倒是非常恰当的。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不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之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亿万群众，扬眉吐气。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正是重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好时光！当我把写好的字送到黄老手上，请他指教，他不以我字写得欠佳为忤，竟连声说好，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后来黄老在学术上，特别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又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这是人所共知的了。行文至此，我谨向陈祥耀老先生当年所给予我的及时指导，表示由衷的谢意。
让我料想不到的是，黄老在不久后，竟然亲自挥毫，写了一副对联给我。他写的是黄山谷的两句诗。诗曰：
世上岂无千里马，
人中难得九方皋。
黄老在对联大字的两边分4行写道：“敬录黄山谷诗句书赠可济同志并乞正腕时同教学于南台仓前山己未五月六翁黄寿祺。”
古人说，书品即人品，字如其人。黄寿祺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儒雅长者，他的字雍容大气，法度严谨；先生又是经过岁月风雨锤炼的大学问家，笔墨的意境如同心境，光风霁月，浑厚高远。黄山谷诗中所说的九方皋，春秋时人，精于相马，与伯乐齐名，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黄老先生录山谷诗句是为了鼓励我，他古道热肠，奖掖后辈之情，让我感动不已。
悠悠岁月，30多年过去了！特别在黄老仙逝之后，每当看到黄老的墨宝，总会感慨万千！以黄寿祺老先生之为人、之为学，称之为“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大学，特别是像我校这样的百年老校，她是多么需要足够多的像黄老这样的大师啊！
梅贻琦先生受命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的当天，在全校大会上发表的著名的“就职演说”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8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高校在物质条件方面，早已今非昔比。如今，大楼林立，大师安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时，钱老深有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代培养的大师相比！”并且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的确是一个摆在中国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面前无法回避而又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其实，杰出人才的成长自有其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有了杰出人才的成长，然后才谈得上发现与选拔。否则，即使有“伯乐”和“九方皋”，也是枉然！在20世纪的20~40年代，许多教育家、思想家在如何培养人才方面不乏真知灼见，至今仍被人引为美谈。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后，就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办学方针；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铭中，更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按理说，我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像我们这样拥有骄人“大楼”的百年老校，是应该培养出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名家乃至大师，使大学成为传承文化、造就人才、服务社会的科学殿堂，让学校成为万千学子寄托着诸多期望并终生怀念的精神家园。这是我在纪念黄寿祺老先生100周年诞辰、迎接我校建校105周年校庆时一个由衷的期盼和祝愿。
（林可济教授，曾任马列部主任、管理系主任）笑忆中文系的两位祖师爷
◎林正让
记得1962年夏天，我刚从福清乡下考进福建师院时，心里是有些怨气的：觉得自己中学成绩优秀，高考也考得不错，要不是家庭成分不好，是应该进厦门大学那样的重点校的。但到校后，听高年级同学说，师院中文系的师资特别强，光正副教授就有8位，远远超过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我的心中才暗暗庆幸。高年级的同学还说，我们的两位系主任都是国宝，正主任黄寿祺教授是闻名全国的易经研究专家，连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来福建时，也要登门求教哩。副主任俞元桂教授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特别是现代散文研究方面在华东地区独树一帜。抗日战争刚结束时，他还作为战胜国派遣人员参加过对日本的接管工作哩。这些话如雷贯耳，使我备感兴奋，心中自然树立起两位系主任气宇轩昂的高大形象。
可惜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基础课，授课的多是副教授或讲师，我还无缘结识大名鼎鼎的两位系主任，心中一直觉得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