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很多事物的印象都太沉重了。例如一说到“笔记”，立刻就会想到听报告记录或读书笔记等；更博学一点的人，可能还会立刻想到，这是“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但我这里所言的笔记没那么复杂，就是指“好笔头抵得上烂记忆”的那种随手一记，就是指那种随手一记的无限妖娆。
这种“无限”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艺术家那里最是无穷无尽。在中国古代，唐时的李贺与宋时的梅尧臣都各有一只著名的“诗囊”。那里面装的全是二位或骑小毛驴儿于路上，或乘小木船儿于水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是他们随时随地的随手一记—全是一枚又一枚的小纸条儿！后来，这些小纸条儿全都变成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如李贺那首《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古今何处尽？千岁随风飘。……”元末明初时，我国有一位文学家叫陶宗仪。他晚年辞官回家务农，每在午休时即拾取树下之叶信笔书之，回家后则贮之于盎（一种口小腹大的瓦器）。凡此10年，竟积十余盎。后碎之，“积叶成章”30卷。这就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辍耕录》。明代李日华在《六砚斋笔记》中曾言“东坡先生虽天材卓逸，……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海南老媪，见其擘裹灯心纸作字”。《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即使在居家的“鸡栖豚栅之旁”，也都放着笔砚。无论他在家做什么，只要想到什么佳言妙语或有用的内容，便一定会抓起笔来，随手记下。
如此笔记妖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马雅可夫斯基在《我怎样做诗》一文中讲道，有一次他为写一首爱情诗所苦，夜半时分，竟梦笔生花：“我将保护和疼爱/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在战争中残废了的，/对任何人都不需要了的兵士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当时他从睡梦中醒来，赶紧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燃过的火柴棍儿，即在香烟盒上匆匆写下“唯一的腿”，然后又倒在床上睡着了。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着香烟盒上那几个字，竟不得其解。后足足想了两个小时，痴情才似梦境复原。又据丰子恺在《近世十大音乐家》中记载，舒伯特有一首名曲《听啊，云雀》是在一家餐馆的菜单儿上一挥而就的。那是1826年7月的一天下午，舒伯特同几个朋友去维也纳郊外散步归来，他们几个正在一家餐馆就餐时，舒伯特忽然沉浸在朋友所带的一本书里了。只见他忽然凝神聚志，旁若无人地随手在桌上菜单儿的背面挥笔写起了曲谱，并且不到20分钟，他这支流芳后世的名曲即一挥而就了。真是天才！其实，哪里有什么天才？郭沫若说：“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他自己乘兴写诗，一挥而就的例子也最能证明这点。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他曾这样追忆：“《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便连忙跑回寓所把她来写在纸上……《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头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
像郭沫若一样勤奋而笔记妖娆的，还有俄罗斯大文豪果戈理。他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总喜欢用笔“随手一记”。他说：“一个作家，应该像画家一样，身上经常带着铅笔和纸张。一位画家如果虚度了一天，没有画成一张画稿，那很不好。如果一个作家虚度了一天，没有记下一条思想、一个特点，也很不好。”果戈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随手一记”中，至今还留给我们如下一些内容：
“屋子的附属物，一块4尺大的、镶着细刻木框的小镜子。屋子一隅摆着三角柜，上面挂着一条边上缝着红线的污秽的手巾。”
“工作员的头目们选举总管了，于是来了问题—‘为什么要选举他呢？他品行好吗？’‘不，不好。’—‘不喝酒吗？’‘不，是一个酒鬼。’—‘那为什么选他？’‘他会管理。’”
这两则笔记，前叙状，后记言，当是一位小说家的基本功。但对广大读者来说，当可视为“分外妖娆”了。实际上，果戈理有一次在某餐馆吃饭时，亦曾奋笔抄录玻璃板下压着的一份菜单儿，这一点倒是与舒伯特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纸条儿、树叶子、香烟盒、菜单儿等以外，还有一位爱因斯坦经常用旧信封的背面“随手一记”—当然，他记的尽是些论证数据。但在“笔记妖娆”的洋洋大观里，这又何尝不是一曲弦外之音呢？
总体说来，“好笔头抵得上烂记忆”这句最俗的民语，不仅对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艺术家来说是一条铁律，对于身在民众之中的每一位普通人来说，也自然而然地应该是一条金科玉律。只要你身体力行，就一定会让自己无限妖娆。若谓不信，可以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