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持国。
——《吕氏春秋》
李膺（110年—169年），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他生于官宦之家，其祖父李修在东汉安帝时官至太尉，父李益曾做过赵国相。
李膺以孝廉出仕，他为人清简，很少交友，但所交皆为有志操的人士。李膺疾恶如仇，为官执法公正严明，那些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的官僚及其门人子弟都非常惧怕他，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为他的威名所惧。李膺出仕后，受到当时任司徒的胡广的举荐，很快就升迁，出任青州刺史，辖有6郡70多县，其郡守县令加起来有80多人。李膺到任时，只有任乐安太守的陈蕃因清正廉明、问心无愧而照常处理公务，其他人都因有劣迹，害怕李膺惩治，或告病在家，或弃官而去。
李膺也是一个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人，他任乌桓（古族名，东胡族的一支）校尉时，鲜卑人屡次侵扰边境，李膺亲自率军迎击，每次都得胜而归。一次，李膺率军冲入敌阵，身先士卒，奋勇拼杀，身上多处被砍伤，但他全然不顾，擦干血迹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这次战斗杀敌2000余人，此后，鲜卑人一听李膺的名字就望风而逃。
李膺做官，由于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也不会讨好上下级，所以结怨不少，屡次遭人中伤陷害，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免官回乡。李膺回到家乡后，开始招收生徒，讲授经学，门生最多时达到千余人。然而，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他门下求学。一次，南阳（今山东泰山以南、汶河以北一带）樊陵看重李膺的声望，想前来拜师求学，但李膺一见他，交谈几句后便断定他是个专事阿谀、心术不正的小人，当即拒绝接纳。樊陵后来靠巴结讨好宦官飞黄腾达，官至太尉，但为有节操的志士所不齿。李膺因自己的品德高尚、坚持正义而威名日重。虽然他已被免官，归乡闲居，但还是有不少的人慕他的才德前来拜望他。有一个叫苟爽的人，把李膺看做自己心中的楷模，因而专程来到李膺家探望他。但赶得不巧，李膺正好要出门，苟爽不愿放过和李膺交谈的机会，就从自己的车下来，把李膺的车夫请下来，自己上车亲自为其驾车，两人边走边谈。李膺办事，他就在外面恭恭敬敬地等着。事毕他又驾车将李膺送回家。后来回到自己的家里，苟爽还高兴地告诉家人和朋友们，他曾亲自为李膺驾车。天下人士追慕李膺，以他为楷模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在边关树起的威名经久不衰。永寿二年（156年），鲜卑人侵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桓帝听说李膺有才能镇守边关，便恢复了他的官职，并升任他为度辽将军。李膺到任前，羌族人以及西北的疏勒、龟兹曾多次攻掠张掖（今甘肃河西走廊中部）、酒泉（今甘肃河西走廊西部）、云中各郡，虏掠走不少百姓。李膺刚到边关复任，他们就立即将掳掠的百姓悉数送回到边关前，可见李膺的威严影响之大，他的声名也远播在边境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
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调任河南尹，当地有一豪强，横行不法，搞得全郡鸡犬不宁。李膺上表请求对其治罪。但那豪强用钱财买通了宦官，又恶人先告状，反将李膺诬陷下狱。幸亏有一位叫应奉的官员上书陈述真情，李膺才得以获释出狱。
李膺任司隶校尉时，仍志节不改，一如既往地惩治贪官恶霸。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时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令。他贪婪残暴，多行不法之事。一次，他看上一名姿色不错的妇人，便要强行将其抢夺回家，谁知那妇人已有身孕，因奋力反抗，促成早产，大量出血而死。张朔惧怕李膺办他的罪，事发后便跑到其哥哥张让家中藏匿。张让虽然在朝中很有权势，但也害怕李膺，于是便把张朔藏在其府的连接两间屋子的一根剖空的大柱子中间。李膺接到被害者家人的控告后，马上派人侦察，得知张朔藏在其兄张让家中，立刻带人前去搜查，终于从柱子中将张朔揪出，把他押回洛阳衙门中，审讯完毕便将其处死。张让知道后，马上向桓帝哭诉。于是，桓帝召李膺上殿，责问他：“为什么不报请朝廷就随便定罪杀人？”李膺回答说：“古时候，王公贵族有罪，即便君主饶恕他，主管的官员也要依据法律而行。孔子做鲁国司寇时，到任7天便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有10天了，杀一个人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到任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能惩治恶人，心里非常着急，没想到陛下还怪罪我杀人杀得太快了。我自知自己一动就获罪，但乞求陛下留我5日，把元凶惩处掉再治我的罪，那时服罪而死也心甘情愿了！”桓帝无言以对，只好任李膺这样处理。但张让从此对李膺怀恨在心。延熹九年（166年），张让伙同其他宦官及其弟子诬告李膺交结太学游士，广揽诸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李膺因此入狱。与李膺有关系的200多人，也被定为“党人”，前后收捕下狱。
由于李膺手中有很多宦官亲属行不法之事的把柄，所以他们又怕他在狱中说出去，便向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桓帝对宦官唯命是听，就宣布大赦。但对赦免之人，不准再出来做官，禁锢其终身，这便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出狱后，只能归乡闲居，隐居不出。后来，建宁二年（169年）曾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山阳督邮张俭被宦官诬告为有结党之罪而受追捕。受到牵连的“党人”竟扩大至六七百人，李膺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东汉第二次“党锢之祸”。此时李膺已60多岁了，乡中有人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赶来告诉他，并劝他暂避一时。然而李膺认为死生有命，不必东躲西藏。于是束手就擒，被捕入狱，最终悲惨地死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