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试卷中，声称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在卫绾的影响下，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悄然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只能是研究《五经》的儒者。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不允许阅读研究，也就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经过一定程度的学习，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成为平民进入仕途的捷径，使天下莘莘莘学子为了做官而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久而久之，儒家弟子布满了各级政府，儒家学说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认为一切都是从前的好，特别是三皇五帝时代，那个时候，民风淳朴，君主贤明，大臣都很忠诚。同时，儒家学派认为人的所有好品德中最重要的是守礼，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三年之丧，此后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一生中要用6年的时间，悲悼他死去的父母，不能做其他的事，不然就是对父母不恭敬。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随之而来的礼教，更数不胜数，像“避讳”之类，使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儒家学说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统治者巩固统治，但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一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九、汉赋
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和公元前4世纪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的两大源头，到公元前2世纪发展成为另一种形式：“赋”。因为它在西汉王朝特别盛行，所以也称之为“汉赋”。
《诗经》所包括的，基本是短句短诗，每句不过三个字或四五个字，每首不过十几句，简单朴实。《楚辞》则文辞华美，篇幅较长，是一种长篇史诗。“赋”在形式上是《楚辞》式的，只是没有《楚辞》中运用自如的楚民族方言。在内容上则是《诗经》式的，只是内涵更为丰富。一篇标准的“赋”，大约有三四百句，每句字数没有限制，押韵也并不严格。这种体裁，比《诗经》、《楚辞》更适宜表达感想和议论。
在“赋”的写作上，最有成就的作家，是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他是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警卫员），不过并不受重用，使他有怀才不遇之感，后来他辞官投靠梁孝王，并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著名的那篇著名的《子虚赋》。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喜爱文学的人，有一天，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以为是古人的文章，惋惜地说：“我自恨不能跟作者生在同一个时代。”一位也是蜀郡（四川成都）人的宦官在一旁说：“他是我的同乡。”刘彻大喜，立刻征召他到长安。
刘彻的征召恰是时候，因为司马相如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在景帝中元六年回到蜀地，偶尔有一次，参加临邛（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的宴会。卓王孙的新寡女儿卓文君，容貌美丽，精通文学和音乐。在宴会上，司马相如弹琴，故意弹出《凤求凰》曲子，“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文君从窗缝中窥探，看到相如仪容潇洒，不由的爱上了他，于是跟他私奔。
卓文君
这使卓王孙十分生气，宣称自己没有这样的女儿。司马相如的日子过不下去，便干脆在他岳父门前，开设一家酒铺，司马相如亲自洗刷碗碟，而卓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看到女儿做这种工作，觉得脸上无光，只得分一点财产给女儿。
正在此时，刘彻征召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进京后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给了他一个中级官职，又命政府供应他纸笔。
以后，相如又被擢升为中郎将，派到蜀郡（四川成都）处理西南夷诸国归附事宜。司马相如是个传奇人物，传奇的枢纽在于“赋”，可说明“赋”的份量。
“赋”一直占据中国文坛主体地位，到公元6世纪，才被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替代。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赵壹、蔡邕、祢衡，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等都是写赋的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