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朝重建国际关系秩序所面临的问题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八年之后，隋朝灭南陈，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作为一个雄心勃勃欲超越前代的新王朝，就必须重新建立在动乱中崩溃的国际体系，确立国家关系秩序。
自汉武帝战胜匈奴之后，东方世界的国家或民族间关系就是以汉朝为轴心展开的。这时期的国家间关系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中国为中心；第二，以文化（语言、文字、制度、礼仪等）传播为纽带；第三，通过册封等形式建立上下君臣关系和交往的道义原则；第四，政治上的服从与军事上的占领相结合等。
西晋崩溃后，中国四分五裂，对于周边民族国家，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汉代所建立的国家间关系体系彻底崩溃，哪怕存在表面上的对外册封，往往也只是徒具形式，更多则是被册封者为了借助册封者的权威来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而要求的。对于东方世界而言，一旦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政治中心，其结果一方面是周边民族自立，纷纷建立国家；另一方面则是各个民族、国家相互间关系完全建立在现实利益与军事实力之上，交相征伐，弱肉强食。在此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所构建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固然有利于中国，但也有助于维护各国间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隋朝重新崛起，周边民族、国家以复杂的心情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开皇初，他们纷纷来到隋朝，打探消息。在《隋书·高祖上》所粗略记载的名单上，就可以见到白狼国、靺鞨、突厥、百济、高句丽、契丹和吐谷浑等。那些受强大邻国欺凌的民族，对中国抱有相当的期望。而在中国内乱中获得利益的国家，则深恐中国强大，设法予以阻止。开皇三年（583），隋朝打败最为强大的突厥之后，整个国际形势为之改观，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正面阻挡隋朝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对于隋朝而言，重构国家间关系原则，将保障国内的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拓与世界各地的交往与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东亚而言，隋朝建立后，东亚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由多国间势力均衡向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转变的趋势。开皇三年，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等臣服于隋，契丹也纷纷内附，周边的国家均感受到隋朝的强大压力。于是，从开皇四年起，高句丽转而向陈朝朝贡，同时加紧同突厥的联系，一个弱国联合抗衡强隋的微妙变化正在进行。这里可以看到两股力量在作相反方向的运动。
隋朝为了彻底结束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故大大提高了中央集权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则以汉帝国自许典型的例子，如《资治通鉴》大业三年八月条记载，隋炀帝巡视突厥，于启民帐内赋诗：“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要建立起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可以说，其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长，同样表现为权力的集中。应当指出，国际关系里的权力集中，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权力的追求。在这里，权力集中是为了提高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隋朝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和与之协调适应的国际关系。隋朝的对外政策是现实的，不是出于权力欲的冲动。这一点常常被批评隋炀帝好大喜功者所混淆。
另一方面，高句丽、突厥和陈朝的联合，无疑是为了抵抗隋朝的国际战略，保持势力均衡，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这种联合，表现出国际社会结构上普遍存在的趋向，即权力的分散。
高句丽的新动向是对南北朝以来中国向邻国册封关系的检验。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同时接受南北两朝的册封。就北朝而言，自北魏太武帝册封高句丽王以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君臣关系。但实际上，屡屡见到高句丽未守“臣节”的记载。仅就《魏书·高句丽传》而言，北魏太武帝时，高句丽公然接纳被北魏征讨的北燕冯弘君臣，几乎酿成双方的武力对抗；献文帝时，拒绝送女入宫；孝文帝时，又拒绝送世子入朝参加郊丘之礼。拒绝联姻和送质子，违反“臣节”，这表明高句丽同北魏的关系是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实力和利益之上，冯弘事件之后，高句丽臣服于北魏，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以对付南方的百济和新罗。另一方面，在涉及具体利益上，高句丽并不完全臣服于北魏，甚至有所抗拒。为此，从北魏后期开始，高句丽又注意同南朝的交往，以制衡北朝。北朝后期，高句丽利用南北朝分裂实行南北两面外交的情况越发清楚。例如，北齐时代，高句丽向北齐朝贡六次，向陈朝的朝贡也是六次（包括一次册封）根据《北齐书》和《陈书》本纪统计，高句丽向北齐朝贡的年代分别为天保元年、二年、六年、河清三年、天统元年和武平四年，向陈朝朝贡的年代则为天嘉二年、三年（册封）、七年、太建二年、三年和六年。。南朝的存在实为高句丽的安全保障。所以，当强大的隋朝出现令高句丽感到威胁的时候，其对外政策就发生重要的转变，从注重北朝变为联合南朝。
