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说他是“花心”、或“爱情不专一”，人，总是有欲望的，送到嘴边的肥肉，如此美艳的娇躯，是男人的见到都会口水直流。再加上，他从小就受到物质生活上优厚享受。饱暖思淫欲，那个男人能受得住美女的诱惑？那只猫儿不吃腥？这是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超越的定律，他又如何能违背这一自然法则呢？他没有同她结婚的打算，他只想在他生命过程中，增多一点生活的情趣、多享受一分艳福而已。他很爱小英，小英是属于“的色”一类的女性：个子不高，瘦瘦，细细，但很标致。他在小英与阿慧之间，挑选了小英作为他的终身伴侣，是因为他看中了阿慧不会因他与小英结婚而放弃他。他深深地了解阿慧，她是一个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她爱的人，而不计较什么名位，也不介意别人怎样看、怎样想，他可以一箭双雕；相反，如果他在结婚对象中选择了阿慧，那么，他肯定不会再得到小英的垂青。而且他还很清楚一点：阿慧不是理想的家庭主妇型，她只是一种情妇型的女人。他的选择对了，他得到了小英，同时也不会失去阿慧，鱼与熊掌都得。
廖叔与阿慧面对面地拥抱在一起，他吻她的前额，其后将他的嘴唇转移到她的发脚，她感到浑身酸软无力，他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搂着她的腰部，而且将整个下身顶着她的小腹，她用她热炽的嘴唇，迎着他那有吸吮力的嘴巴，他脱去他那碍事的眼镜，将整个身躯，连同她一起倒卧在双人梳发上，他整个人压着她，抱着她，发狂地吻着她。
“你爱我吗？”阿慧在喃喃地问；
“真的？”
“当然。”
她听到之后，从心底里感到舒畅，于是她又再吻他，这回是她作主动了，她发狂了。女人，当她脱下那矜持外衣、露出原来人的本能时，与男人毫无区别。她们对待异性，有时比他们还更疯狂。阿慧就是这样，她发疯似地用力地吸吮他的舌头。运用她那灵巧、有力的舌及口腔吸吮力缠着他。而他，则用手解开她胸前那两粒小纽扣，将手伸进她的胸围，再解开了她胸围后的扣，她感到解放了，整个胸部没有任何束缚了，她放开了他的吻，微微向她一笑，任凭他的手将她的两个又圆、又大、又白净的乳房又揸又抚摩，爱不释手。
这个房间是如此宁静，虽然不很大，也不够雅致，但对于他们来讲，比任何地方都好。他们在这里做了男女之间最自然不过的事，而且双方没有任何牵强。更没有谁骗谁，或谁对不起谁这码子事。互相之间都获得了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
“你会告诉别人吗？”事后，廖叔不无担心地问了她一句。
“你估我傻，讲出来对我有好处吗！你放心，绝对不会。”她很平静地对他说。
第一宿舍二楼一0三室住着三位单身的内科医生，他们是吕廷举、余保山及陈大赐。这三个人其实只有余保山是真正的常住客。因为陈大赐他的家就在医院附近，出门口走不了几步路就到家门。医院给他在宿舍内安排一个床位，是因他年老，好让他在中午休息时就在宿舍“躺一下”也有个“窝”；吕廷举家在蓬江市内，每星期回家“慰妻”两晚。只有余保山家在广州，而且还是“王老五”一名，宿舍就是他的“家”。
同一宿舍的一0一室，住着总务科长老传及两个男助护以及会计李保捍。老传原是国民党传作仪部下的一名连长，从东北跟传作仪一起打仗。其后，传作仪在北乎起义，于是老传也以起义部队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1949年随解放军一起追剿国民党军队南下至广东，其后解甲归田，本应回东北老家去，不过，在当时不少南下的军人转业时是“就地”转业，于是他也就这样来到医院当个总务科长。
另外一名同宿舍的成员，是男助护，他名叫程才，此人原籍新兴，贫农出身，只读遇几年私熟，字识得不多，原来是在地区行政专原公署内任一名勤杂工，其后医院人手不足，将他调到医院当一名外科病房清洁工。从此是他行运的开端，最初，因一些外科病人，尤其是做下腹部手术时要先作皮肤清洁，尤其是要剃阴毛，女护士同男病人剃阴毛，在接近农村的医院中，对一些有保守思想的病人总是有些不便，于是医院考虑找一些男助护协助逭个工作。“男助护”对于一些中学生而言，绝对不肯去做，他们的意识，以为“护士”或“助护”这个工作，只适合女孩子去做，而不是由“男子汉”去承担。
程才，一个由“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儿子”，而那时正是积极申请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对于党组织而言，这是一根好苗子——根正，苗红，于是，党委委员兼团总支书记杨昭同他谈话：
“你申请入党，这是现代进步青年的一个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能不能达到党的要求，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和接不接受党给你的考验了。”
