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大量资料证实何金水就是这样一个人留下来的。他在解放前（1948年），仅仅十余岁的小伙子，就参加了学生在广州沙面的反英示威。广州一解放，他就参加了当时新成立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的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宣传解放军、宣传共产党、宣传人民政府；在学校，他协助组织“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的大游行行列；抗美援朝期间，他与同学们上街宣传反对美国侵朝侵华，并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及化学武器……等等，这些资料，我们都清楚。可我们就是没有查到他“参加特务组织”，就连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外围组织的“三青团”（三民主主义青年团）都没有！”
“我的上一届党委向书记，他是长征时期的老干部，贫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党性很强，在我接手时，他对我的交代是：好好地贯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改造他们，而不是打击、排挤他们，不论是新老知识分子，都要一视同仁。我是按他的意见去执行，因为他的意见充分地体会到党对知认分子政策。”
“还有一个很令人难过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彼得自杀事件，你们对他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这是一个甚么样的结论啊？为甚么你们不作一个深刻的检讨？这是你们工作中的一个错误，一个非常大的严重错误。如果我有朝一日恢复工作，我必定为他平反。他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一个华侨，为了自已的祖国，抛弃了原有美好的生活，回到自已贫穷落后的国家来，尽了自已的力量。虽然他不是专家，可他也勤勤恳恳，刻苦耐劳地做好他的本分。你们有甚么理由逼到他自杀？信奉基督就是理由？简直是荒谬。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党的宗教政策，你们是怎样去执行的！难道信仰宗教，就是间谍？是特务？你们逼到他自杀，是你们非常严重的错误！”他变得愤怒。他相信他自已一定能复出的，到时他一定会算这毕账！
汪同志同李青定的畅谈，他得出一个结论：李青定是一个好干部，是一个好的党的干部，是一个好的党委书记，他不应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
他会如实地反映给杨同志知到。但，他清楚，要改变杨政委的思想不易，他就像一个军阀那样地顽固，固执。
不过，他不怕，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必须如实反映，绝不能有半点含糊。因为他今天的了解，关系到医院多少人今后的命运，他不能对此不主持公道。他认为，如果他本人无能力改变杨同志的观点，他会越级反映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去，也会反映到省军区去。他是一个正直的干部，也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虽然他的地位及级别不高。
三个星期以后，李青定被放出牛栏。但不是恢服工作，而是被“放”到“五七干校”去。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时期的新生事物，他的原名是“五七干部学校”，名是学校，但学习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著作。除此，就是劳动，改造思想。到五七干校的有两种人，一是有问题的人，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写检讨；另外一类是问题基本解决，但本人仍有“气”在心，或本单位的群众对他有“气”难消，让他在此五七干校劳动一下，双方消消气，才回去工作，或另外派到别的地方去调动工作。总之，这是一个缓冲地带。李青定大概属于第二类吧！
“清理阶级队伍，要重证扰，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讯”的发表，对牛栏内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这个喜讯在牛栏中传开，牛鬼蛇神们有些转机了。