在突厥被打败之后，高句丽成为隋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最大的障碍，只要高句丽公开与隋朝对抗，隋朝就不能实现建立以隋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高句丽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凸显出来的，使得双方在旧册封关系下隐藏的利益冲突暴露出来。
下面就对高句丽同北朝的历史冲突和隋朝在东北亚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进行考察。
第二节 高保宁事件及其影响
隋伐高句丽，有其远因与近因，有些原因是直接的，有些则是间接的和隐蔽的。高保宁占据营州抵抗北周和隋朝，对于后来隋同高句丽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人们未曾注意的问题 关于高保宁问题，我最初用日文撰写了《隋と高句麗の国際政治関係をめぐって》，发表于《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本文后来遭到不正当的摘抄，特此注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句丽问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高保宁是北齐后主武平（570—575）末年任命的营州刺史，“夷夏重其威信” 《北齐书》卷四十一《高保宁传》，第547页。。营州是北齐镇抚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后，“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保宁不下，其余皆入周” 《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九年（577）二月”条，第5375页。。周武帝曾遣使招安高保宁，但为其所拒。不仅如此，高保宁还上表投靠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劝其称帝，自己则成为高绍义政权的丞相。宣政元年（578），幽州人卢昌期及北齐遗臣起兵叛乱，占据范阳以迎高绍义。高绍义以为得天所助，遂勾引突厥军队大举入侵。高保宁亦与之呼应，“帅夷、夏数万骑”，欲入寇范阳参阅《北齐书·高保宁传》，《周书·宇文神举传》，《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年（578）”条。。此次叛乱为北周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高保宁退据和龙。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后，高保宁进一步投靠突厥。至开皇三年（583）高保宁兵败被部下所杀为止，他连年勾引突厥入侵，给隋朝东北边境造成重大威胁 参阅《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二、十三、十四、至德元年”条，《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高保宁屡次入侵，史书均明载其军队的组成情况。例如《北齐书·高保宁传》载：建德六年，“周师将至邺，……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隋书·突厥传》载：开皇元年，突厥怨隋文帝待其礼薄，“会营州刺史高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资治通鉴》载：开皇二年五月，“高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分兵八道出塞反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保宁。……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
但是，唯独于宣政元年高保宁入寇时，《北齐书·高保宁传》和《资治通鉴》均记作：率“夷、夏数万骑”。是役，引突厥入侵者，史书明载为高绍义。那么，高保宁所率之“夷”究竟是何族军队呢？此事颇值得深入研究。从上引诸条史料可知，高保宁统帅的外族军队有契丹和靺鞨，皆为东夷，故此处的“夷”有可能是契丹或靺鞨。但是，“夷”所指甚广，因此还有其他的可能，只是从中国的史书找不出其他有关记载。
所幸，我在朝鲜《三国史记·温达传》里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温达，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诸军乘胜奋进，大克。及论功，无不以温达为第一，王嘉叹之曰：“是吾女婿也。”查周武帝时期，并无伐辽东之举。但是，《周书·突厥传》记载：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高祖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周书·宇文神举传》记载得更加详细：宣政元年，……高祖亲戎北伐，令神举与原国公姬愿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云阳，疾甚，乃班师。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擒之。根据以上两条史料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确知周武帝于宣政元年五月亲总六军，分五道北伐。旋因病重而停师《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年（578）五月”条作“诏停诸军”。。当此之时，高绍义、高保宁、卢昌期等勾引入寇，宇文神举统帅的幽州道军奉诏继续北伐，击退入侵者。故《三国史记》所谓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指的应该就是宇文神举继续北伐一事。
据此就可以对高保宁统帅的“夷”军作进一步的分析。周隋之际，契丹和靺鞨均处于部落分立、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的状态。根据《北史·契丹传》记载：契丹“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靺鞨分为七部，与中国和高句丽等有密切关系的是南边的粟末部和白山部。《北史·勿吉传》记载：粟末部“胜兵数千”；白山部“胜兵并不过三千”。因此，即使有数部契丹和靺鞨响应高保宁，其兵力恐亦只有数千，就算再加上高保宁统帅的营州“夏”军，距史书所载的“夷、夏数万骑”，还有很大的差额。上引《三国史记》记载，抗击周师的是高句丽王亲自统帅的军队，先锋官是平冈王的女婿温达，故其军队必不在少数。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1） 周武帝讨伐东北地区北齐残部以统一北方的时候，高句丽曾较大规模地卷入中国的内战，出兵阻挡周军北上。