“我万二分乐意接受党的任何考验，只要党的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党指向东，我决不向西；党指向南，我也决不往北。我是一个穷孩子，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叫花子打救出来，党要我做的一切，决无异议。”程才虽然读书不多，但解放几年，他在不断学习过程中，也学了不少东西，因此，在向毛主席表忠时所说的，也能头头是道。
“好吧！现在经党委提议，并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未知你是否同意？”杨同志先不点明，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不知调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试探式地反问。
“地方无改变，只是工作改变，现在组织上想调你做外科助护，这对你来讲，是一项既重要，也是有前途的工作，做助护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有升职的机会。”
“我愿意。”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机会会落到他的头上来，因为做病房杂工，一世也无出头，但做助护，机会是很多的。他也看到，就以本院为例，内科其中一位陈护士长，也是从助护升为护士、代理护长到护长，这是一个很典型而且很有诱惑性的职位。
“我得提醒你，你的文化知识水平太低，你应该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否则永远也不会如你所愿。”
“我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裁培。”
这已经是一九五四年八月的事了，这一转变为他今后铺了一条黄金一般的道路。
“听讲医院团总支组织了一次“除四害”活动，今个星期六晚出动到附近农村生产队去捉“禾雀”，你们去不去？”
何金水也住在同一个宿舍的一0四号房，他经常跑到各个房间去同同事们“吹一下牛”，这也是他下班之后，无所事是时的一种消遣。关于除四害的事是内科支部书记卢宝告诉他的。
“车！有什么好去，劳民伤财。理论上，禾雀是吃掉很多谷，应该对它们斩尽杀绝才对，之不过，这些动物，你能用打锣打鼓就能吓倒、杀绝它们！真幼稚，我不去，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医生，难道是用来吓禾雀的吗？笑话。”老吕一肚气。
刚好，就在这时，程才从他的宿舍行过外面有纱窗的环形走廊，他大概只听到老吕说的尾后两句。
“现在医院团总支发动医院青年职工于周末除四害，又不是要你利用上班时间去捉禾雀。吕医生，不必动气，去不去，是你自己的自由，无人强迫任何人去。这只是党对共青团员的号召，不是命令，是针对危害社会利益的四害而言。不是要求所有医务人员都要去，更不是医生去与不去的问题，不高兴，你可以不去。”程才这时已是党员了，而且，由于他“根正命红”，顺理成章地很迅速便被培养成为外科的团支部委员，成为外科党小组的一名骨干。所以虽然从职位上，他同吕医生有很大的距离。可是从党员的角度，站在党的立场，他有责任、有义务对吕医生提出纠正，故此他有必要对吕医生说出这番不大恭敬的话。
吕医生从来就瞧不起这个连小学四年级程度也没有的助护同志。他所依赖的只是“贫下中农”出身这块金字招牌。利用自己出身好，也凭自己是党员团员的关系，在外科中对一些医生，尤其是年青的、非工农出身的医生不放在跟里。
不过，何金水则不然，何同程才有讲有笑，因为大家年纪相仿，加上程才外表似乎较忠厚，说话也不会太多兜圈子，就拿刚才他对吕医生所说的，也是直来直去，虽然激怒了吕医生，但却也显出他老实的一面。何金水经常叫他为“程才”，广东方言，叫快了，听起来就成了“蠢才”，故此何金水也就叫顺了嘴，直呼他为蠢才，他也照应无误。
不过，蠢才是外科助护，其实他连正式助护的资格也无，更兼文化水平太低，两者之间的共同语言不多。况且，他一向生活于山区的农村，世面也见得少，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以“党性”来衡量，任何问题都首先想到党的原则。故此顶多是见了面打个招呼，闲来聊几句说说笑笑。最多接触的是参加青年团组织的青年活动。何虽不是团员，可他也是青年嘛，加上他也是一个好动、好热闹、喜欢开玩笑的人，每逢这些活动，除了要当班之外，总是少不了他。再加上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上班下班都能见到，顷顷讲讲自然是少不了的。
