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福特汽车公司后不久，头脑灵活的凯斯勒就发现T型车已经过时了，福特汽车公司需要一种新的汽车来代替T型车以继续在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
实际形势极其严峻。当亨利·福特还沉浸在T型车的巨大成功中，认为T型车的地位不可动摇的时候，阿尔弗里德·斯隆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掌门人。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CEO在短短的3年内就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起死回生，此时，他正领导着他的公司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展。他注意到顽固的亨利·福特所忽视的事实，汽车工业已经进入一个全新时代，消费者的兴奋点已经从经济实用向美观舒适、性能更加优越的方向发展。同时，以威廉·努德森为代表的曾经为福特汽车公司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被亨利赶出公司以后，潜伏在各个大公司里，时刻准备着对亨利反戈一击。正是在努德森等人的主持下，性能优越、设计完美、价格合理的雪佛兰汽车逐渐占领美国汽车市场，蚕食着T型车的领地。
1923年，通用汽车公司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每年设计和生产一种新型车”。这对于多年来坚持生产和出卖一种T型车的福特汽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福特汽车销售量急剧萎缩了。
与此同时，克莱斯勒公司也成为美国市场上的一支劲敌。克莱斯勒公司的创始人是沃特·克莱斯勒。克莱斯勒比亨利·福特年纪小十几岁，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像亨利·福特一样，克莱斯勒也是从小就表现出对机械的狂热喜爱，18岁时曾设计了一辆小型蒸汽机车，32岁时凭借在铁路行业出色的业务能力和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别克总裁查尔斯·纳什的赏识，克莱斯勒从工厂厂长晋升为总裁。
1924年，克莱斯勒受聘于马克斯威尔公司，并成功推出“克莱斯勒6号”车型。1925年，马克斯威尔公司重组，更名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926年，克莱斯勒公司大力宣传自己的汽车品牌，如克莱斯勒帝国“70”和“80”系列。此时，克莱斯勒帝国系列轿车作为一种豪华车型推向市场。
1928年，克莱斯勒公司顶着巨大压力接管了著名的道奇公司，并使道奇重获成功。
同行相继赶上或超过，爱德塞尔和凯斯勒都看在眼里，一向固执己见的老亨利也着急了。凭着自己完善而成熟的流水生产线，亨利提出每分钟生产一辆T型车，1925年，又把这个目标调整为10秒钟。但市场并不领情，经过多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建立了自己完善的生产线，而且推出的产品花样繁多，能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所以，当T型车以每10秒钟的速度从工厂里开出一辆的时候，人们却在纷纷购买其他品牌的汽车。在那些赶时髦、追求个性的美国人眼里，T型车已经成了一件老古董，很少有人再对它津津乐道了。
其实，早在1925年，亨利·福特就让手下的工程师阿尔伯特·科恩在迪尔伯恩建立了福特公司的实验大楼。不差钱的老亨利把这座大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当然，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座大楼成为实验大楼，他还躺在T型车的美梦中不愿醒来。那么这座大楼将用作什么用途呢？亨利有他的想法。他首先让他创办的迪尔伯恩《独立报》、《福特新闻报》和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搬了进去。还有一个舞台培训班也搬了进去，我们前面说了，亨利·福特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传统的美国文化，比如亨利所推崇的一种旧式舞蹈。当然，实验室是有的，它们都用于研究农副产品，因为亨利有一家农场，他已经习惯于严重依赖自家农场出产的任何产品了。到这儿，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个为美国人民制造了最物美价廉的汽车、改变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亨利，正把自己远远地带离现代生活，他对现代生活的排斥越来越严重。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以汽车为支柱的福特汽车公司竟然没有一间用于研究开发汽车技术的实验室。在公司已经生产汽车20多年，挣了难以衡量的巨额利润以后，却没有专门的试车厂、试车道，甚至连专职的试车人员都没有。只有亨利的保镖和助手戴林格承担着试车任务，但谁都知道这位戴林格先生是亨利情人的丈夫。戴林格的脾气比老亨利还暴躁，每次他试车时，只是在车间外的空地上开一圈，然后视心情的好坏，嘴里蹦出个“好”或者“不好”，一辆车不管经过了多少艰难的研发，花了多大的投入，最终的结果都由这么一句随意性很强的话给决定了。难怪凯斯勒会对公司有那么大的不解，那么强烈地想帮助爱德塞尔改变公司的现状。