一些平时比较“跳皮的人”，如卢汝英、罗梓治等，现时开始活跃了，说话也轻松多了，有时甚至在专政队员的面前，也会同其他牛泛泛眼皮，打个招呼，或背地里细细声地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三道四了。而话题多数是讲这些专政队员的闲话，以及传播些“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可利害：有本院专案组人员的；有本市各牛栏的、甚至有全国各地的……甚么样消息都有。你不要以为他们失去了自由就甚么都不知到。错了，他们劳动时不少本院职工行过，给他们丢张字条，或细声讲几句，那有这么多专政队员去监视他们呢！因为五十九条牛，分散在全院多处劳动，很多时专政队根本看不到。而且，不少专政队员同这些牛原是朋友、同事，他们会串通在一起。
讲起专政队员，除了几个是黄学长那批人的老婆之类，或是一些“死硬派”之外。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工人，同这班医生、护士们没有大的过节，甚至都是他们过去崇敬的对像。他们对他们产生同情，关怀，只是不能表露于人前。叫他们做专政队，只不过他们是“工人阶级”一份子吧了。当他们轮班看管这批牛时，他们不但没有为难他们，甚至通风报信，传递消息，同这些牛的家人传递汤水食物给牛们，甚么都做。因此小道消息不难在牛栏内广泛地传播。
医院革委会及专案组要经常召开“批斗大会”，来“邦助”这些牛进行“思想过关”。人们的思想认识往往是需要别人去“邦”才能转变，怎样才能“邦”
他们呢？在牛栏中，有时是需要个别谈话方式，以便启发他们的认识，就像老彼得生前那样，何景耀同他个别谈话那样；有时就要加点压力，可以几个人，来个“小组邦助”；如果几个人都搞唔掂，就要开大会批斗，用全院的人来“邦”他。
不过这里有五十九条牛，如果都要批斗，好让他们在七斗八斗之后，能改变过来。
可是，这是五十九个，即是说如果每人批斗一晚，也得要两个月才批斗完。更何况一个星期才安排一、两次批斗，不可能每晚都开大会，何时才能完结？加上有些是极端“顽固”，死不认账的人，一次批斗不完，第二次，那么要批多少次？人们厌倦了，天天喊“万岁”，日日叫“打倒”，批斗的声势一天比一天低落，有些场面简直同开玩笑差不多，任你杨同志装得多么严肃也无济于事。
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得疲塌不堪。
两三个月过去了。牛栏的人，日间要去被监督劳动，虽然如此，但日子似乎比初进来时好多了，情绪也隐定了，反正都是如此，无甚么了不起。当毛主席对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发表之后，部分人心情更加开朗了。甚至在劳动中，还唱起了革命歌曲，看牛的“牛郎”（专政队）也奈何他们不得。
一段时间之后，毛主席发表了“给出路”的最高指示之后。院革委会再也不能拖住这班牛不放了。加上，医院的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影响医疗质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突出的问题。杨政委多次被他的顶头上司批评他工作不力。
“解决“监护审查”人员，是我们目前最逼切的问题。”一次，老杨到市革委开完会回来之后，对院革委及专案组成员开会时，提出要解决“监护审查”的问题。“关于批斗大会已经进行过不少次，但收效不大。有些人根本不交代问题的实质，只是鸡毛蒜皮地讲一下；一些人像挤牙膏一样，你挤一下，他出一点，用力挤大些，出多些；用力少些，他出少些，甚至不出。今天我参加了市有关审查人员动向问题，我院受到了极大的批评。主要是进度慢，至今还未有一个人“解放”。因此，按毛主席最新指示：“给出路”的政策，凡问题不大的，又肯交代问题的，先给他们来一批“解放”，树立一些榜样。大家讨论，看谁可以首先获得“解放”。
大家低头，无人发言。谁敢先发言！错了，会被认为是右倾。宁左勿右，不说为佳。
“我想，先解放王淑英，未知大家以为如何？”老杨见无人出声，提出他的建议。其实这个建议也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在市革委开会时别人提出的。因为王淑英是省政协委员，在省早已闻名的专家。这些专家，如果没有大的问题，是不应该抓住不放。除了她是基督教徒之外，根本没有甚么可以讲得上是“问题”的。因此，应该首先解放她。除此之外，吴瑞敬也应解放，这也是市提出的名单。
“我完全同意杨同志的意见。”张付顺唯恐迟了，立刻附和，以表明他们“英雄所见”。
“我也无意见。”黄学长紧跟。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同意。就这样，第一个名单通过了。这份名单是：王淑英，吴瑞敬两人。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
“今晚召开这个大会，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这几个月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们一些被审查的人员，部分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改变，因而对于自已的问题能沏底地向组织交代，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已头脑，批判过去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受到了全院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市革委会的认同，因此，经过院革委会及专案组的讨论结果，同意下面两位同志“解放”出来，同我们全院的同志们一道，搞好斗、批、改，这两位同志是王淑英院长及吴瑞敬主任。他们两人恢复原职，恢复原薪。这几个月来被冻结的工资及银行一切存款，原数解封。工资补发。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王院长及吴主任归队，欢迎他们站回到毛主席的立场上来。”掌声不绝。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不绝。
