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和邵洵美是朋友，经常出入邵家。单纯、天真、美丽的绡红深深吸引了比她年长24岁的徐訏。为达目的，徐訏先赠书，后写信，辞藻美丽，词句烫人，十五岁还在读中学的邵绡红简直不敢读第二遍。在写第四封信时，徐訏约对方见面。带着紧张、害怕、慌乱当然也有一丝骄傲的心情，邵绡红准时赴约。徐訏先领着她在一个小吃店吃了包子，然后两人便去公园散步，走着走着，徐訏突然抱住这个十五岁姑娘要吻她，绡红吓坏了，本能地把徐訏推开，徐訏却轻声说：“别怕，别怕嘛，在国外……，这是没关系的。”邵绡红后来说，这句话像毒刺一样刺伤了她，瞬间，徐訏的形象在她心中一落千丈。她愤愤不平地回忆道：
“原来，他是那么随便！他把我跟美国一些轻佻的姑娘一样看待！那几封信里，我视为世间少有的那些诗，我原以为是他独为我而吟，现在看来，对于他，一位大作家，一位大诗人，或许只须信手写来，无需动真情的。他是随意挑逗姑娘的情，是在寻找感觉，构思小说情节吗？难道他对我下这番功夫就是为搜寻下一本小说的素材？是借以燃起他写作的激情？”
尽管是十五岁的姑娘，也明白自己是受了欺辱，于是，掉过头，大步向公园外走去。徐訏自知失礼，默默地知错地跟在后面。
后来，得知详情的邵洵美狠狠地将徐訏训斥了一顿。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徐訏和一位小学女教师葛福灿结婚了。葛福灿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结婚后，就辞职呆在家中，忙于家务和照料丈夫的生活。那段婚后岁月，对徐訏来说，是舒适而宁静的。不久，女儿出生了。但徐訏却变得忧心忡忡。作为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觉得在新社会很难找到立足之地。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他和妻子说好，等自己在香港立足后，再把她们母女接去团圆。然而，在上海苦等四年之久的葛福灿，最终只等到徐訏寄来的离婚协议书。徐訏在香港爱上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少女，两人的关系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也许这时候，热恋中的诗人才想起自己是有家室的人，想结婚，必须先离婚。
木已成舟。葛福灿虽万分痛苦，心有不甘，但还是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意离婚。当有人问她为何同意离婚时，她以一种大度的口吻说：“我想到他一个人在外，没有人照料哪能行呢？所以我同意离婚。”平淡、温厚的话语背后却是满腹的辛酸和无奈。
在徐訏心目中，除了爱情，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作为有妇之夫，他竟会向异国女性求婚；作为长辈，竟敢情挑朋友未成年的女儿；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却在香港谈情说爱，全不顾病妻弱女在上海如何苦度岁月。
因为信奉爱情至上，唯我独尊，只要遇到自己的喜欢的女性，他就会毫无顾忌地爱我所爱。在他的寻爱之路上，此起彼伏的是旧人的眼泪和新人的欢歌。
当然，还有一首首哀婉凄迷的诗。
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鲁迅的婚姻是旧时代的产物。母亲为他挑选的妻子，他极不满意，但因为不想伤母亲的心，他违心地接受了这一特殊的“礼物”——朱安。婚后，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成亲后，鲁迅只在新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母亲房间。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一去多年。
回国后，鲁迅和朱安虽在北京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两人并未同居一室，相互间的交谈也少之甚少。
朱安私底下曾吐过苦水：“老太太（鲁母）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话都几乎不讲，又何来肌肤相亲？
鲁讯也曾对密友谈过自己的生活：“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这里的“Wife”显然有特定的含义，指性生活。
平心而论，鲁迅和朱安之间的差距委实太大，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海龟，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村妇。不可逾越的差距，带来了无法消融的隔阂。
不过，朱安一直在努力，她想以自己的勤勉、温顺、贤淑来挽救自己无望的婚姻，赢得丈夫的温情。
然而，终归没有受过起码的教育，又一直生活在闭塞沉闷的生活环境中，她的一些努力反而加深了两人间的隔阂，加剧了婚姻的破败。
鲁瑞曾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答：““和她谈不来，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鲁迅摇头，叹气：“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朱安原本是想迎合夫君的，但因没文化不得法，反而弄巧成拙，落下话柄。
从外表来看，朱安似乎过于普通。她矮小迹近侏儒，消瘦几近干枯，不过，在她的身上却蕴含着乡下女子特有的温婉、善良和坚忍。尽管鲁迅几乎从来没给过她一张笑脸，她依然把丈夫的衣食起居当成头等大事，对丈夫的照顾永远是无微不至。曾住在鲁迅家隔壁的俞芳曾回忆道：
“大师母（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朱安不识字，但她知道鲁迅的“写字”是神圣不可打扰的。所以，她白天都在厨房忙活，几乎不去书房，以免打扰丈夫。有时，同院的俞家小姐妹吵闹，朱安也提醒她们不要吵大先生，甚至低声下气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闹，让他安安静静地写文章。
朱安和鲁迅很少交谈，她并不知道鲁迅爱吃什么菜，但她自有办法。她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假使一道菜吃剩得差不多或吃光了，她就揣摩鲁迅一定喜欢吃，下次就多做一点。这一细节显露出一个女人的细腻，一个妻子的苦心和一份难以诉说的深爱。
鲁瑞知道儿子不喜欢朱安，但儿子毕竟是儿子，当母亲的舍不得责怪。怨气，偶或控制不住就发泄到儿媳身上。
鲁迅在北京时，即便在严寒的冬天，也只穿单裤（有人说这是抑制性欲），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嗔怪朱安：“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朱安奉老太太之命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上衙门后，偷偷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能穿上，可鲁迅却将棉裤扔了出来。老太太不甘心，又托孙伏园劝鲁迅穿上，鲁迅回答：““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鲁迅的话，冠冕堂皇，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对朱安来说，这句话却像一柄匕首，闪着寒光。有妻子的人，却坚定不移地过着独身生活？听到这样的话，朱安的心只能像冰窖一样凉了。