T型车经过十几年的销售，已经不再是神话了。上层社会追求豪华、舒适、品位，甚至把一辆好车当做一种财富的象征，中产阶级也有了足够的实力去追求自己个性化的要求。城市小市民也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汽车了。甚至农民们也抛弃了老亨利专门为他们设计的T型车了，对他们来说，雪佛兰汽车不仅安全可靠，而且更舒服、更美观，价格也不贵。
这一切都说明T型车很难再续辉煌了。所有的福特汽车销售商都感受到了阵阵寒意，只有老亨利顽固地拒绝任何新款车的研发和生产。1924年，T型车的销售量显著下降，欧洲市场尤其严峻。1924年冬天，凯斯勒委派自己手下一名叫西尔多·盖勒的工程师专程前往英国，了解T型车销售量迅速下降的原因。盖勒来到英国调查了足足几个月，从城市到乡村没留任何死角，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正在强制推广一种低价省油的汽车，它严重挤占了T型车在英国的市场份额。盖勒随即收到凯斯勒的电报，火速赶回底特律。
盖勒返回美国的第二天，在高地园工厂的经理餐厅，召开了经理办公会议，会议由爱德塞尔主持，老亨利亲自参加。会议的地点也是老亨利亲自选定的，据说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会议最初的气氛是融洽的，爱德塞尔首先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盖勒最近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搜集了一些信息，我会就此提出一些问题，请他逐一回答，也好让我们对T型车的现状有一些了解。”爱德塞尔发现父亲的精神很好，希望能借此机会说服父亲对现有的生产状况进行一些改进。
盖勒当然知道，如果他建议对T型车做出某种改进，那将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会被扣上“异端邪说”的帽子，但是他认为他接受了凯斯勒的委托，而且身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员，他有责任把他所调查到的真实情况汇报给公司的决策者，即便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他也在所不惜。于是，当爱德塞尔问他，英国需要什么样的车时，他站起来，坦率地告诉在场的人，英国已经开始征收“马力税”，而T型车已经不能适应英国市场的新需求。
“那么，以你所见，英国市场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汽车呢？”老亨利的脸色立马由晴转阴。盖勒紧张地回答，应该是一种马力更小、车型更小、重量更轻，而且更省油的汽车。
老亨利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着盖勒大声吼起来：“你这是在告诉我应该为英国生产什么车对不对？”在愤怒地离开餐厅的那一刻，老亨利再次庄严宣布：“T型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的骄傲，是所有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农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T型车！”
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几个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餐厅。凯斯勒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担心盖勒会遭到解雇，更不想这么优秀的工程师、这么负责任的人离开公司，他恳切地对盖勒说：“我很抱歉让你受到伤害，回到英国去吧，不要让福特先生看到你。”
老亨利回到家里，大骂凯斯勒。克拉拉也对凯斯勒非常不满，爱德塞尔和他们越来越疏远，她难得见上她的儿子、孙子一面，因此她想当然地认为是凯斯勒使他的爱子远离了他们，她只知道埋怨，对丈夫的行为没有丝毫的约束。对于父子之间的争斗，其实她是有一些感觉的，但她认为那不过是他们家里的事，外人不应该介入，她没有及时地出面修补父子之间越来越大的隔阂，最后，她也尝到了苦头。
尽管出现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尽管他知道老亨利对自己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作为爱德塞尔的好朋友，凯斯勒还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他改善公司的管理。自从库兹恩斯离开福特公司，公司管理理念已经严重缺失了。在凯斯勒成为爱德塞尔的得力助手前，福特公司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什么具体规划，更不要说什么前瞻性了。在凯斯勒的努力下，公司第一次建立了生产控制部门，第一次制定了库存计划和生产计划，详细规定了应当生产哪种类型的汽车，应当生产多少，何时生产，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尽管如此，T型车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
