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傍晚7点多钟，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柳州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出现了我疲惫不堪的身影。我上了开往湛江的火车。我把手提包放到行李架上，挎包放到坐席靠窗口那一侧当枕头，躺下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少年时代在东北大山里去邻村读书的情景。
那是莽莽林海中的山间小路，我背着书包在小路上疾行，不时地回头，尾随着我的是一匹野狼。
我快走，狼也跟着快走，我慢走，狼也慢走，我停下来，狼也停下来，我与狼对峙……
四季交替，崇山峻岭由树木苍翠变成白雪皑皑，少年的我穿戴由单变成棉，野狼的皮毛由青变灰，那野狼始终跟踪着我，形影不离。
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站在讲台上讲：“学了知识装进自己的脑袋，小偷偷不去，这是谁也偷不去永远属于自己的财富！”
我隔着遥远的时空，向老校长汇报：“老师你好！我现在脑袋里装的是中国起重机这样一个大行业！我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是既懂技术又懂销售的中国第一推销员啊！”
老校长和当年的伙伴们举着山花在向我招手：“邰勇夫，祝贺你，你不愧是咱东北大山里最要强的学生！”
这天，我去了柳州起重机厂。我想做像旧中国上海摊那样的掮客，西装革履，出入社交场，伴着靡靡之音“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与美若天仙的交际花翩翩起舞，一笔又一笔的大买卖飞进我的皮包！柳州起重机厂对我这位找上门来的“掮客”很有兴趣，生意还没给人家拉来一桩呢，厂长就在大酒店隆重款待我，吃火红的大螃蟹。这里离海南不远了，我想去海南给他们拉笔大买卖，顺便去看看听说要上起重机项目的海南机械厂。
“咣啷”一声火车在一个小站开动，我突然惊醒：不好！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不翼而飞，那里面装着我几年来辛辛苦苦从全国42家同行厂收集来的技术资料（那个时候同行厂之间在技术上互通有无，资料共享）。这些东西对小偷来讲一钱不值，对我可是价值连城！
我慌了，连连地喊着：“我的包呢？”没有人理。火车开动了，我沮丧至极：“我——的——包——呢？”
一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大高个充满同情地凑过来，坐到我的对面。
“算了，喊也没用，那小偷早就下车跑了。——你到海南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很吃惊，我并没有跟谁说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啊！
“这节车厢几乎全是上海南的。”
“怎么会这么多的人？”
“这你还不知道！海南要建大特区，比深圳还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想去那里工作。”
“我还真的不知道呢！”
大高个很吃惊，“这你都不知道？那你去干什么？”
“我只是听同行厂的朋友说，海南机械厂要上起重机，我想去看看。”
“写信联系过吗？”
“没有。”大高个神情活跃了起来，似乎很有优越感地拿出一张填好的人才交流表：“你看，我先写了信，海南人才交流中心就寄来了一张表，单位也同意我出来了。”
我与他很快就彼此信任，结成去海南岛的旅伴了。大高个叫吴天明，来自西安一家飞机制造厂，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了海安码头，我才发现想去海南找工作的何止我和吴天明，这里黑压压地云集了一大片，成千上万张面孔都是那么英俊，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全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涌到这里来了，大家都热情地谈论着海南、向往着海南，仿佛海南是金岛、银岛……