于是，阴冷的砖塔胡同上演了这样一幕。
一次，鲁老太太寿诞，家里请了些宾客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穿戴整齐走了出来，跪在亲友面前，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鲁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罢，叩了头，退回房中。鲁迅对朱安的这次突然“袭击”很不以为然，对朋友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迅的这句话我不敢苟同。朱安是个老实、本分、木讷、寡言的乡下女人，她做出这样的举动完全是被逼无奈，并且，这次过激行为，恐怕耗尽了她一生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个泡在苦水中的女人，向命运作孤注一掷的抗争，尽管是无望的；这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弃妇，向夫君作破釜沉舟的回击，尽管是徒劳的。
朱安没有放弃，她孜孜矻矻地努力着，她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期盼命运能发生转机，期盼自己温热而柔软的心能感化另一颗冰冷而坚硬的心。然而，她等来的却是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于是，一切的努力都化成泡影。她命中注定只能凝固成一座望夫石，供后人凭吊、洒一掬同情之泪。
彻底陷入绝望中的朱安，说出这样一番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墙底的蜗牛，多么精彩的一个比喻！它概括了朱安的一生，那么传神，那么一针见血！在饱尝了孤独、凄楚、绝望之后，朱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并通过“蜗牛”这个比喻将其活生生展示在世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墙底的蜗牛”这个意象浓缩了朱安漫长的凄楚的一生。是一辈子的苦熬，炼出了这个比喻。真正的蚌病成珠。
鲁迅去世了，鲁母也去世了。北京砖塔胡同只剩下朱安一个人，形影相吊，茕茕独立。尽管上海的许广平对朱安的生活时有接济，但在物价飞涨的动乱岁月，朱安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不得已，为了活命，朱安想到出售鲁迅的“遗物”——藏书。得知这一消息后，上海的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许广平、内山完造等纷纷写信劝阻，还推举唐弢和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唐弢、刘哲民见到了朱安。唐弢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会面经过：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去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去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女友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谁也没想到，朱安会把自己说成是鲁迅的””“遗物”，但我们却不得不叹服，“遗物”这个词用在这里显得精准无比。事实上，没有任何词能像“遗物”这样准确道出朱安的身份、地位、处境以及她一生的意义所在。
我想，心如死水的朱安，已经能坦然接受她作为“遗物”的残酷命运。让她凄楚和愤懑的是，即使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是所有遗物中排名最后的，最微不足道的。你看，当鲁迅的遗物（藏书）将要被出售时，整个文化界都不安了，竟然派人克服重重困难，从上海赶赴北京解决这一问题，而当同样是鲁迅遗物的她，面临生活的绝境时，却没有人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予以救济，相反，人们总是说，因为交通不便，汇兑困难，无法给她寄去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经过文化界人士的劝说，朱安终于变得深明大义，她终于决定，宁死也不卖鲁迅的遗物。身染沉疴后，她这样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的病是没有好的希望了，周身浮肿，关节已发炎，因为没钱，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因先生的遗物我宁死也不愿变卖，也不愿去移动它，我尽我自己的心。”
不卖遗物，不愿接受来路不明的捐助，许广平的接济又是那么有限，而且还是断断续续，那么，朱安怎么活下去？只有苦自己了，也就是把裤腰带勒紧再勒紧了。营养不良，当然就抵挡不了病魔的侵入，终于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灰暗的一生。
其实，为了生存，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出售鲁迅的藏书，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倘若鲁迅地下有知，对朱安出售藏书的想法，他即使不赞成，但也不会反对。鲁迅临终遗言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朱安去世后，有记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鲁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无声无息地活了六十九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确曾做了一件让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当我们凭吊与瞻仰这时代的圣者的遗物时，谁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这些遗物的苦心呢？”
其实，朱安出于生活所迫，是想卖掉鲁迅的遗物的，只是，劝她的人多了，她才于心不忍了。原本穷困的她只得更加俭省地生活，病了，因为无钱，得不到正常的治疗，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
众多文化界人士想保护鲁迅的遗物（藏书），劝朱安顾全大局，节衣缩食，这一点无可厚非。——朱安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众人的热心与朱安的妥协，在我看来是有违鲁迅初衷的。如果鲁迅知道，为保护他的那些藏书，一个困苦中的女人，生活变得更为困苦，他会作何感想呢？
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可有些人为什么一方面背着鲁迅语录，一方面却做着鲁迅根本不赞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