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甘涌，也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也不是组织上要大力培养的那种人。不过往往是“时势造英雄”，时势确实可以使人有意想不到的转变。今天，文化大革命开展了，谭永富看准了甘涌，看准了他能够使内科天翻复地的好夥伴，而张付顺也看准了谭永富，视他为自已放在内科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一员打江山的杆将，来为自已将来甩掉、甚至打倒的劲敌－－现任党委书记李青定的一名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一环扣一环。谭永富要吸收甘涌，吸收他成为党员，好使他能心甘情原地为自已效劳，而甘涌也原意协助谭永富，邦助自已参加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去。这样，他就可以改变了自已一生中那种“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霉气。他向谭永富提出参加共产党，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他知到这个来了未够一年的人，年资虽然不高，医疗本事差到极，但是政治手段却极之高明的年青人，是自已今后扶摇直上的好扶手，绝对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紧紧地揸住这个能使他扶摇直上的扶手，他提出入党的要求，是他看准了机会，看准了谭是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也需要谭这样的人，互相需要，互相邦助，互相利用。
他不能向何金水那样子学，何金水那小子只知到研究，只知到钻到书堆里去找他的资料，只知到做书呆子。这是“只专不红”，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应该将它掉进垃圾桶，应该将它深深地埋葬在历史时代的深坑内，受到严厉的批判。我甘涌绝对不能步他的后尘。
“这是件好事，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是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有的要求。好吧，我代表内儿科支部，接受你的口头申请，但口头申请不是正常程序，要按正式手续去办，但你的意见，我会即时向支部反映。在这段时间，你要更紧密地依靠党，让党对你进行考验，这是每一位提出入党要求的人所必需经历的考验过程。你同意吗？”谭永富以党的领导者的口吻对甘作了一番勉厉的说话。
“我不会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全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全国在批判赫鲁晓夫样的人物，矛头直指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全国也在批判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报章天天在刊登沏底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文章；也在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部门、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都有文章猛烈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这些文章，天天都在各报的显要位置大字标题地判登。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聂元梓等七人发表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引发了北大激烈的大字报评击该校的党委和北京市市委。
医院的大字报也多起来了。在医院领导一层，矛头指向医院副院长潘钻应，及已去世的张院长；院党委集中在李青定；内科则集中在何金水；外科徐方方；妇科赵亚兰；儿科叶贵堂及王瑞喜；护士部姚爰意、张霭玲……。
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初时，党委李书记以为同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让群众写一下大字报，无伤大雅，就算群众写一下自已，也无甚么妨碍，因此，并不介意群众写自已的大字报。也委实，对于李青定大字报的内容也是非常之空虚而无实质，所以，他也懒得去理会。至于提到下面的那些医院骨干被大字报“炮轰”，他也认为这也是党历次运动的内容，就让他们在运动中接受考验，改造自已吧。他完全没有料到其后的发展，这也是谁也没有预料得到的事。
“现在从大字报的内容看，对何金水的居多，我看可不可以用工作组的名义，将他从海门公社掀回来，接受群众对他的批判？”一次在四清运动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上，谭永富提出。
