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出错。在图书馆借书后丢了图书证；做饭时伸手从微波炉里抓滚烫的盘子，摔碎盘子，烫伤了手。开车时不留神就冲到了马路沿上，划破了后车胎。
旁人就问：你想什么呢？丢了魂了？
我想什么呢？我也攒聚起精神拷问自己。
记得小时候，年年春天到江边去看跑冰排。天气一转暖，江上的冰就分解成一块一块硕大的冰排，发出吱吱咧咧的响声，在强劲的东风推动下，冰排顺流奔涌。过不了几天，所有的冰排都融化了，流向了遥不可知的远方。
仿佛一块冰排，我只能以单纯而坚固的冰的姿态留在过去，把往事封存在白山黑水之间。当我无可挽回地要化成水，我将以怎样的眼神回视我从前的形状，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咀嚼我目前的消融啊？
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
我的思绪渐渐游离于身体，仿佛一束丝，悬在大地与天空之间，而一阵轻风就会将这束丝吹得散乱，让我茫然无法收拾。
每当我走在喧嚣的街市，与肤色各异的人擦肩而过，就仿佛进入了上一世纪的默片，我的世界喑哑，只有心在低诉。而心的低诉，有时连自己也不懂。
我的神思恍惚，我做不到心游万仞而又真实地拥有自己。
从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能够聚敛起自己的目光，是因为我被新世纪的神话诱惑着。我十几岁的时候，各种媒介通过不同渠道告诉我，到了新世纪天地就大不一样了。我兴奋地掰着手指数到我到两千年时的年龄，我几乎等得焦灼不安了。但我想我不能以苍白的面孔愧对新的世纪，也为了使我的等待显得不那么漫长，我不懈地以知识的碧草覆盖心灵空旷的土地。
当我从深埋了十几年的书本中抬起头来，我面对的却是世纪末的躁狂与荒芜。焦渴的，倨傲的，做作的，猥琐的，空洞的眼神灼痛了我，在流淌着欲望的河流中涉行，我不敢正视我选择逃避的怯弱。
于是我又把生活定位到陌生至极的远方，期待另一个神话：美国神话。当彬彬有礼的海关官员在我的签证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证明我已入关时，我想这圆圈也许意味着我变成了一个零。一条新路似乎展现在面前了，实际上我作的仍是几代华人屡作不鲜的旧梦，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神话。
美国是别人的家园。我不是连着树根的枝，我是枝上的鸟，而且是不会歌唱的鸟。是风雨还是阳光，是悲凄还是欣喜，只有鸟儿自己知晓了。
美国人在教堂里痛心疾首地忏悔之后，又任情任性地游戏，而这里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便没有“每日三省吾身”也克制谨慎。这全然是两种规则的生存。
我不会在万圣节前兴趣盎然地去挑选鬼服，也不热衷于在愚人节和非恋人的异性拍订婚照，让美国人兴奋的东西不会使我激动，那么让曾使我兴奋的一切呢？过春节时穿上那件浅紫底儿洒小白碎花的棉袄，或者中秋节千里迢迢赶回家吃属于我的那四分之一月饼。旧日伸手可及的欢喜，仿佛住在大河对岸的恋人，没有舟楫的我如今竟无缘接近了。
因为有所失才会有所思，才会思无边际。
城市里的中国人聚会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些人，交谈中他们要掺杂一半英语，许多词他们已经不知道汉语怎么讲了，或者说不习惯用汉语讲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喜欢使用一些国内某个年代的流行用语，这些词在国内已不常用。我根据某一个人常用的口头语几乎可以判断他是那一年出国的。他们语言的记忆就停留在那一瞬，所以对当时的流行语格外记忆犹新。
我们一边感受美国文化，一边又守候着中国文化。我们的精神仿佛悬在秋千上，在两种文化之间悠来悠去，就免不了眩晕恍惚。
中国人圈子里中文的杂志就那么几本，录像带就那么几盘，转来转去，直到把杂志翻碎了，把录像带磨损得模糊了，这时发现我们所能接受的文化已然少得可怜了。每当我见到只能讲几句中文的孩子，我就禁不住产生许多联想。我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中国文化丢失了许多，但丢失尚意味着曾经拥有过，曾了解过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境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而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中国文化则意味着一片赫然的空白，那么我们的守候不就染上了凄怆与哀婉吗？
我早晨走出家门，开美国车，上美国学校，和美国人交谈；晚上关起家门，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听中国歌曲。生活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人奔波于频繁的衔接之间，有时会混淆白天与黑夜，甚至混淆梦境与真实。
到美国之后我还没作过和现实有关的梦，在梦中，时光完全流转到了从前。我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所真正经历不同的方式又生活了一次。仿佛现代主义的小说，一堆素材被作家洗扑克牌一样混在一起，然后随意抽出几张，安排一种结局，醒来却被这种结局吸引。就这样梦也迷惑，醒也迷惑。
和朋友谈起梦，他们讲他们的梦几乎都缠绕着过去。现在才真正体会“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含义。
几乎每一个人在登上来美的飞机时都对自己的亲人说，我会很快回来看你们的。有一个朋友几次想回去探亲都没有回成，假期里要么做研究，要么打工，要么孩子生了病，孩子八岁了还没见过爷爷奶奶。一句诺言就蹉跎了十年。
类似的故事一次次让我黯然，一次次无法直面现实。有时索性放任自己的恍惚，看云，看天，直到把自己看淡了，融入了天，融入了云，思绪愈发不可追回。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笔下有一系列“多余人”，本世纪中国作家笔下有“零余人”，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有“局外人”。如我这样，消泯了心中的神话，在双重生活中辗转；遗失了文化，模糊了个性，我只能是“恍惚人”了。
是我恍惚了生活，还是生活恍惚了我？
图书证丢了，补办一个；盘子碎了，车胎坏了，买新的；那么心神呢？我明白心神是无处更换的。我接受着，同时又遗忘着，在接受与遗忘之间我扪心自问：
你究竟想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