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堂，未到四十的中年人，是机械厂一个工人。个子不高，身材肥肥圆圆，剪个平头，红光满面，夏天多数穿一条西装短裤，着一件背心，或者顶多加一件穿旧了白色的夏威夷恤衫，头戴一顶草帽，踩一部残残旧旧的单车，就可以全市四处去。不少人称他为肥仔堂，也有人叫他堂叔。
堂叔为人正直，讲义气。虽然是工人，却很懂得共产党的理论，但凡讲起为人民服务呀、实事求是呀、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呀……等等，他讲起上来，不会输蚀于知识分子。人们常说：工人阶级不讲假话，工人阶级最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此话不假，堂叔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有四个儿女，老婆是在公私合营的水果店做店员，还有父母。这样一个家庭，收入不多，家庭人口不少。可是那时中国的物价稳定是全世界少有的，从解放后，粮食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斤一角二分半。就算从58至63年间，粮食严重缺乏时期，粮油价格从未有因此而上涨。任何物价，在最困难时期，只有配给，却没有涨价，也没有抢购，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因而人们的生活，虽则简单、扑素，却是人人能够食得饱，穿得暖，盗贼极少。他们这一家人，同中国绝大部分人家一样，虽不富有，在当时可算是平平安安之家。
不过，由于儿女多，不免有个身烧火热，咳嗽感冒之类的儿童疾病。加上是四个儿童，父母要返工，照顾不周，在所难免。不是今天这个发热，就是明天那个咳嗽，再有就是后天这个肚痛，轮流看病。他不喜欢到别间医院去，偏偏高兴到阳关，于是同阳关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年，他的大儿子财仔才三岁大，患了麻疹合并肺炎，高热，抽搐，咳嗽，缺氧，呼吸困难，眼看危急了，才抱他来医院急诊。那晚是麦医生值班，通宵不眠地将他的儿子抢救过来。当天亮了，他的财仔热也退了些，呼吸平顺，肺炎受到控制。这一关，算是渡过了。
可是，第二年，他的二女儿阿凤因为咳嗽，喉痛，初时以为是伤风感冒，无大紧要，就同她到市人民医院去看。医生也说她是感冒，开药给她，怎知第二天病程不但无好，反而迅速恶化：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吸气时胸骨下陷，口唇紫绀，鼻翼煽动，于是立即送她到阳关医院去。又适逢麦医生当值，一看便知她是白喉症，而且是严重的支气管白喉。因为对于白喉，她可称得上是专家。
1958年，叶主任，王瑞喜同她三人写了一篇有关白喉的论文，发表在中华儿科杂志。其后，他们共同研究中药土牛膝治疗白喉，发表在“广东中医”杂志上。
“你为甚么这么迟才送她来？”麦医生一见，便责怪堂叔疏忽。
“我以为她感冒，昨天同她去市医院，医生也说她是感冒，可是食药后不好，反而严重！”堂叔说。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极严重的儿童烈性传染病。”她一面为病儿抢救，一边告知堂叔他女儿的严重性：“她患的是白喉病，白喉病可以在咽或喉部产生“假膜”，这个假膜也可以生在扁桃体、咽部；喉部，甚至去到支气管。而她是支气管白喉，假膜堵塞气管，这是极之严重的。”
“哗！如果将气管堵塞，不就是无呼吸？”堂叔及他的爱人大惊。
“正是如此。此种假膜可以堵塞气管，窒息死亡。此其一；第二是，严重白喉还可以引起心肌炎。因为白喉的毒素侵犯心肌，也可以使病儿突然心跳骤停。”
麦医生告诉病人的家人。
“现在不是同你们详谈的时候，现在最紧要的是抢救生命。她必需开喉（气管切开术），你们同不同意？”麦医生征求家人同意。因为手术必需要家人同意。
“麦医生做，我们放心，当然同意啦！”
麦医生立即同护士一起，将病儿送入传染病区的一个专为儿科白喉病儿开喉的小手术室内。她熟练地给病儿麻醉，切开，其后拔出假膜，套上特制的金属喉管，整个手术顺利进行。当拔除假膜之后，病人堵塞气管症状即时解除，呼吸开始改善。
这个不足两岁大的小女孩得救了，她就这样获得了麦医生给她的第二次生命。
对于麦医生而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抢救病例，每一个医生，都应该做的事。
可是，对于堂叔，却是一件对她的女儿，重获新生的大恩人。
于是，几年来，他们一家，只要小孩有病，谁都不找，只找麦医生。麦医生，就成了他们小孩子的家庭医生了。在这里虽然没有家庭医生这一种职业名称，但是在堂叔眼里，除了麦医生之外，再无找其他的人。他们之间既建立起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也建立起友谊，一种人际间紧密的关系。
