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匆匆。不久前经过长汀，虽然只是人生的一瞬，但那里的“秋白之韵”至今还在我的心里绵延，我要新唱一曲关于“多余的话”的老歌了。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须说呢？”对于稍微有一些红色阅历的人来说，76年前，即1935年，瞿秋白烈士在长汀被囚处所写《多余的话》这句开篇之语，不管何时何地或闻或见，立刻都会引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红色记忆不死，但有时候，烈士的鲜血也会“被”改变颜色。曾几何时，瞿秋白曾经被全党视为“大叛徒”，《多余的话》曾经被全民视为“大毒草”。那是一个无比疯狂的年代……
物换星移。既是历史名城，又是客家首府的福建长汀，那天独以“红军故乡”的亲切面孔，迤迤然，引领我们探访“秋白之韵”最悠长的所在—那是一道“门槛”。正如屠格涅夫所曾写过的：
……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的女郎。
浓雾里吹着雪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侮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死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副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声回答。
我以为，屠格涅夫1881年写的这位“俄罗斯女郎”，就是1935年的瞿秋白。真的很像。就在那一年的6月18日，曾经两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昂首跨进了那道“门槛”，并用他所熟谙的俄罗斯语言高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当时长汀市街上的人们纷纷注目为他送行。至中山公园内的八角亭拍照后，瞿秋白泰然自饮并慨然有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然后，瞿秋白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向刑场，最后在罗汉岭下的青青草坪上盘膝而坐，并对行刑的刽子手微笑点头：“此地很好。”……
毫无疑问，瞿秋白如此就义自是“圣人”之举。或者用我们共产党人的专门术语来说，他不愧是一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这毕竟是一首老歌了，当中国共产党早已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尤其要更加注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首先要成为他们中最没有“特殊权益”的一员，或者说，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继续把那些老歌唱“新”的关键所在。没有时移势也的唱新，哪有再接再厉的唱红？
就这样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在长汀，我们深感“秋白之韵”最悠长。这里不仅有刚性的直击，使曾经的“大叛徒”在“一个俄罗斯女郎”的“门槛”前止缪。这里还有一部字字真诚、句句坦荡的“临终告白”—
那就是瞿秋白于当年5月17日至22日写就的那部2万多字的《多余的话》。长汀归来，止缪的“瞿秋白之歌”自是余音绕梁，但更为蕴藉“秋白之韵”的《多余的话》也更方便我灯下细读了，你瞧：“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
“乱谈”种种，自是有失。但断臂的维纳斯，谁又能说她不美呢？更重要的是，“凡出自内心的，也就能进入内心”。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你连老百姓的内心都进不去，你又能“先进”到哪儿去？
从长汀到北京，“秋白之韵”就是这样绵延又悠长，就像那位毅然迈进“屠格涅夫门槛”的美丽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