（2） 高句丽军队很可能是组成高保宁“夷、夏”联军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之相呼应者。
高保宁并不具有割据一方同中原王朝抗衡的实力。周末隋初，之所以没有及时讨平高保宁，显然是顾虑到其背后的外族势力，所以不愿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引起同外族的大规模战事。显而易见，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勾结，构成了对中国安全与统一的严重威胁。
就高句丽而言，自魏晋以来，高句丽趁中国内乱之机向西北扩张，经过多次同曹魏和鲜卑慕容氏的生死大搏斗，控制了辽河流域。占据该地区对于高句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可以同其他国家争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权；
第二，获得大量肥沃的农耕地，以补国内之不足，增强经济实力；
第三，可以在此招降纳叛，招徕劳力，吸引人才，直接导入中原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
第四，利用辽河流域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屏藩本国。
历史一再证明，失去对辽河流域的控制，高句丽便难于抵御来自北方的压力。因此，争夺辽河流域，乃是高句丽重大利益之所在，驱使其在数百年间一有机会便不惜冒国家倾亡的危险，一再同中原王朝或其他北方民族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当周武帝统一中原、平定高保宁叛乱的军队逼近辽东之时，就同高句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冲突。于是，高句丽便不顾其臣属于北周的名分 高句丽在东、西魏对立时期，同时接受东、西魏两朝的册封。其向西魏和北周的朝贡，见于记载的有：(1)“琏五世孙成，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2)“建德六年，汤又遣使来贡，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以上见《周书·高丽传》）此事又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平原王十九年”条。此后至隋开皇元年，未见高句丽入朝，或与其攻击周师有关。，悍然动用武力攻击周师。这一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高句丽攻击周师的目的虽然在于保护其在辽东扩张所获得的利益，不表明有意参与中国的内战。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说，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势必同高句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高句丽所不愿意看到，甚至试图加以阻止的。从眼前利益来说，需要借助外力来抵抗周师的高保宁，在客观上可以成为其在辽东的屏障。在这里，高句丽同高保宁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
第二，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外的册封徒有其名，少有臣属之实，不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石。这种册封关系不能抑制国家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外交上纵横捭阖的手段。东亚的国际关系建立在势力与利益的竞争与均衡基础之上，亲疏分合，主要由实力的消长而转移。
对于中国来说，控制辽河流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不论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仅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首先，掌握东北，进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其国家，而且在抗衡势力已达到此地的强大的突厥时，无疑是断其右臂，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态势，当年汉武帝经略辽东和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需要；守则可以成为华北的安全保障，在汉代以后主要经济区域自关中转移到华北之后，东北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其次，北周及其继承者隋是自关中统一中原的。因此，镇抚华北便成为决定新王朝命运的紧要课题。尤其是杨氏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北周政权，其正统地位屡屡受到怀疑，而且，华北地区一再反抗隋中央政权参阅韩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人民大学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7年第7期。，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隋朝安定华北之艰难。因此，若是在毗邻华北的东北地区存在与隋朝对立的政权，将成为华北反抗势力的依托，鼓励和增强分裂倾向，直接影响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安全。
高保宁据营州抗周，引起周与高句丽的军事对抗，早早地把东北问题摆到周及隋朝统治者的案头，使他们清醒地看透高句丽接受中国的册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相反，其与国内分裂势力的勾结却是中国统一政权的心腹大患。要牢固统一全国，就必须彻底制服国外敌对势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高句丽问题暴露出来后，隋朝执政者不能不愤然想起东北乃至朝鲜曾是中国直接统治过的土地。显然，隋朝建立当初就对高句丽深怀戒心，并密切注视其与北方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利益、政权的巩固与领土的主权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乃是对新王朝的统治能力、意志和手腕的严峻考验。
第三节 契丹与靺鞨