这两位一向沉沉默默的人，也像他们最初被拉入牛栏时一样地表现出万二分惊奇。他们完全没有意想得到会在如此突然的情况下获得“解放”。尤其是王淑英，简直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眼泪从她的眼角内须出。在一片“万岁”的声中，她才惊觉过来，也举起手，跟着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整个会堂突然敲响了锣鼓，拉起了横额：“热烈欢迎王淑英、吴瑞敬两位同志归队！”。这个声势，就如同一只跌落万丈深渊的小羊，被人救起似的。
他们已经很难回忆起，他们究竟写过些甚么材料，能促使他们两一起第一批被解放。正如他们也不知为甚么会被拉入牛栏一样。糊里糊涂入去了，也糊里糊涂地出来，人生也就这样地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他们被解放，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这是最新指示给出路政策的重要性。我还想对那些未解放的人提醒一句，你们应该迅速地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存有观望、侥幸的心理，这是不可能的。给出路的政策，并非一窝蜂地将你们全都放出去，而必须是当你们有了觉悟，自觉地交代问题，获得群众的谅解，这样才能给你出路。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软硬兼施，历来是一切政治家的所为。杨同志也不能跳出此范围。
话虽如此说，部分人迅速被放，那是事实。最早被放的是一些并不出名的基督教徒。他们只是一般教徒。任你如何用硬的也好，软的也好，都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东西交代。于是本着“事出有因，查实无据”，唯一的，只有放人，各自走回自已工作岗位。
牛栏仍关有近四十人，他们都是中层知识分子，这批人主要是医院的骨干。他们每天要在专政队的监督下劳动。劳动项目包括：协助病房工友，做病房杂工，这部分劳动，多数由过去的护理干事，护士长，或女医生去做；其他如平整土地，挑泥等，则由身强力壮较为年轻的中年男医生去担当；还有是邦助花王种花，美化医院环境等，则由一些比较年纪大的老医生，主任等去做。总之这是牛栏的日常工作。甚至，有时也要邦助电工曾仔写墙上的大字标语。曾仔是全院写大字标语最好的一个人，他的宋体字写得特别好。一、两尺长的方形宋体字，他写好外形的纸条，由那些牛邦他涂上深红的油漆，就成了一个个醒目的大字：“毛主席万岁！”等等字样。
自从何金水被拉进看守所以后，家中只有麦惠珍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女儿。大女儿惠惠仍然上学，她的学校就在医院隔离。从宿舍行去，只需行过一大片草地，穿过一道铁线网，就是市三中学及阳关小学。全部医院职工的儿童，都是在这两间学校读书。小惠惠已经是三年级了，暑期结束后，就升上四年。
虽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可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那么样的一回事。当你红的时候，谁都看得起你，巴结你，恭维你。可是，当你一旦出现问题时，他们不直接落井下石，已是万幸中的大幸了。人情冷暖，古今一样！
麦惠珍天天如常上班，不管旁边人们的冷眼，反正工作做好就算。最初两天，除了流泪之外，甚么也不能做，甚么也不原食。但自已不吃也得照顾两个女儿。每天上班落班，就如同一个机械人一样：
“他怎么样了？他在看守所有无得食？有无被人打？有无……”她想不到任何事情，也想不到如何解决。
惠惠懂人事了，虽然她不清楚为甚么，也不知到爸爸突然间会被捉走，但是家中的变故，她全看在眼里。纯洁得比白纸还要白的心灵，突然遭受强烈的打击。这种打击深深地埋在她的心内，就像一颗烧焦了的烙印，深深地打在这个幼稚的小心灵上。
“噢！爸爸为甚么被捉走？”当8·13中午那班专政队闯进家中，将爸爸五花大绑，卦上大牌，高帽，以及翻箱倒柜时，她真的害怕极了，她甚么也不清楚，好好的一个家，好好的一个爸爸，一刻之间，突然成了一个亿万人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她不知这是为甚么？
妹妹军军也只能是搂着姐姐，眼看着爸爸被拉走，三母女抱头哭作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