过了海，便进入了夏天，迎接我们的是岛上的椰树和满街跑的呸儿呸儿车（简易的三轮摩托，以马达发出的声响称之）。呸儿呸儿车把我们带进了同一家旅馆，我和吴天明住在一起。天色还早，我要去海南机械厂，吴天明也要同去，他说他也直接找用人单位。
位于海口市中心的海南机械厂虽然厂房简陋，但是吸引来的年轻求职者不断。进厂大门登记时，守门的师傅告诉我们：“你们二位是第1321、1322名大陆来的大学生了。”
厂长接待了我们。吴天明拿出一大堆证件，大学文凭、工作证，过去搞过的什么发明、什么创造的获奖证书。我这些东西在火车上全丢了，什么也拿不出，只好谈自己的业务简历。厂长似乎对我更感兴趣，问我们两位是什么关系。
吴天明赶紧说：“我们是老乡，是同学，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说：“是，我们希望能在一块工作。”
厂长犹豫了一下，面有难色地说：“我只能留下你们一位。”
吴天明转身走了，我追出门去，拉住吴天明悄声说：“还是你留下吧，我本来也没打算找工作，只想来海南做全国起重机行业的掮客，那种自由的推销员。”
我拉吴天明又回到厂长办公室。
厂长说：“我只能留下你邰勇夫。我们正在找你这样又懂技术又会搞销售的人才呢，只是你的朋友吴天明——实在对不起！纯粹搞技术的我们已经有很多了。邰勇夫你明天来办手续吧。条件是先聘用3个月，然后正式办调转。”
我意外地找到了工作，成了海南特区急需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当我办好了聘用手续要离开海口的那天晚上，仍没找到工作的吴天明心灰意冷，掉了眼泪，比我在火车上丢了包还难过。他说如果找不到工作真不知道怎么回西安见领导和同事，因为他不比我，他来之前已经通过单位领导在海南寄给他的那张“人才交流表”的单位意见栏里签了“同意”并盖了章。
我赶回株洲，重型机械厂正在实施厂长的第二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改革方案半年前实施后，一批老的科室领导被国人长期以来惯用的“一刀切”像切韭菜那样齐刷刷地切下来做了普通科员，包括刘总工程师，又齐刷刷“一刀切”地启用了一批新人。当时曾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电视、报纸进行了系列报道。这第二套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原来的科长升为部长，车间主任升为分厂厂长，原来的行政科升为生活服务总公司，下设房产科、膳食科、总务科。原来我的两个邻居，一个烧锅炉，一个自来水管道维修工，他们都曾羡慕我是大学生，是正式的国家干部，见了我总是自愧弗如地直不起腰杆。这次见面不同往昔了，两位都腰杆子挺得笔挺。一个当了膳食科的科长，一个当了总务科的科长，他们原来的工作由农民工取代。我找到厂长，提出要去海南机械厂受聘。厂长脸黑黑地说：“不行，你才干几年，就想调走？”我也觉得挺惭愧：“那我怎么办？在销售科没事干，要不，我还回技术部门搞产品开发吧？”
“你没那本事，不行！”
我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时，我还没学会忍耐，我争辩道：“不行？不行我能当全国联合设计组的副组长！不行，我一次谈判为重型机械厂增收80多万元非标费！不行，我京广线跑了一趟，吸引来那么多的大客户（那次，我和厂办谭秘书沿京广线拍产品照片回厂后，来订购起重机的客户蜂拥而至，都说：‘难得有你们这样急用户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的厂家！’）！你说我不行，让我走好了！”
“我这不是开旅店，说走就走。”
我托老厂长，老厂长给市工业局罗局长挂了个电话，罗局长就写了张条子给我。我把这张条子送给重型机械厂的“改革厂长”，“改革厂长”看了条子，在我面前第一次和颜悦色，而且追悔莫及：“小邰，你有这层关系，怎么不早说呢？其实你很有才干，你去吧，到海南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再回来，我给你个厂长助理或者是总工程师干干。”
海南受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功了，而且厂里还连续发了我3个月的工资。