开皇元年（581），隋朝甫立，高句丽迅速抓住这个机会，遣使赴隋，恢复自北周宣政元年以来中断了的朝贡关系。隋文帝也机智地册封高句丽威德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以打开四面受敌的局面。此后至开皇四年（584），高句丽年年入贡，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似乎云开雾散了。但实际上，新的一场争夺却在悄悄地展开。
辽河流域曾给高句丽带来莫大的利益。百济在延兴二年（472）给北魏孝文帝的上表中指出：高句丽“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 《魏书》卷一百《百济传》，第2217页。。说的是曾被百济重创的高句丽在太延元年（436）甘冒与北魏和刘宋反目的危险，接纳被北魏打败的北燕亡君冯弘及其军队、人户和大量军资等，因此再度强盛起来。回顾高句丽兴盛的历史，可以说与北方人口大批流入密切相关。攻占乐浪、玄菟郡，兼并夫余族，使高句丽颇具规模。4世纪前叶，高句丽又先后招纳了晋平州刺史崔毖和匈奴宇文部等冯弘奔高句丽，见于《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高句丽攻取乐浪、玄菟及招纳崔毖，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匈奴宇文部奔高句丽，见于《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建国八年，晃伐逸豆归，……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并参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这类事例，不胜枚举。说明要控制辽河流域，就必须征服东胡各族。5世纪后叶对契丹的争夺也反映了这一点。
契丹位于北朝、高句丽和突厥三大势力之间，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决定了契丹从一开始便成为几大势力争夺的焦点。北魏时，蠕蠕强盛，高句丽便与蠕蠕合谋瓜分位于契丹西北地区的地豆于。《魏书·契丹传》载：“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高句丽征地豆于，实为假途灭虢之策。《隋书·契丹传》载：契丹“当后魏时，为高句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此即是明证。高句丽企图侵吞契丹的结果，却是驱使契丹依附于中国。此后强大起来的突厥也卷入对契丹的争夺。《隋书·契丹传》载：“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突厥势力的介入，遂使其在辽东与高句丽发生武装冲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阳原王条载：“七年（551）秋九月，突厥来围新城，不克。移攻白岩城。王遣将军高纥领兵一万拒克之，杀获一千余级。”突厥突然进攻高句丽，显然与争夺契丹有很大关系金善昱《隋唐时代中韩关系研究——以政治、军事诸问题为中心》（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73年，未出版）认为，是年突厥进攻高句丽乃是因为争夺契丹所引起的，颇有见地。但金氏认为，开皇四年以前，隋无暇争夺契丹。我以为恰恰相反，开皇四年的契丹内附，正说明隋在此之前就已开始介入对契丹的控制。在靺鞨问题上，我亦与金氏的见解不同，详见正文，不再出注。。结果，契丹分裂，部分并入突厥，部分依附高句丽。契丹的向背关系到北齐北疆的安全。根据《北齐书·文宣纪》记载，天保四年（553）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伐之，一路追讨到营州，夺回契丹大部。此后至568年，经常可以看到契丹向北齐朝贡的记载。但此后契丹的动向不明，直到前述高保宁叛乱时，才再见到契丹的记载：一是建德六年高保宁率契丹军抗周，一是开皇三年高保宁兵败后欲奔契丹。估计在北齐末，契丹又背离了中国。
隋朝建立之初，四面皆敌。内乱姑且不论，外敌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朝。隋文帝虽无力经略辽东，却不露声色地为将来布局。当开皇四年（584）契丹重见于史籍时，《隋书·高祖上》说：“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九月，契丹内附。”翌年“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隋书·契丹传》亦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十分明显，隋文帝对东北的战略从契丹落子，到开皇四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多国势力的介入和争夺，契丹内部尖锐对立，内战不已。隋朝招抚契丹各部的工作虽然扎扎实实地进展，但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在上述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开皇四年发生的变化。
如前所述，隋朝建立后，高句丽年年入贡。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入朝的情况为：开皇元年一次，二年两次，三年多达三次，四年一次。此后，高句丽突然停止向隋朝贡，转而遣使到陈朝，两国关系趋于恶化。必须指出，朝贡次数并不表明关系的亲疏，过于频繁的往来，反倒让人觉得其中必有重要交涉。我推测至少有三个需要交涉的问题，第一是高保宁问题，第二是突厥问题，第三是契丹问题。开皇三年高句丽三次入朝，必与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和高保宁有关。是年突厥败北，高保宁被诛。翌年，契丹转向隋朝，整个东北的势力平衡完全改观，高句丽的对外战略遭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契丹倒向隋朝，使高句丽必须直接面对强大的隋朝，犹如锋芒在背，令其不寒而栗。于是，在契丹内附隋朝后，高句丽旋改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争夺契丹，一方面积极结交陈朝、潜通突厥，谋求新的势力均衡。
开皇六年（586）以后，《隋书·契丹传》接着记载道：“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谒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契丹别部背高句丽归附隋朝一事发生在哪一年，史无详载。从记述上看，当在开皇六年至末年之间。我以为最有可能发生在开皇十七年（597）。
首先，隋文帝于平陈后的开皇十年（590）恫吓高句丽王朝贡 《隋书》及《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开皇十七年（597），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则系于平原王三十二年（590），当是。。紧接着两年，高句丽入朝，时间均在正月，显为参加朝贺典礼。以后至开皇十七年，高句丽才再度入朝，时间在五月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隋书·高祖下》。，明显是有事交涉。估计交涉破裂，所以，隋文帝下玺书严厉谴责高句丽。
