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艺术旬刊》（以下简称《艺术》）诞生于1932年9月1日。朴素的本色封面上，在刊名“艺术旬刊”四字下方，选配了一幅野兽派风味浓郁的人体素描。底下注明了： 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月三期；编辑兼发行者： 摩社编辑部。一册只有薄薄的二十页，包含了五篇主要论文： 《中国艺术界的清算》（李宝泉）、《梵高的热情》（刘海粟）、《现代法兰西的美术工艺》（陈之佛）和《现代绘画的精神论》（倪贻德）；一篇画家随笔： 《薰琹随笔》（庞薰琹）；一篇解释“Muse”词源词义的《摩社考》（张若谷）；以及一篇以画家个展为对象的艺术批评《刘狮个展概评》（倪特）。刊中含四页插画，选登了六幅画作，分别是： 梵高的《风景》和《林》、马蒂斯的《人物》、克斯令的《肖像》、夏葛尔的《诞生》和佛拉芒克的《街道》，虽然只是黑白印制，但采用铜版纸精印，纸张和印刷质量都相当细腻雅致。此外，还有几处展览预告、征稿规约之类的补白及最后的“编辑者言”。通篇看来，此刊篇幅虽小，五脏俱全，且编排紧凑，图文并茂，品位不俗。浏览之余，好奇的读者最关心的可能是诞生它的“母体”： 何谓“摩社”？
创刊号中虽有《摩社考》一文，但作者张若谷只交代“摩社”乃“Muse”一词的法文译音，具体解释了古希腊神话中九尊“摩社”（文艺女神，今通译缪斯）的不同形象和含义，指出：“中文的解释，便是‘观摩’的意思，摩社的宗旨是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可是，作为刊物编辑兼发行者的“摩社编辑部”，又是什么来历和构成呢？
针对这个疑问，编者倪贻德（尼特、倪特）在旬刊第2期“编辑后记”中做了补充性的说明：“摩社，是最近成立的艺术团体，也就是产生本刊的母体。”并详细报告了摩社组织的经过和概况：去年冬季，我从武汉回沪，会见海粟先生。我们谈起国内艺术界的消沉的情形，以及企图发展的计划。他说：
“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有一个华胥社的组织，曾经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个华胥社文艺丛刊。现在我们不妨将他扩大组织，出版定期刊物。这是在中国现艺坛很需要的事情。”
我说：“编辑艺术刊物，我也早有这意思。中国艺术界现在真很需要这样的刊物。我们的学识虽然尚属有限，但我们不来干，更有谁来干呢？”他们原计划于次年（即1932年）春创刊，但受“一·二八”沪变影响而搁置。直到“7月中旬的某晚，集合同志十数人，在辣斐德路496号海庐的大门前，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对于社的命名及宗旨，讨论很久，结果推举刘海粟、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张弦和我六人为社章起草委员，再定期举行成立大会”。“8月1日，假中华学艺社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社章，定名为摩社。”摩社成员，除了上述六名社章起草委员外，还有关良、王远勃、吴茀之、张辰伯、周多、段平右、张若谷、潘玉良、周瘦鹃等。
从摩社的发起来看，它主要“是因了编辑刊物的动机而组织的”，是刘海粟1929—1931年间第一次赴欧游学考察时组织的华胥社的“扩大”，而后者本身只是一个较松散的文艺团体，集合了一些积极引介西方文化、亦不忘宣传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留学生和文艺界人士。“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这个相当宽泛的宗旨，摩社也一并沿用。摩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社章并未在《艺术》和其他媒体上发布，无从作进一步的分析。细分该社的构成，基本上由三方面组成： 由刘海粟领导的上海美专师生（刘海粟、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张弦、关良、潘玉良）、决澜社部分成员（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周多、段平右）和新闻媒体友人（张若谷、周瘦鹃）。其中，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四人，既在美专任职，与刘海粟关系密切，又同为决澜社的重要成员，属于二者叠合部分。而这三方面人员对于艺术的基本主张应是一致的，即尊重本国的历史传承，同时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抱以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但各自怀抱的具体艺术观念，在激进程度上却呈现出分歧和差异，既揽括了周瘦鹃这样带有旧式文人气息的人物，也包含了艺术态度最为激进、反学院派最决绝的决澜社领袖。有意思的是，检索《艺术》的全部要文篇目，出自倪贻德、傅雷和庞薰琹三人之手的文章，竟约占半壁江山——倪与庞同是决澜社的发起人，傅则是决澜社的支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名义上作为摩社“喉舌”的《艺术》，实际上更像是决澜社核心成员同心协力、精心耕耘的园地。而办刊的经济支持，从上段关于摩社成立经过的描述来看，虽未详细说明办刊经费来源，但刘海粟及其领导的美专应是主要赞助人（《艺术》也因此易被误解为美专校刊），这一层微妙的不对称关系，可能是导致《艺术》只维持半年便遽然告停的原因之一；当然，最本质的生存难题，还是先锋艺术杂志不容于商业市场的先天障碍，即便背后有雄厚资金的长期支持，又无碍于杂志的独立性，编辑集体能否保持其叛逆的激情和不断突破的性质，也是一个极难预料的因素。