四清运动工作组的进驻，是从北京大学聂元梓之后，又一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实质是提出要夺取领导权。刘少奇当时认为应当派驻工作组到清华大学。于是一场蒯大富与反蒯大富的斗争展开了。全国也因此在各地纷纷展开派驻工作组。
蓬江市也组成各级工作组。工作组的进驻，是为了保护领导层，为了保护政权不会被夺取。这是刘少奇派驻工作组的本意。因此，各地、各级的领导，也效法北京。阳关医院被派驻了工作组，保住了党委的领导权不被夺取，党委书记李青定坐稳了。然而，下层那些专家们、医生们，仍可以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仍一张接一张地向这些人开火。
“好的，让他回来接受运动的锻炼，看看这些大字报，改造思想。”工作组长杨掌同意了。在工作组进驻期间，几乎话事权操在工作组组长手上，而这位工作组组长是市委组织部的，他同张付顺的关系颇为密切。
就这样，通知发到海门公社医疗队长，并且即时通知了何金水。茫无头水的何金水，连同学生话别的机会也没有，就这样匆匆地捡起自已的铺盖，由司徒铮一起“倍同”下，回阳关医院去。
何金水拖着自已那些沉重的行李，走进自已的家，他的爱人，儿科医生麦惠珍无精打采地只说了句：“回来啦！”，就不再说了，他也只是：“嗯！”了一声。
当他踏进医院的大门口，碰到的同事，大多不同以前见到时那种有说有笑地打招呼的样子，而是用一种异样的神态，绷着面孔，刻意回避着他，诈作看不见就过去了。他已经心中有数：“这可是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那样召他回来，不会是好事。”他心中是那样地想，现在见到爱人也是这样心情沉重地应一声，可以想像情况是多么不妙。
在下乡时，医院新盖了一座宿舍，这是在第四及第五宿舍之间，是一幢两层楼的红砖建筑，主要是给一些主治医生们的套间宿舍，每一套有两房、一厅，加上厨房、冲凉房，是设备最好的。只是厕所是公用，在每一层楼中间仅有一间分有两个分隔的公厕，而不是每一户有一个。幸好，人不多，每一层只有四户，两层共有八户，分别住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的主治级医生，以及放射科和药剂师等。何金水就住在此宿舍楼下第一间。这是靠近路边的一个转角处，两面的窗正兜着东南风，窗旁有两棵枇杷树，门口对正是第五宿舍，是全部单身护士的宿舍。以前还是教会医院时，因人数不多，每一间房只住两位女护士，可是现在医院不断扩充，护士数量急剧增加，光是前年由沈阳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被统一份配到南方，派到阳关医院的，就有十名护士。这十个“北女”护士，初来广东，虽然不太习惯，但好在阳关医院的人也是“五湖四海”，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不论是医生、护士、药剂、化验、行政干部等等，除了西藏及新疆之外，甚么省藉都有，甚至台湾省的都具备。连在国外回来的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形形式式。虽说以讲广州话为主，但甚么语言都可以行得通，因此，这批沈阳姑娘，来阳关不久，就习惯了，并且大部分都找到了“广东”归宿，嫁给广东人做老婆。这些人，全部是住在第五宿舍，她们都要学讲广州话。阳关虽然在蓬江市，但无人讲蓬江方言，凡是来阳关这个弹丸之地的人，都是讲纯正的广州话，她们也不例外地学讲粤语。
“你到饭堂看一下吧，所有大字报都在那里，看完你就知。”麦医生告诉她的丈夫。
饭堂贴满了大字报，也有一些职工在看大字报的内容。
饭堂除了在墙上的四周、窗门等处贴满了大字报之外，还在饭堂横向拉起了一些麻绳，用来卦大字报的。这些绳，从饭堂近屋顶处拉起，这些大字报可以从屋顶垂落到地面，密密麻麻，整个饭堂都被大字报掩盖，进入饭堂内，就如同进入一座密麻麻的小森林一样，外面的阳光，被遮盖了，因而在日间也开着光管，使这些走进“大字报森林”的人，也可看清大字报的内容。
“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国主义间谍、潜藏特务、走狗－－张肖”那是一张针对张院长的大字报：“张X是多年来隐藏得最深最狡滑的帝国主义者间谍、国民党特务！利用宗教的外衣，利用骗人的医生称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这张大字报的署名是“红旗战斗队”。他们说张院长，不，不能再说她是院长，她是一个沏头沏尾的走狗、间谍、特务三位一体。大字报说她长期以来接受美帝国主义者的特务津贴，存放在香港的花旗银行，定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国民党残渣余孽叶贵堂”，原儿科主任叶贵堂，抗日期间在国民党军队内曾经是中校军医，于是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叶贵堂是一个反动的国民党军官，潜伏在革命阵营里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一个署名“革命造反派”