其次，隋文帝在玺书里列数高句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所谓“固禁”，就是以强力拘束。以上分析表明，开皇十七年，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危机，从隋文帝玺书透露的消息来看，这场危机便是契丹背离高句丽投向隋朝引起的。也就是高句丽同隋争夺契丹彻底失败，连依附于自己的契丹别部也倒向了隋朝。这场争夺相当激烈，以致高句丽使用强力“固禁契丹”，而隋文帝则向高句丽下达最后通牒式的玺书。契丹问题把双方的关系推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高句丽有点不知所措，失去冷静，遂于开皇十八年联合靺鞨入侵辽西，首先开启战端，意图挽回局面，向前推进防御战线。这不啻宣告高句丽在政治上、外交上和道义上的失败。隋朝更有充分的理由堂堂正正地出兵辽东，彻底解决朝鲜问题，重建东亚国际政治秩序。
隋与高句丽争夺东北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靺鞨问题。
靺鞨在高句丽东北，分布颇广，在隋代分为七部，不相统属，与中国和朝鲜均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北齐时，靺鞨频来朝贡。隋朝建立后，文帝就积极招抚之。开皇元年，即见其酋长来贡方物 《隋书·高祖上》。。《隋书·靺鞨传》说：“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愿得长为奴仆也。’”亦即在开皇初年，靺鞨已同隋朝建立起君臣服属关系。其后在开皇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年，均见其朝贡 《隋书·高祖上》。。至隋炀帝时，靺鞨与隋的关系更加紧密。大业初，其“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 《隋书·靺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作：“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北史·勿吉传》作：“炀帝初，与高丽战，……”《北史》的标点，意思比较清楚。但此句的主语不明，且大业初年未见隋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故《通典》卷一百八十六《勿吉》将此句省略为“炀帝初，其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我以为，《隋书》所载“与高丽战”的主语应是靺鞨。。不仅如此，靺鞨甚至与隋结成军事同盟，积极帮助隋朝经营东北。在契丹问题上，文帝利用其与契丹的矛盾，收渔翁之利。在对付高句丽时，炀帝先是利用其军队经常骚扰高句丽，“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隋书》卷八十一《靺鞨传》，第1822页。。更是直接使用其军队与高句丽作战。
金善昱教授认为，至辽东之役，炀帝成功地臣服了靺鞨。如前所述，其实文帝时就已臣服了靺鞨。关键是，隋朝臣服的是整个靺鞨，或是其一部。这里表现出靺鞨问题的复杂性。
在靺鞨里，直接与中国和朝鲜有关者，主要为其粟末部和白山部 《隋书·靺鞨传》记载：“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隋书·靺鞨传》说：“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实际上，靺鞨与高句丽敌对，其来已久。《魏书·勿吉传》记载，靺鞨在北魏太和初年来朝，“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即是明证。隋朝充分利用靺鞨各部不相统属和粟末部与高句丽的矛盾，早早地争取到粟末部依附于己，并共同对付高句丽。在《隋书》里见到与高句丽为敌之靺鞨，应该都是指粟末部。以上推测，可以在唐人著作里得到证实。《通典·州郡八》“归德郡燕州”条记载：“隋文帝时，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长，率数千人，举部落内附，处之柳城，燕郡之北。”所以，隋朝臣服的应只是粟末部。这样便不难对开皇十八年高句丽与靺鞨联合寇辽西一事作出合理的解释，亦即高句丽所统率的是靺鞨白山部。《两唐书·北狄传》均明载，白山部素附于高句丽。历史上，高句丽惯于使用靺鞨兵对外作战，其用于对百济和新罗作战的事例，频见于《三国史记》，对隋和唐朝的作战，亦不少见。显然，隋朝和高句丽都在积极地争取靺鞨。然而，隋朝的努力不像对契丹那样顺利，除了拉拢到原来就与高句丽对立的粟末部外，一直未能打破高句丽与白山部的联盟。无怪乎隋文帝和炀帝在声讨高句丽的诏书中都对此表示愤怒。
高句丽在东胡族里的影响不容小觑。《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反映出高句丽利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在东胡各族里的影响。高句丽影响东胡族同隋朝对抗，是隋朝不能容忍的。争取东胡族，说到底就是争取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这不仅关系到隋和高句丽的国防安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双方势力的消长。对隋而言，争取东胡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阻断高句丽与突厥的联系，以利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相反，高句丽虽然无力单独同隋朝对抗，然而，如果能争取到东胡族，高句丽就会在东北形成一个与隋相抗衡的势力圈，进而同北方的突厥相呼应。这样，不仅臣服高句丽的区域性目标难以实现，甚至隋朝在世界的地位及其重建国际关系秩序的战略都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毋庸置疑，隋与高句丽在争取东胡族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争取契丹和靺鞨，是隋实现上述对外战略的重要方面。
第四节 隋征高句丽