那是在1926年，全世界的汽车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大转换，大量的旧汽车被出卖，价格低到不能想象的地步。T型车尽管价格已经很低，但也无法和那些质量、性能都很优越的旧车相比了。这一年，T型车几乎完全失去了市场。
与此同时，雪佛兰汽车正经历辉煌。比尔·努德森掌握了雪佛兰汽车的控制权，在他的科学管理下，雪佛兰汽车的销量从1924年的28万辆猛增到1926年的73万辆。
T型车在持续了将近20年的辉煌之后就要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凯斯勒与索伦森的争斗也到了最后阶段。爱德塞尔和凯斯勒瞒着老亨利对T型车的外观进行了全新设计，加上了许多当时流行元素，使整个外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他们把设计方案送到老亨利面前时，老亨利咆哮着说：“把它给我扔到一边去！”
1926年1月26日，公司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血气方刚的凯斯勒终于忍受不住了，他鼓起勇气，就T型车存在的问题，给老亨利写了一份长达6页的备忘录，实际上，这是一份宣言书。凯斯勒的措辞相当婉转，甚至可以说是恭敬的，但是，他没有回避严峻的事实。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亨利，“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没有向前迈开步子，只是守着原来的一点东西，勉强站住脚，而竞争却更加激烈了。您过去总是说，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后退，但绝对不能接受原地不动。”他大胆地指出，亨利·福特的个人魅力已经成为阻挡公司前进的障碍，“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妙，公司的地位正在削弱，公司的市场正在被悄悄夺走……”他分析道，英国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美国市场也正在被美国的同行们所蚕食，对手每卖出一辆汽车，我们的力量就减弱一分。最后，他提醒亨利·福特，“一味的自大和停滞不前终将导致失败”。
如想象中的一样，这份备忘录刚递上去，凯斯勒就立即遭到了老亨利的冷遇，每个人都能看出老亨利那难以掩饰的不痛快。他抓住任何机会嘲笑、诋毁凯斯勒。因为凯斯勒，爱德塞尔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到了无法化解的地步，父子见面甚至连话都不说。
公司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怎样的斗争，斗争的核心其实就是权力。年轻的凯斯勒不仅有学识有远见，而且精力旺盛，同事关系融洽，那些赏识他的人都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愿意齐心协力挽救公司。但是，在亨利看来，这是以凯斯勒为一方，与索伦森进行争斗，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索伦森是代表他亨利的，与索伦森作对就是和他亨利·福特作对，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更进一步说，凯斯勒是爱德塞尔的连襟，是那么亲密的朋友，如果说凯斯勒是在和老亨利作对，那实际上就等于爱德塞尔和老亨利在争夺，这在老亨利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他不能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于是，1926年6月26日，当酷爱艺术的爱德塞尔夫妇前往欧洲选购艺术品时，这场激烈的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凯斯勒从公司辞职了，距离他递交那份备忘录只有短短的5个月。当爱德塞尔回到公司后，人们纷纷在背后告诉他，凯斯勒是被老人家赶走的。
爱德塞尔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T型车眼见着不行了，公司新产品还没有研发出来，现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唯一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凯斯勒也离开了公司，而他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对公司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千难万难摆在面前，面对朋友，他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只要公司能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就好。”凯斯勒安慰爱德塞尔。
凯斯勒离开了，谁能帮助爱德塞尔？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深知爱德塞尔的处境是多么艰难，那就是爱德塞尔的妻子埃莉诺。这个底特律上层社会的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充满深情，但对丈夫的事业却无能为力。当她和丈夫从欧洲回来，当她得知凯斯勒被迫离开福特公司以后，很少到公婆家的埃莉诺亲自登门，请求公公恢复凯斯勒的职务。老亨利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