那几天，吴春芳在娘家玩麻将玩得走火入魔，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不上班。妈曾嘱咐我：“算了，你别管了，她愿意玩就玩，你常不在家，她又是在娘家玩。”所以我也没再说她。已经两岁的小诗诗正牙牙学语，不太清晰地唱着从日本动画片上学来的歌：“我要我的爸爸，我的好爸爸，只要我见到他，就让他回家……”
我背上行装，与我的小诗诗挥泪告别，是岳母大人领着小诗诗送了我一程，特意嘱咐：“邰勇夫，这次去了要好好干，别像在这里似的，干不下去了。”
我很感激，但这话却又刺伤了我的心。我在哪里不是好好干呢？回想在重型机械厂三年的工作，搞产品工艺、科技情报、质量管理、新产品开发、产品销售，围绕着产品干了一个循环，哪一项工作我不是尽心尽力地好好干了呢？刘总工程师就曾夸奖过我：“邰勇夫工作积极主动，不像有的人那样属算盘珠子的，拨一下，动一下。”然而，我却是在重型机械厂干不下去了。看来，这好好干的“好好”两个字要重新认识，怪不得在大学读书时，有位老知青同学说：“干工作你光好好干不行，要会干。”怎么才算“会干”呢？
说假话？阿姨奉承？不行，那样我做不来，我只能做一个正直的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人，哪怕我在世人眼里多么地卑微，多么地微不足道，被人小看，我也要这样坚持。这个时候我隐隐地感觉到，重机厂的“一刀切”把刘总、老厂长这样的一大批脚踏实地还不到退休年龄的“革命老黄牛”给切了，也把重机厂的大动脉给切了，势必要大出血。这些老领导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新启用的“知识化、专业化”有大学本科文凭、有工程师职称的“改革厂长”真的就没感觉到他讲什么科学，他讲的科学就是跑关系，争取市领导、省领导、部领导首肯，玩命膨胀无限上项目，在重机厂长期使用便利、费用低廉的国家储备局铁路专用线旁边，投资上千万又重复建了个铁路专用线；几百万的生产线引进了，大厂房、大办公楼也盖起来了，可产品的质量、利润一路下滑……
我走后听说：
改革厂长立下誓言，1988年产品要创部优（国家名优产品，分国优、部优、省优）。全厂震动不小，纷纷献计献策……
厂长自有主张，经过一番上下活动，更加胸有成竹，亲自出马来到国家某部委质量处。
处长表态了，“你们厂的质量管理不及格啊！”
厂长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条子，“这是某某厅长之托。请您关照。”
处长摇摇头，“用户对你们厂的产品质量意见很大！”
厂长马上又送了一张条子，“这是XX……就是副省长家的那位，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上级！”
处长认真地看了下条子，不知如何是好。
“嘀……”电话响了，“这个厂我去过，产品质量还是过得硬的。”
“首长，您不知道！”
“我清楚得很！”
处长急了，“首长，用户在一家大报上披露了，几十万元的设备，用户还没使用，就成了一堆废铁，而且……”
“不要而且，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不行，他们的产品因为质量问题出了人命！”
……
“部优”没凭上，“改革厂长”大刀阔斧实施第三轮改革。第一轮改革老的下去新的上来，第二轮改革刚提拔上来的中层干部统统官升一级，腾出来的位置又提拔了一拨新人，一时间官满为患，有文凭的提拔完了，就破格录用没文凭的。车间里的一位班组长执行了一次上岗前列队训话，点名点到谁谁就像日本兵那样“咔嚓”一个立正然后挺胸腆肚喊：“嘿！”于是“改革厂长”大力表彰，这位班组长就一步登天荣升为企管办主任。第三轮改革，坚守在车间第一线的生产工人已经所剩无几，没办法再提拔谁了……“改革厂长”左思右想把守厂门的本厂保卫科人员全撤，请来一队持枪荷弹的武警官兵，围墙上全部拉上铁丝网，每天上下班的铃声换成军号嘹亮。第四轮改革“轰隆”一声巨响，把刚建好的大厂门推倒重建。新厂门富丽堂皇，厂大门上的“株洲重型机械厂”一字万元请全国著名大师挥毫泼墨，客户来了一看那大厂门，再看那字，都以为误入书斋学府，那字是一般人看不懂的篆书！
这样的改革，企业会有什么前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