隋朝重建国际关系秩序的努力，在东北地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在开皇三年（583）七月打败称霸北方的突厥之后 关于隋朝同突厥的关系，请参阅韩昇《隋文帝传》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高句丽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醒目。为了保持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向辽东扩张而获得的利益，高句丽想方设法阻止隋朝在东北亚建立国际关系秩序，为此，同隋朝展开激烈的争夺。这时候，中国内部的分裂再度成为高句丽可资利用的因素，所以，高句丽转而采取联陈抗隋的政策，积极开展对陈朝外交，试图南北呼应，牵制隋朝。
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其道理十分明显，南方的陈朝已经是南北分裂的末章，不同于当年东晋和刘宋气势正盛，怀抱恢复中原的宏图，积极联合高句丽以图夹击北方政权。到陈朝时，不但长江以北土地尽入北朝，而且，长江上游和中游战略要地亦被隋朝所掌握，能够偏安一隅已属不易，遑论北上与隋朝一较长短。而且，隋朝的崛起极为迅速，不容分裂局面长期延续下去，故在国内各项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就挥师南下，于开皇九年（589）渡江平陈，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
隋平江南，在国际上震动颇大。《隋书·高丽传》说，高句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高句丽王所惧，除了隋平陈打破了东亚国际间的势力均衡外，其立即大规模备战，表明高句丽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最后一个公开抗拒隋朝的国家，只要坚持不臣服，则双方大战难以避免。
当然，高句丽也看到在共同对付隋朝问题上，还是有潜在的支持者，例如突厥，就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岑仲勉先生通过对突厥文阙特勤碑的研究，指出突厥强盛时常与高句丽结好及聘使往来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新一版，第71页。。开皇三年，隋文帝北伐，突厥兵败称臣，但其内心实怀再起之志 突厥必将再度为敌这一点，隋朝的政治家早有明察。《资治通鉴》“大业三年（607）七月”条记载：“（高）颎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同书“大业八年（612）二月”条记载，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也指出，突厥“异日必为国患”。。处于相同的困境，高句丽开始潜通突厥。此过程限于史料，难究其详。但是，大业六年（610）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发现高句丽使节，表明高句丽与突厥在炀帝抵达前要共商对策，进而说明其潜相勾通的关系非止一日。
开皇四年以后，高句丽的种种动向，引起隋朝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与突厥潜通，更引起隋朝的高度警惕和忧虑。炀帝在启民帐内警告高句丽使者时特地明言：“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资治通鉴》“大业六年（610）”条，第5653页。就是想突出隋与突厥的紧密关系，粉碎高句丽企图与突厥联盟的念头。高句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是对隋朝对外战略的严重威胁，成为隋朝再伐高句丽的直接原因。
引起隋朝与高句丽激烈冲突的另一个方面，来自朝鲜半岛三国间的相互战争。朝鲜三国中，高句丽最为强盛，并不断向南扩张。隋立之后，百济和新罗都向隋朝朝贡，接受册封，成为隋的封臣。因此，高句丽进攻百济和新罗，不啻蔑视隋与这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向隋朝的国际关系秩序挑战。唐太宗劝谕高句丽勿攻新罗未果，曾是唐伐高句丽的重要原因。可见藩国间不得相互侵伐，是守“臣节”的重要内容。隋朝一再怒斥高句丽不守臣节，同样应该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面对高句丽的攻势，百济和新罗都反复向隋朝求援，请伐高句丽 百济请伐高丽，见《隋书·百济传》。新罗向隋求援，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真平王三十年”条记载：“王患高句丽屡侵封疆，欲请隋兵以征高句丽，命圆光修乞师表。”。对此，隋朝若坐视不理，就将威信扫地，国际关系秩序无存。朝鲜三国间的冲突，同样表明高句丽是隋制驭东亚的一大障碍。
大业三年，隋朝君臣曾就高句丽问题进行讨论，裴矩列举两大理由，一是高句丽原属中国领土，二是高句丽不臣《资治通鉴》“大业六年（610）”条。，力主伐之。裴矩在此提出了领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隋文帝和炀帝声讨高句丽的诏书中，都不提领土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略作探讨。
毋庸赘言，辽东原为中国领土，但是自晋末中原丧乱之后，高句丽不断向西北扩张，辽东几度易手，至鲜卑慕容氏衰落后，辽东就长期控制在高句丽手中。后燕曾封高句丽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北魏则封高句丽王为辽东君开国公，以后至隋代，各朝皆沿袭此封无改。南朝在东晋义熙九年（413）任命高句丽王为都督营州诸军事；宋武帝时，增督平州诸军事，以后各代亦相沿不变 参照《北史·高句丽传》、《魏书·高句丽传》和《南史·高句丽传》。。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论，上述对高句丽的册封，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对外臣册封“内臣化”的表现。此册封表明，南北政权将高句丽王作为中国皇帝的属臣，任命他管理所辖区域，并不意味着领土主权的割让。因此，如果臣属关系的前提条件发生动摇，领土问题就自然摆到桌面上来。
