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位希腊译员的奇案，其中有些事情至今还是个疑团。我们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先生那里了解到，那位不幸的小姐来自一个富有的希腊家庭，到英国来看望几个朋友时，遇到了那个叫哈罗德·拉蒂摩的年轻人。拉蒂摩控制了她，并且最终说服了她一起私奔。她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为洗脱干系，连忙给她在雅典的哥哥报信。她哥哥一到英国，就不慎落入了拉蒂摩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上。而那个肯普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这两个坏蛋发现他不懂英语，对他们没用，便把他关了起来。为得到他和他妹妹的财产，用毒打和饥饿逼迫他签字。他们把他关在屋里，不让姑娘知道。为防万一姑娘碰巧见到她哥哥时把他认出来，还故意贴了他一脸的胶布。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译员第一次在那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她哥哥便把他认了出来。但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阶下囚，因为在那院子里，除了一对赶马车的夫妇外，再没有其他人了，而马车夫夫妇又都是那两个坏蛋的帮凶。他们见秘密被揭穿，而姑娘的哥哥又软硬不吃，他们便带着姑娘逃离了他们租来的那套房子，并在离开前先报复了那个竟敢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译员。
几个月后，有人从布达佩斯给我们寄来了一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奇闻，说有两个英国男人和一个妇女一起旅行，在那里出了事。两个男人都被刺死了，匈牙利警方认为他们是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而死。不过，福尔摩斯却不这么认为。他至今一直相信，要是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人们就能弄清她是怎样给她哥哥和她自己报仇的。
9最后一案
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这最后的案件的，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位杰出的天才，从第一次把我们组合在一起的《血字的研究》，到《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成功地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不很连贯，而且也不够详细，但我已经尽力了。我和他一起经历过不少奇异的事，我原来打算写完《海军协定》就封笔，而对这件足以让我惆怅一生的案子只字不提。现在，事情过去两年了，这种惆怅之情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兄弟辩护。所以，我除了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外，另无选择了。我是唯一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现在到了公布的时候了，再保密下去是不行了。据我所知，此事被报道过三次，头一次是1891年5月6日的《日内瓦杂志》，第二次是1891年5月7日英国各报纸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是最近发表的。头两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我要特别申明，这是对事实的完全歪曲。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读者也许还记得，自我结婚及婚后行医以来，我和福尔摩斯之间那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不过，他需要助手参与调查时，仍然会来找我。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我发现，在1890年，我只记了三个案子。这年的冬天和1891年初春，我在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聘请，承办一件很重大的案件的消息。我接到了他的两封信，一封发自纳尔榜，一封发自尼姆。我还以为他会在法国呆一段时间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91年4月24日晚上，他走进了我的诊所里，尤其让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和消瘦了许多。
“没错，最近我比过去累多了。”他见我吃惊的模样，没等我发问，就抢先回答了，“我最近有些麻烦。你不介意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来看书的那盏灯在桌上摆着，房间里只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沿着墙壁走了过去。关上了两扇百叶窗，把插销插紧了。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
“是的，我害怕。”
“怕什么？”
“怕被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这到底怎么了？”
“我想你很了解我，华生，你知道我不是胆小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大难临头还不承认，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给我一根火柴吗？”
福尔摩斯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像他很喜欢香烟的镇定作用似的。
“请原谅，这么晚还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而且，我还得请你破例一次，让我从你的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这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福尔摩斯伸出手，借着灯光我看到他有两个指关节受了伤，还在流血。“你看，我不是疑神疑鬼吧，这就是证据，我的手都差点弄断了。你妻子在吗？”
“她到朋友家去了。”
“真的吗？如此说来，就你一个人在家啰？”
“是的。”
“那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旅行一趟了。”
“到什么地方？”
“嗯，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很奇怪，福尔摩斯还从没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但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显示他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他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在想什么，所以就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开始向我解释。
“你可能从没听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问道。
“从没听过。”
“他真是天下少有的怪才啊！”福尔摩斯大声说，“伦敦到处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但谁都不知道他。可见他有多么精明和狡猾。可以这么说，华生，如果我战胜了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这个败类，那么，我会觉得我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我就可以就此罢手，过一种比较安定的生活了。有件事别跟别人说，近来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个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我可以去过我所喜爱的那种安静的生活了，并且能够集中精力去研究我的化学。不过，华生，我一想到莫里亚蒂这个大坏蛋还在伦敦街头胡作非为，我就安心不下，我就不能若无其事地坐在安乐椅上。”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他的履历非比寻常，他出身好，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就写了名震欧洲的一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我们的一些小学院都聘请他做数学教授。本来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但他继承了他的先人的极为凶恶的本性，再加上他聪明绝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大学区中不时有他的劣迹流传，他只好被迫辞去了教授的职务，想在伦敦作军事教练。人们顶多就知道他上面这些情况，我现在把我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告诉你吧。