的组织写的大字报。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还揭露：
“叶贵堂（在贵堂两字打上XX，这是革命大字报给予反革命分子（不管是与否，反正被怀疑，就算是了）的特别记号）曾经散播“一将功成万骨殍”，即说一个人的名成利就，必定要千千万万人死亡！用别人的生命，换取他功名成就，其反革命之心，超然若揭！他支持反革命分子何金水搞人工冬眠，就是制造大量儿童死亡，来做就他的成名！”
何金水看下去，所有的大字报都不是署名个人的，他不知到谁人写他，全部大字报都是以甚么“战斗队”、“造反派”等等的名义写。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不管你怎样对那些人造谣、胡扯任何事情，不必为自己所说的任何话负上责任，将来有甚么麻烦时，绝不会牵扯到自已身上。这就叫“大胆怀疑”，只要你“怀疑”，你就可以写，写甚么都可以，用的是“战斗队”的名称，根本无需有任何责任需要去负。
民主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被怀疑的对像越来越不像人形。从大字报上看，这些人简直成了豺狼！
从运动一开始，医院党委就“靠边站”，失去了领导权。任何革命造反派都可以“起来闹革命”。那是一种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未有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充分自由，充分的民主。任何人可以凭空地“大胆怀疑”，可以从大胆怀疑所得的不管是想像好，捏造也好，只要你能想得出的，那怕是毫无事实根据，你都可以发扬“敢想，敢做，敢干”这么一种“敢字当头”精神，甚么事情都可以做，甚么话都可以说。但有一个没有明文规定的原则，就是不能说毛主席的坏话，不能讲毛主席任何不是之处，更不能够动摇毛主席的绝对领导权威。除了毛主席之外，你可以在大字报内写打倒党内的任何人，包括国家主席，也包括人们一向敬爱的周总理，包括一切一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不能打倒共产党。
不过，运动还是刚刚开始，这种无政府状态还不致于令到工作瘫痪。
“五·一六”通知号召人们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的反动思想，揭穿“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医院也按照这一个指示，发动群众，对医院存在的一切不管他是可疑的、还是真实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形形式式的反革命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统统可以“大胆怀疑，大胆揭发”。
在北京，由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的大字报，茅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于是刘少奇认为为了使运动走上正轨，于是决定派出工作组。不久，全国各地同样效法北京，于是阳关医院也由市委派出了工作组进驻，一切医院的大权，暂时由工作组掌握。
工作组进驻时在全院职工动员大会上讲：“…你们要以革命的精神，敢字当头，大胆揭发，大胆怀疑。只有大胆怀疑，才能揭发出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因此，你们不要畏首畏尾，只要有怀疑，就应揭发，以后查证的工作，由组织上去考虑……”工作组是想将领导权重新掌握回原来的党委的手中，而对于党委以下的“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人等，不在此列，仍然用得上“大胆怀疑”，于是“大胆怀疑”，就成了大字报的全部内容，你可以怀疑任何人，不必有依据，更不必要事实，只要“怀疑”就可以了。
“党要向你们这些知识份子敲响警钟：你们知识份子就是讲甚么情面啦！友谊啦！
面子问题啦！不好意思啦等等，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你知不知到坐在你身旁的人是不是反革命份子？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份子？不知？好，那就揭发吧，大胆怀疑，就是你们最好的态度。将他们这些人日常的言行、举动一一二二地向组织上交代，一一二二地写大字报揭发，让那些埋藏了十多二十年的新老反革命份子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工作队在动员会上提出了这些原则性的做法与要求。于是全院都在写大字报了，你不写人，别人会写你。你不好意思用自已的名？无紧要，可以写XX战斗队之类的名堂。于是，在最初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都是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于是工作组又再开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