事实上，在隋唐两代，辽东领土问题一直都是和高句丽不臣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来的。隋朝讨伐高句丽的诏书里未提及辽东领土，正表明隋朝统治者是从建立国际关系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领土问题的。换言之，辽东领土问题当然是隋伐高句丽的内在原因之一，但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高句丽不臣造成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面，对隋朝的国际关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只要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领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诚如隋炀帝在出师时所宣布的，“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 《隋书》卷三《炀帝上》，第75页。，提出了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总方针。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隋朝同高句丽的矛盾，已经超越了两国关系的范畴，具有全局性意义。令高句丽臣服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要建构世界帝国的隋朝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征伐高句丽不是某位皇帝个人好恶所作的决定，不能归结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否则，整个隋朝的对外政策以及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都变得无法理解。正因为高句丽问题具有全局意义，所以，从隋到唐朝的四位皇帝都坚持贯彻臣服高句丽的方针。
实际上，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是隋文帝发动的。如前所述，隋文帝成功地争取到契丹和靺鞨粟末部的支持，逐步孤立高句丽。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婴阳王率靺鞨白山部万余人攻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关于高句丽的这次突然进攻，由于缺乏史料记载，难得其详。高句丽在东北地区形势日蹙，却贸然发动攻击，或许是为了挽回颓势？隋文帝随即命令大举反击，任命汉王谅与王世为行军元帅，率水路三十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既然高句丽不退缩，隋朝也不能因此让建构国际关系体系的战略功亏一篑，双方在国际政治、外交方面的较量都已经逼近底线，兵戎相见成为最后的选择。
然而，隋文帝征伐高句丽并没有像外交战线那样取得成功。隋军缺乏在东北地区作战的经验，对当地的天气和地形都不熟悉，后勤运输也跟不上，大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就吃不上饭，甚至发生流行病。周落睺统率的水军自东莱渡海进攻平壤，遭遇大风，船多漂没。水陆两路折损不少，好不容易到达辽河一线，已经师老兵疲。高句丽国王也想尽量回避同隋军大规模作战，遂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书》卷八十一《高句丽传》，第1816页。。隋朝获得下台的阶梯，顺势罢兵，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就此结束。
然而，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只是推延了爆发的时间，所以才有了隋炀帝连续三次的征伐高句丽。
大业七年（611），隋朝的国际中心地位更加强大，业已臣服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句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隋炀帝下达了征伐高句丽的诏令，试图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
翌年，隋炀帝征调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分成二十四军，日发一军，相去四十里，首尾相继，长达九百六十里。如果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丁夫，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而掩盖了自身所包含的深刻用意。
首先，出兵的规模远远超出了隋朝常备军总数。隋代实行府兵制，其规模最多不超过六十万。常备军需要承担守卫漫长国界和中央、地方的众多任务，能够抽调的机动兵力不会太多。由此可知，隋炀帝此次出兵无疑是全国总动员，几乎征调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军力和民力，倾巢而出。
其次，府兵不足，使得军队的大部分由募兵组成。而这些募兵是平时根本未受军事训练的民丁，其战斗力大成问题。实际上，渡过辽河作战的隋军仅三十万，这恐怕是隋军真正能够作战的主力。
再次，高句丽全盛时的兵力不过三十万 《三国史记·地理四》高句丽条载：“渤海人武艺曰：‘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而隋炀帝却动员百万大军讨伐之，实在过于夸张，不但没有这种必要，相反只会增加后勤负担。
最后，大军远征，利在速战和野战，隋兵部尚书段文振就曾向炀帝指明了这一点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记载，段文振在征辽途中病危，给隋炀帝上表：“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但是，隋炀帝的诸般部署却都反其道而行之。
隋炀帝曾任平陈军统帅，不能说他不谙军事，这就不能不问如此大肆铺张却又不合兵理的出兵，究竟有何用意。
首先，我注意到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资治通鉴》“炀帝大业三年六月”条，第5631页。毫无疑问，讨伐高句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句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句丽。《资治通鉴》“大业八年二月”条记载：炀帝“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曷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和他一起从征辽东的还有其弟阙达设及特勤大奈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下》。。前述靺鞨渠帅度地稽亦率部从征高句丽。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心悦诚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句丽；另一方面则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高句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