“你是知道的，华生，对于伦敦的那种高级的犯罪活动，我是最清楚不过了。最近几年来，我一直觉得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隐藏着某种势力，它总是庇护那些犯罪分子，阻碍法律发挥它的最大作用。尽管我经手的案子五花八门——伪造案、凶杀案，什么都有，但我感觉到，在这些案子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幕后人，而且，在那些我没经手的，或警方未破获的案件中，我发现，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这些年来，我想方设法要把这股黑暗势力的操纵者查出来。现在，我终于查出来了——我抓住了线索，紧追不舍，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迂回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这位着名数学家，退职教授莫里亚蒂。
“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伦敦城里有一半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策划的，几乎所有的仍未侦破的案件都是他的杰作。他是个怪才、哲学家、思想家。他有个聪明绝顶的脑袋。他像蜘蛛一样，趴在蛛网中心动也不动，但对蛛网上每丝每缕的颤动都了若指掌。他很少亲自出手，他只坐在家里出谋划策。他手下有很多人，而且组织严密。如果有人想请人作案，偷文件、打家劫舍或暗杀某人，只要给教授传个信，这些犯罪活动就会很周密地完成。即使他的手下被逮住了，也有人拿钱保他，或请律师为他辩护。而操纵这些活动的幕后人物却从未被捕过，甚至从未被怀疑过。华生，这就是我了解到的他们组织的状况，华生，为揭露和破获这个组织，我不惜倾尽全力。
“可这个教授异常狡诈，防范严密，尽管我想尽了一切主意，还是找不到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证据。华生，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对手在智力上和我旗鼓相当。尽管我厌恶他的罪行，但我也佩服他的能力。不过，他终于露出马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马脚——但因为我盯他盯得特别紧，所以这个小马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我趁机在他周围布下了法网，现在一切就绪，就等收网了。三天后，也就是下周一，教授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就会被警察一网打尽。那时，将进行本世纪最大的刑事审判，四十多个悬案将会水落石出，而他们全都会处以绞刑。不过，我们的行动稍有差错，即使是他们死到临头了，仍可以从我们手上溜走。
“唉，要是莫里亚蒂教授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那就万事大吉了。不过那家伙实在太狡猾了，我在他周围设网的每个步骤，他都清楚。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脱网而逃，但都被我挡了回去。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和他暗中较量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那一定是斗智斗勇的侦探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华生，我还从未和对手这么较量过。他做事很漂亮，而我只比他厉害那么一点点。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最后的部署，再过三天事情就了结了。正当我坐在屋里通盘考虑这件事时，我的房门推开了，莫里亚蒂教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向来都是镇定自若的，华生，但我得承认，当我看到站在门槛那里的那个让我耿耿于怀的人时，我不由吃了一惊。我对他的容貌记得很清楚。他个子特别高，很瘦，前额隆起，两眼深陷，脸刮得干干净净，面色苍白，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依然保持着某种教授风度。他的肩背由于学习过多，有些驼，他的脑袋向前倾着，而且左右轻轻地摇个不停，样子非常古怪。他眯缝着双眼十分好奇地打量我。
“‘你的前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发达，先生，’他终于开了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揣在睡衣口袋里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他一进来，我就意识到我有多大的危险。因为对他来说，杀人灭口是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所以我匆忙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偷偷放入口袋，而且隔着睡衣对准了他。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把手枪拿出来，张开机头，放到桌上。他依然眯缝着眼，笑容可掬，但他眼神中有种表情让我为有支枪在手里头而暗自庆幸。
“‘你还不了解我。’他说道。
“‘恰恰相反，’我答道，‘我认为我对你了解得很清楚。你请坐吧。如果你有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时间。’
“‘我要说的，你早就知道了。’他说。
“‘如此说来，你也知道我的回答了。’我回答道。
“‘你不肯让步吗？’
“‘绝不让步。’
“他猛地把手插进口袋，我一把抓起桌上的手枪。可他掏出的只不过是一本备忘录，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一月四日你破坏了我的行动；’他说，‘二月十三日你又碍了我的手脚；你在二月中旬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三月底你把我的计划给彻底破坏了；四月末，我发现由于你的步步紧逼，我有被逮捕的危险。我现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想怎样？’我问道。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他摇着脑袋说，‘你知道，你真的必须就此作罢！’
“‘过了下周一再说吧。’我说道。
“‘哼！’他说道，‘我相信，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明显知道这事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做事太绝了，我们只能请你住手。看到你把事情搅成这个样子，简直让我无地自容。老实跟你说吧，如果我被迫采取什么极端措施，那是很令人痛心的。你笑吧，先生，我敢向你保证，那真是令人痛心的。’
“‘干我们这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我说道。
“‘这不是危险，’他说道，‘而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你挑战的不只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尽管你聪明过人，但你低估了这个组织的雄厚力量。你最好靠边站，福尔摩斯先生，不然你会被踩扁的！’
“‘恐怕，’我站起来说，‘由于我们谈得太久了，会把我别的事情给耽搁了。’
“他也站起来，默不作声地望着我，痛苦地摇了摇头。
“‘好，好，’他终于说，‘这很可惜，不过我已尽力了。你的把戏我清楚得很。下周一之前你毫无办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福尔摩斯先生。你休想把我送到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到被告席上的。你是打不败我的。你放心好了，除非同归于尽，否则你是毁不了我的。’
“‘你过奖了，莫里亚蒂先生，’我说道，‘让我回敬你一句，跟你说吧，只要能把你干掉，为了社会的利益，即使是与你同归于尽，我也无怨无悔。’
“‘我答应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他咆哮着，然后转身出了屋。
“‘这就是我和莫里亚蒂教授那场奇异的谈话，老实说，它让我很不愉快。他把话说得那么平静，明白，好像他真的会那么干似的，一个简单的恶棍是做不到这样的。当然，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找警察去防范他。告诉你吧，找了也没用，他会派他的手下来害我的，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会这样做的。”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