堂叔在工厂是一个多年都被评选为“生产标兵”、“积极分子”……也是一个“模范民兵”，他夏天穿的背心，都是奖品。他曾经是一个钳工、一个烧焊工、一个电工；也曾在刨床做过、铣床做过……几乎他们厂内的工种，他都一拿起手，就可以做得来的真正多面手。而现在，因为他对厂内各工种十分熟悉，他了解每一个部门的需要，每一个零件，每一颗螺丝，他都十分清楚，所以厂领导叫他做厂的供销，负责全厂的各种需要。每天跑出外面联系供销时，他只踩单车。如果有货物，他就自已揸部“三脚鸡”（电动三轮车），连请搬运的钱也省埋，因此，他给厂局节省不少开支。当然咯，货物太多时，三脚鸡装不下，他才去找搬运公司。
供销的工作，加上他为人豪爽，使他有机会熟悉各厂的工人、领导，以及社会上的不少头面人物，甚至一些市级的长字辈人物。他也认识了文化大革命时对立双方中不少头头们。
何金水被拉进看守所之后，每一次探监，都是由堂叔同麦医生一起去。尤其是第一次时，麦惠珍当时是六神无主。虽然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一旦祸起临头，谁都没有伸出援手，那怕平时最要好的同事、朋友，都远远地离开了，就像感染了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一样，无人敢于同她接触。可是，堂叔却主动找麦惠珍。只有他邦助她渐渐渡过最困难的难关。
她邦他挽救了他儿女的生命；他邦她一家渡过最痛苦的难关，而且继续为她奔走。人类隐约地还存在着“互相关心”这一良知。
毛主席提出了“给出路”的政策，这一政策最主要的是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也包括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此引伸，也包括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将这一批人送到农村去，使他们在农村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找自己的出路，改造自已，也改造大自然。
“今天，我们召开一次全院职工大会，这个大会是贯沏毛主席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也结合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杨同志为此召开了全院职工大会，以全院动员大会的形式，动员上山下乡。其目的重点是指那些“牛”及他们的家属。用给出路的政策，来赶走这一批不受欢迎的人。“毛主席提出的“给出路”政策，是希望通过这一政策，使一些犯了错误的人，有一个改造自已的机会。这些人，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处处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对待任何事物，结果犯了错。那么要改正他们的错误，唯一就是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怎样去改造他们呢？最好的，也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有效的、最直接的，就是到农村去。到广大的农村去参加劳动，用实际行动来改造自已，教育自已，也在贫下中农中间，来锻练自已。为此，我院革委会讨论结果，按照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导，切实执行，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及其家属，给他们以出路，就是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杨同志的动员报告，直接了当地讲出下放的条件：很简单，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人及其家属。
“今晚是动员大会，动员之后，大家回去讨论，提高认识，端正思想及态度，然后自动报名，组织批准。”杨同志提出了他的做法。
所谓自原报名，那是一种“请君入瓮”的做法。你报名，那么说这是你自已自原，尚算“有觉悟”；如果你不报名，由“小组邦助”你，“说服”你，也还得要报名。这原是强君入瓮。但不管是请君好，强君也好，如果他“内定”了你的名字要下乡的话，你报名与否，都要你去。当然由你自原总好过“强”你入瓮好。