创刊号是开宗明义、发布办刊目的和宗旨的必然之地。在第一期末尾的“编辑者言”中，编者说明了为何创办《艺术》： 首先，是为“艺术”的重要性进行辩护，驳斥“艺术太空洞而不切于实用”论，表示“我们固然应提倡科学，但同时也不可忘记了艺术”。科学的实用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艺术的功用表现在哪里呢？编者以奥林匹克竞赛和日本的文化宣传为例，指出：“在现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的高低，不单在财政军备的强；文化的优劣也有极重要关系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同法国政府艺术部门合作，多次举行交换展览，并分别于1930年、1931年在法德两国举办了精心筹划的日本画展，以彰显其跻身世界强国的文化传统和实力；富于东方情调的日本艺术，也确实一度令欧洲人大开眼界，啧啧称赏。可想而知，日本政府这一来势汹汹的文化宣传攻势，极大地刺激了敏感的中国人，尤其是长期自生自灭、犹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艺术界。正在欧洲游学的刘海粟目睹了日本画展在巴黎的盛况，他的反应和态度很有代表性：日本文化史极短，绘画亦袭吾国之皮相而已。然近年来欧人大呼日本新兴美术，一般浅见者流，每谈东方艺术，且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日人且挟其数笔枯淡无韵之墨线，称雄欧洲艺坛。欧人好奇，观其画面细弱之线条，每相惊告曰，此具有东方人单纯怡静之趣味者，非欧人所能为也！其实数笔优柔之墨线，在吾国画坛任何人皆能为之，何奇之有？真正刺痛了国人神经的，倒不是日本艺术本身的高低，而是日人通过政府行为，趁机推行文化策略，大张旗鼓地树立自己东方文化之代表的形象，又恰好迎合了一战后欧洲知识界、艺术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想象，而这无疑令向以东方文化古国和老大自居的华夏民族自尊严重受损，国人在震惊、鄙夷之余又心犹不甘，迫切要求以同样的方式自我澄清和证明——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衰落民族自信不足的症候？《艺术》特别提出这个在当时普遍激起“民愤”的事件，以明证“艺术”的“实用”，理直气壮的同时亦有几分无奈： 不把艺术和政治、国家、民族捆绑到一起，似乎就无从落实其自身价值了。单从开头的这层辩白，已经能看出，在当日情境下“艺术”及其衍生物《艺术》杂志“合法身份”的来之不易了。
那么，《艺术》的职责和任务是什么呢？中国艺术界当前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读书不求其解，只学得一点皮毛便津津自足，这是我们民族性上最大的缺点。我们的艺术之在质的方面没有进步，怕也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只希望： 在艺术的质的方面，再优秀一点，再深进一步。……本刊的产生，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一点动机。我们不想视艺术为至上万能的东西，也不想宣传以艺术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不欲高唱民族主义艺术的高论。我们只想脚踏实地地，灌输一点新鲜的，切实的知识于一般爱好艺术的青年，给开辟一条研究的道路，同时也企图使大众能渐渐和真的艺术接近起来。这段宣言的语气看似谦逊低调，其抱负却是何其远大！他们希冀的是，能克服“民族性上最大的缺点”，在“质的方面”推进艺术的深入发展；同时，他们又和三种时下流行的艺术论调撇清关系，将自己放置在艺术知识输入和普及的初级阶梯上；然而，“开辟一条研究的道路”、“使大众能渐渐和真的艺术接近”，这岂是简单的“灌输知识”所能实现的目标？正如当初筹办之时倪贻德踌躇满志的言语：“我们的学识虽然尚属有限，但我们不来干，更有谁来干呢”，字里行间都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不难看出，从一开始，《艺术》的编撰群体就满怀对“真的艺术”认识在握的自信： 所谓“真的艺术”，与世俗的几大意见截然不同——既非至上万能的神话，亦非阶级斗争的工具，更不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在这三者以外，另有“真的艺术”在，而他们急于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将这种艺术理念加以彰扬、推广，将惯于蒙蔽大众耳目的各种成见谬议一一剥落，引领大众走近“真的艺术”，从而使得中国现代艺术发生质的变化。至于这种“真的艺术”究竟如何，我们将在《艺术》刊载的主要论文中去作进一步的辨识和分析。
最后，编者列举了内容编排上的规划，一共有五个方面：“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当其冲：艺术不能离开了时代精神。20世纪的艺术，在随了时代思潮激急地进展着，而我们的艺术界还好像一个跛行者落在人家数百码之后。我们纵不能作一个时代的先锋，也应当加紧脚步追上去了。其次是“古的艺术”，但强调，“须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去估衡古艺术的真价，使读者作为研究上的参考”。
第三是“国内艺术界的批判”，“今后当尽我们的力量，以公正的态度，加以严格的批判，以期引得艺术界于纯正的本道”。
第四是“方法论”，主要指“技法上的修养”，“本刊以后每期拟另辟新美术讲座一栏，特约各科专家，以最新之各种技法论，介绍于读者”。
最后，“多载名作”。针对一般研究者与西洋名作基本隔绝的最大“憾事”，“本刊以后每期当尽量登载各时代的世界的代表作品，制版务求精确，以引起读者的兴味”。
实际上，纵观各期《艺术》，其用力最勤的就是“现代艺术的介绍”、“国内艺术界的批判”和“多载名作”三项。而这三项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围绕阐明和倡导现代艺术精神展开的，直接导向“真的艺术”之本质。
创刊号末尾的“本刊征稿规约”，则明确表示了不欲成为同人杂志的立场： 欢迎来稿，范围界定在“关于艺术之评论，译述，随笔，杂感，及文学创作，艺术界消息等”；不过，“来稿发表后暂以本刊为酬”，又注定了来稿人只能是不计物质回报的志同道合者。事实上，《艺术》只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发表过外稿，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同人杂志的性质，尽管这并不是编辑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