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老亨利对儿子的某些爱好并没有过多的反对和干涉，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儿子的“业余爱好”而已，终究会成为过眼云烟。“作为一个百万富翁，爱德塞尔的确应该有自己的爱好。”有一次，他突然以一种非常善解人意的方式对克拉拉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而，父子之间的关系依旧很紧张。爱德塞尔带着妻儿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这引起了克拉拉的不满，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况且她很想念她那些孙子孙女。可是，她眼看着父子两个越来越难以沟通，不禁埋怨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对儿子太苛刻了？”
老亨利没有答话，转身离开了。这些年，克拉拉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只要一提起儿子，亨利就什么也不说了。对于这个在优越环境里长大的儿子，亨利已经不止一次地考虑过，他认为这个儿子生活得太顺利了，他应该体会到竞争带来的强大压力，从而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那么，谁能带给他这样的压力呢？考虑来考虑去，最终他把目标定在了索伦森身上，他想通过强势的索伦森去打压自己的儿子。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每当爱德塞尔行使总裁的权力发布重要决定的时候，索伦森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不知道是父亲授予索伦森这样对抗他的权利，但他明白，他自己的力量是多么有限，他必须有个坚强的助手，能够帮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推广自己的想法，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最后，他把眼光放在了凯斯勒身上。
奥尼斯特·凯斯勒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是埃莉诺的妹妹约瑟芬的丈夫，在凯斯勒追求约瑟芬的过程中，爱德塞尔和凯斯勒自然地成了好朋友。和爱德塞尔相比，凯斯勒看上去更加坚定，更有自信，而这恰恰是爱德塞尔所不具备的。当年在审理道奇案的时候，凯斯勒刚好在审理这桩案子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曾经到光明港拜访他的客户，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亨利他很可能会败诉，亨利不以为然地说：“你怎么会帮助别人说话呢？你应该站在我这一边。律师都是寄生虫，还是来我这里吧，我给你一份好工作。”就这样，1919年8月，凯斯勒应老亨利的邀请，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来到福特汽车公司。
本来凯斯勒可以在福特公司获得非常好的职位，那是他的能力所能胜任的，但是他坚决要求从最底层做起，于是，他来到福特—索恩卡车公司，年薪5000美元，是其他工人的两到三倍。年轻的律师成了一名技工，他和其他工人一样在生产线上紧张忙碌，到了午餐时间，也和别人一样走到外面，坐到草坪上吃午饭。尽管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但那镶着厚镜片的宽边眼镜，还是显得他和工人们有点不一样。
他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好感，大家都认为他不仅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非常聪明，做任何事都充满激情，他能够很快地吸收外部信息，然后在自己的头脑中迅速加工整理，最后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像凯斯勒这样的魄力和精力，在福特公司恐怕就只有索伦森能成为他的对手了。索伦森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对凯斯勒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有一次，凯斯勒当着索伦森的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亨利“一直在压抑爱德塞尔”，结果，索伦森当即就反驳他，两人大吵了一顿。
后来，爱德塞尔把凯斯勒调到了高地园工厂，凯斯勒再一次从底层做起，他穿着工装，在工厂的每一条流水线上巡视，了解每一个生产过程，从其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计划。公司按着他的建议整改，把积压的零配件都卖了出去，资金的周转速度大大加快了，也减少了1920年经济危机中的损失。
凯斯勒一直认为他来到福特公司就是为了帮助爱德塞尔，他做的每件事都设身处地的从爱德塞尔的立场出发，因此，索伦森和亨利对凯斯勒的敌视心理也越来越强烈了。
在亨利·福特的内心深处，不仅对凯斯勒在公司和爱德塞尔站在一起不满，凯斯勒给这个公司带来的变化，尽管对公司是有利的，但已经习惯了专制的老亨利还是感到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他也不能容忍凯斯勒那种典型的底特律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凯斯勒的极力劝说，爱德塞尔才像他一样，在著名的风景胜地海豚港买下了一座别墅。在那里，他们与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东部的名流们一起度假，这更让对金融家毫无好感的亨利气愤不已。
在福特汽车公司内部，以爱德塞尔和凯斯勒为一方，以亨利和索伦森为另一方，双方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1923年，爱德塞尔动用自己的权力，福特公司强行通过了任命凯斯勒为公司副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决议。凯斯勒的新办公室就设在爱德塞尔办公室的旁边。两个年轻人开始着手改组公司的领导班子，准备大干一场。索伦森立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老亨利，结果老亨利把儿子一通臭骂。
几天后，父子矛盾又进一步尖锐化了。起因是爱德塞尔发现索伦森在公司里颐指气使，野蛮管理，雇员们都受到他的打击，士气下降，而且，索伦森竟然在工人面前对爱德塞尔横加指责，爱德塞尔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作为公司总裁，他下令辞退了索伦森。索伦森立即赶到老亨利面前哭诉自己的冤屈，老亨利便毫不犹豫地立刻让索伦森官复原职。爱德塞尔再一次遭到巨大打击，对于自己的父亲他已经无话可说了。除了工作，他很少和父亲碰面，也更少回光明港看望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