麦惠珍要被下放了。个别谈话，小组邦助，看来非要下去不可了。可是，两个女儿怎么办？丈夫仍在看守所，每个月谁去“探监”（实际上不会比家属入去探望，只能拿些食物，或必需用品去，给看守所转交）？这两个问题放不下。
当然咯！医院革委会、专案组等人是不会理会你这些问题的。他们采你都傻！
懒理你死人！因为这些名单，是由张付顺，黄学长为主，吩咐每个科室，自已按本科的情况而定，当然内科是由甘涌及谭永富话事，儿科则由潘长因等人揸主意。他们决定，第一批要放的是麦惠珍及李兰香，她们是何金水及叶贵堂的爱人，都是牛鬼蛇神家属，也是他们眼中钉。拔掉了她们，就算一下子整不死他们两个，有朝一日放出来，都要他们“跟着老婆下乡”，免得留在这里掉人现眼。今天赶他们一家下乡，是最好的时机！
“他们要下放我下乡，怎么办？两个女儿如何放得下？老何每个月谁去送东西给他？”当麦惠珍知到自已要被下放，即时找到唯一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堂叔，向他提出，想办法。
“这样吧：两个女儿不要带她们下去农村，她们需要接受教育，到农村去一来你如何照顾她们；二来对于她们将来的教育成长都不利；还有第三点，他们这批人当然想你全家都下乡去，将来省得你再有机会回来。因此女儿们不要带走，说不定将来有机会平反，你就可以重新回来了。”堂叔这样讲。
“话是这样说，可眼前怎么办？我去了，两个女儿这样细，惠惠才九岁，军军只有四岁，我怎能说要走就走啊！我走了，她们怎办？”她简直要哭了，她真的不知怎样办。来到蓬江市十多年了，除了一些经常给他们看病的熟人之外，还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在一间陶瓷厂做工人，自已也有三个小孩，收入微薄，居住环境很差，一家五口，只有一个不足四平方米的、没有窗、黑嘛嘛的房间，根本不可能照固她们。除此之外，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了。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给你一个办法，”堂叔诚恳地对她说：“他们要你下放，这是他们的策略，你是去梗，不能不去。但你的女儿，千祈不要去。惠惠仍要上学，她仍在阳关小学继续读书。你每个月回来一次，同她在饭堂买饭票。好在饭堂每天三餐不缺，让她自立，放学时，到饭堂食饭，晚上自已回家睡觉。如果她自已一个人怕，可以叫她的妗母晚上到她家中倍她。到这个学期结束了，下学期转学校到蓬江市，来我处附近学校读书，迁来我处住。就只有这个多月的时间要她自已管理自已，也好让她自已学一下独立生活。”
堂叔讲这还是一个行得通的好办法。惠惠仍留在阳关小学，回医院饭堂食饭。
估计她的衿母好姨会同意到她家中住，邦助照顾一下。时间不长，大概问题不大。“那么军军又如何？”她向堂叔问。
“关于军军，我会同她想办法，让她进入机关幼稚园。机关幼稚园是全托的。
星期一返幼稚园，直至星期六下午才由家人接回家过周末。那时，可以由我接她到我处，连同惠惠一起接来我处让她们在我家过周末，星期一早上，我送她返幼稚园。而惠惠已生性了，可以星期一早上，自已乘车回阳关去，这就解决了。”他的办法果然想得周到。
“问题是以我们家今天这样身份，不知机关幼稚园接不接收？”麦医生担心地提出。因为机幼是全市最好的幼儿园，全部儿童的家长，都是机关干部。但以今天麦惠珍的身份，无形中已经不是“机关干部”，而是“牛”的家属，“牛”的子女，能不能进去机关幼稚园？
“这点，我会同你搞掂。总之，路是人走出来的，见步行步。”堂叔将这个责任自已一力承担起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两派的观点，孕育了一种称之为“派性”的东西。你这一派，我这一派，同一派的观点，就互相支持，不管你是甚么人，只要观点一致就可以了，否则就互相拆台。而这种派性，也就是同外面所认为的“义气”很相似。堂叔也是义气仔女，机关幼儿园原来以旗派观点的人为主，堂叔同他们很讲得来。加上他认识人多，经过他的努力，军军终于被机幼接纳入读。完全接照堂叔的计划进行。
阳关医院下放的名单公布了，麦惠珍被下放到了一个离阳关医院约五十多公里的公社的卫生院去当医生。这个公社是一个很偏辟的公社，设备差，同一些大队卫生所差不多。这个卫生院连她一起，只有三名是属于国家发工资的医生。
其他都是卫生员一类的职工。这些卫生员不是国家编制，其待遇只拿公社或生产队的“工分”。麦惠珍那时的工资是每月六十三元五角，是全卫生院工资最高的一个。因为卫生院的院长才不过四十多元一个月。而且她的工资，也是全公社最高的一个，连公社的社长及党委书记都不及她。
一个完整的家，变成四分五裂了：丈夫在看守所，九岁大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妹妹在机幼全托，母亲被下放（流放）到农村去。
“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