其次，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显然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看出来。第一，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 《资治通鉴》“大业八年正月”条，第5660页。。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例如，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到隋军中诈降，打探隋军虚实，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将其逮捕，犯了重大错误。第二，隋炀帝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资治通鉴》“大业八年正月”条，第5662—5663页。高句丽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一旦城池危急不保，就声称投降，隋军只能停战待降，使得高句丽获得喘息，修补城墙再战，隋军屡屡受挫。第三，前述段文振上表提醒隋炀帝：“但夷狄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这绝不是无的放矢，反映出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句丽的方针。身居决策层中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性，才大力劝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隋军诸多不合兵理的行动作出合理的解释，亦即隋炀帝征伐辽东，是一次威慑行动，目的在于压服高句丽，震慑各国。空前规模的出兵，很可能是有惩于隋文帝时单纯以军事手段讨伐高句丽而遭到失败的教训，想通过威吓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出兵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军事意义。隋炀帝满心以为高句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句丽前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助兴。结果，隋朝军事部署和指挥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招致了空前的惨败，渡过辽河的三十万隋军，溃败后只剩下两千七百人，演变成了一出贻笑天下的大闹剧。可以说，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是以军事手段进行的政治大赌博。
失败没有让隋炀帝清醒，反而让他觉得丧失面子，遂一意孤行，于次年再度征调大军，第二次征伐高句丽。这次隋炀帝不再进行政治表演，而是直接发动强大的攻势，谋求军事胜利。高句丽也拼力抵抗，战事十分激烈。然而，隋朝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隋炀帝苛酷驱使民力，连年大规模劳役不断，远远超过国内百姓所能承担的限度，各地开始出现农民起义。隋朝内部也发生分裂，受隋炀帝重用的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号召推翻隋炀帝，迫使隋炀帝匆忙从朝鲜前线撤军，赶回来镇压，第二次征高句丽又以失败告终。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镇压杨玄感之后，不顾国内已经遍地是农民起义的形势，强令第三次征伐高句丽。显然，隋炀帝已经失去理智，不惜一切只想挽回面子，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国家推向崩溃的深渊。另一方面，高句丽经过连年的大规模战争，也是筋疲力尽，难以坚持下去，故高句丽王上表求降，隋炀帝顺势宣称胜利，征伐高句丽大功告成。实际上，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只是双方都无力再战，找个阶梯下台而已。因此，在东亚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问题只能留待下一代解决。
隋朝和高句丽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短期和长期、区域性和全局性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两国在辽东地区的具体利益冲突，隋朝要恢复汉帝国疆域，高句丽则要力保其于中国内乱时向西扩张夺取的辽东地域，这构成隋朝同高句丽冲突的底部层次。在此之上，则是隋朝统一中国后要彻底消除致使中国数百年内乱的外部原因，同高句丽支持中国内部敌对势力以建立缓冲地带的冲突。在最高层次，则是隋朝要建构世界性大帝国，重新确立国际关系秩序，同高句丽欲称霸东北亚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这些矛盾是结构性的，在双方都不让步的情况下，军事较量难以避免，这绝不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性格所导致的偶然性冲突。所以，不能把隋朝同高句丽的斗争归咎于隋炀帝的好大喜功。
隋朝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处理东亚问题，整个对外政策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冷静而现实，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隋朝阻止了高句丽勾结突厥的企图，争取靺鞨，招抚契丹，吸引百济和新罗，成功地孤立了高句丽，在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为臣服高句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双方最后军事摊牌的时候，隋朝以天子伐诸侯的形式出兵辽东，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然而，这些优势反而使得隋炀帝低估了高句丽拼死抵抗的顽强意志，招致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误，前功尽弃，甚至导致国家倾覆，遂成为胜利者的挽歌。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中国向东亚各国的册封，形式重于内容，更多地表现为笼络利用的话，那么，隋朝的对外政策则是要追求权力的实质。这便是中国对外“册封体制”在隋代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并为唐朝所继承。支持此转变的是隋唐两代重建世界体系的对外政策及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