医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对于一个穷山区出身、文化程度又低的人，本来是格格不入，不过站在“无产阶级领导一切”的立场上而言，他却是一个很好的“苗子”，这个苗子，正在被培育成为一具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事实上，程才虽然文化知识不高，但这是不能选择、也无可非议的，然而，他本身的智慧却不容忽视。平时他不大多言，却善于运用自己的沉思，而最主要的是他能紧紧地依靠党组织，党组织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这是党发展所最适当的人选及依靠对像，这点他是清楚的。他最聪明的也就是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到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需要像他这样出身的青年，而不是那些读满十多廿年书的书呆子。那些书呆子只能为党去工作，而不是党所依靠的真正对像。如果他们能顺贴贴地听党话、跟党走，那是无任的欢迎，党是欢迎这些已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但如果他们谁敢乱说乱动，那么也就不能客气了。当然咯，对于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又肯听党话、跟党走，会用统一战线的政策来团结他们，使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新中国建设尽他们力量，并且给他们各种荣誉，就如张院长那样。
蠢才获得培养、重视，因而在这一段时期，他参加了一些党员学习班，学习了党史、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学习了纪念白求恩等等。他了解到像他这样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儿子，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应该扮演的角式。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紧紧地依靠在党的周围，党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像初生的婴儿离不开娘那样。
何金水穿了一条泳裤跑在阳关唯一一条沿江马路上，向着甘蔗化工厂的建筑工地的尽头处，这是他每天下班后，食完晚饭必然进行的一项运动，就是跳进江中去游泳。1954年，他进阳关医院之后，一见这么一条大的江河，他就满心高兴，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使他发挥游泳兴致的机会。初到医院时，甘蔗化工厂还未兴建，那个地方是一片蔗田，他会跑到蔗田的尽头处跳下河去。1956年开始，该厂在波兰专家的援助下，兴建一座大型的甘蔗化工厂及纸浆厂。这是一个直属中央轻工部的大型甘蔗联合制造企业。工厂建成之后，全厂职工连家属约有一万人，为了配套，整个工厂区将建成一个“工厂城”。甘化厂兴建之后，何金水游泳时下水的地点比以前缩短了500多公尺，然而这点没有改变他游泳的习惯，他照旧斜游过对岸再打斜游回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游泳距离。这个距离约有5000—7000公尺左右，之后上岸，就这样穿着游泳裤、湿淋淋随街走，已是他的习惯，别人也就见怪不怪。
何金水游泳是从他小时候已经习以为常，他的游泳技能似乎是天生的，他经常对人讲，是“盲公”教他学游水的。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一家从澳门走难回到家乡居住，那时他还很小，一次，他见到乡中的孩子游水，也很想试试，但不懂如何游，同乡一个“盲公”将他一把抱起，一下子扔他到河中央，他自己就以“狗仔式”地爬回岸，自此，他即悟出游泳的道理，就像初出娘胎的狗仔一样，沿着河涌游了一段很长的距离。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了。1945年底金水的一家，就由父亲带他们一起回到了广州。父亲就在有名的荔枝湾开设了西郊游泳场，他更加每天放学后就跑到泳场泡在水襄。广州西郊河面虽然水流湍急，可是他却每天就像在自己家门前散步似地，从西郊泳池游过对岸的“海角红楼”去。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子，就这样在这一千公尺左右的河面游来游去。
整个中学时代，这个游泳场主的儿子，他不喜欢在那些只有50公尺长的泳池内受到束缚，而是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会约同一些同学跑到河南洲头咀去游过广州最宽河面的“白鹅潭”。那儿是广州河面最宽，水流最急、漩涡最多、船只最频繁的河道。可是这些不知死活的年青人，就像如鱼得水似地在这儿畅游。从河南游到白鹤洞，或从河南游到芳村。那时他立志要做一个海军，保卫中国辽阔海域。1949年广州解放之后，金水那时住在河南怡乐村，每天从岭南大学码头游水过二沙头，又从二沙头掉转头游回到岭大码头，来来去去。整个青少年时代，几乎广州河面都被他“胜似闲庭信步”地漫游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