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
“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命题，由高尔基从民俗学或人类学的意义上首倡。但关于研究人的学说和关于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理论古已有之，同那些研究社会—历史的学说和研究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理论一样久远，并大体上是互动互激、互补互渗、同步发展的。
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悖离和对峙。科学主义思潮是侧重于研究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同文学的关系的；人本主义思潮侧重于研究人以及人同文学的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科学主义思潮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方向发生了偏离正常轨道的重大变异：表现为不再去叩问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用实证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方法，或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去封闭历史、躲避历史、重塑历史，甚至主观随意性地篡改和伪造历史。自逻辑实证主义发轫后所导致的“语言学转向”，科学主义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和表现出用语言世界取代社会—历史的意图和指向。用科学主义思潮研究人和人文现象，需要有新的比较准确的合理的解释和界定。但是人和人文现象的规律只有相对和概率意义上的约定性，不可能要求、也不可能达到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
从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大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涵盖面极大的广阔天地，表现为一个三向度的多维世界，即（1）文学同历史—社会的关系；（2）文学同人的关系；（3）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从这种鸟瞰全局的总体把握出发，可以引申出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精神和大观点。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精神是：（1）历史精神；（2）人文精神；（3）艺术精神。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观点是：（1）历史观点；（2）人学观点；（3）美学观点。恩格斯首倡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观察和评价艺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中是包括人学观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历史不是非人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的有目的自觉的活动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人是历史的，而且往往扮演着历史的主体、载体和受体的角色。因此，从宏观辩证思维的大视野来审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努力达到和体现：三大关系，即文、史、人的完美融合；三大精神，即艺术精神、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三大观点，即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的完美融合。通观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乃至文艺论争，尽管纷繁驳杂，乱花迷眼，但无不可以归属为三种文艺观念，即“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如此而已，概莫能外。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文艺思潮、批评模式、创作倾向乃至文艺的风格和流派都是从上面所讲的文艺的大网络中推演、辐射和派生出来的。它们都通过这个大网络而存在，或者说，它们都在文艺的这个大网络中有自身的位置和坐标点，都在相对和概率的意义上有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问题。大道理是由小道理构成的，但大道理又是统摄小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是讲大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像是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这三种文艺观念和文艺网络的吸纳、重铸和辩证综合。它以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为意，既主张“为社会而艺术”，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并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宏观文艺学，它比消解“为社会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单纯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或脱离“为社会而艺术”推崇“为人生而艺术”，或排斥“为人生而艺术”不适度地夸大“为社会而艺术”，都显得高出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具有合理因素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可以视为微观的战术学；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由于包容性强、覆盖面大，便可称为宏观的战略学。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
（一）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可引申出人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论述和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可引申出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论述，如认为“人始终是主体”的论述和认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以及确定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理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论断，可引申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客体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的论述，可引申出人的价值追求，可以生发出人的认知活动和人的价值活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论述，关于人的生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论述以及关于艺术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关于人的“艺术精神的”“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的观点，有助于加深理解审美创造活动的特殊性、自觉性和自由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诸如关于人的差别性包括人的阶级差别性的论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论述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可以引申出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
所有这些论述，都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
（二）框架体系
人和文的质不是单纯质，而是系统质。人论和文论的系统质存在于所归属的家园之中，即所栖身的多维的、多极的、多层的、多面的、多向的和有机的、有序的、既和谐又对峙、既统一又倾斜、既悖立又互补的网络系统之中。
1.母元网络系统
人、史（即动态的人的社会）、文，可谓艺术的具有源泉和根基性质的大网络和大母元。“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三大文艺观念都是从中生发出来的，而处于子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文艺思潮、创作倾向、批评模式又都是从上述三大文艺观念中辐射、派生和演化而来的。从学理上说，在阐释有源泉和根基的大母元和大网络性质的人、史、文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用宏观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加以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实际上，以“文”而论，完全无“人”和无“史”的“文”是不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和口号，所谓“纯审美”、“纯形式”的理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以“人”而论，“文”中的“人”不能脱离“史”。因为，人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把人从社会—历史中抽取出来，进行孤立、封闭的研究，会导致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虚无主义和审美主义的乌托邦。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拒斥“为社会而艺术”，也无从实现“为人生而艺术”。以“史”而论，“文”中的“史”绝不可能是非“人”的。社会和历史总是人的社会和历史，如果不把社会和历史理解为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把社会和历史从人的存在中剥离和孤立出来，推向极端，势必造成非人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总之，将文学艺术非审美化、非形式化，将文学艺术非人文化，将文学艺术非历史化，将文学艺术中的人完全历史化、社会化，将历史和社会完全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道德化乃至心理化和情绪化，都是不妥当的、值得商榷的。必须提倡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有机统一，应当强调艺术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完美融合。
2.关系网络系统
世上万物都存在于关系中，或必都通过关系而存在。作为以关系存在的事物的关系属性，只能以关系来认知和体悟。狄德罗曾说“美是关系”，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论点。人们把握事物必须依靠概念系列，亦即依靠关系范畴或范畴关系，作为切入和透视对象的窗口和网结。
人论和文论至少存在如下一些重要的关系范畴：
（1）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关系范畴；
（2）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关系范畴；
（3）物质因素和思想因素的关系范畴；
（4）群体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关系范畴；
（5）认知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关系范畴；
（6）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的关系范畴。
所有这些关系范畴构成两大关系范畴系列：
（1）客体—历史—物质—群体—认知—内容的关系范畴系列；
（2）主体—审美—思想—个体—价值—形式的关系范畴系列。
必须也应当把各种人论和文论的学说、理论、思想和观念放到上述诸多关系范畴和两大关系范畴系列中去定位和考察。一般地说，第一系列的关系范畴是基础因素和决定因素；而第二系列的关系范畴是主导因素和动力因素。所有关系范畴系列中的诸多因素都是人与文的属性和有机的构成部分。对其部分地或综合地进行理论概括，可以创建成许多不同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新兴学科，如从第一系列诸多因素的理论提炼中，可以产生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和以现实主义为标志的反映论文艺学与美学；对第二系列诸多因素加以理论总结，可以产生以泛表现主义为特色的主体论文艺学、审美学、文化学、思潮学、文艺个性学、文艺流派风格学、价值论文艺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等等。
以上诸多关系范畴和两大关系范畴系列既是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构成因素、存在方式，也是观察和研究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窗口和聚焦。
从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关系范畴来看，既要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要注重“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和文都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但这种辩证统一又不可能是绝对均衡的，必须容许倾斜，倾斜又不应失衡，必须合理和适度。人和文的主、客体关系范畴是一个带有母元性质的基本问题。一般地说，客体性是基础，主体性是主导，文艺作品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合金”。不少学者都从人和文的主、客体关系范畴中去梳理、评价和探讨人和文的本质与本体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是自觉地运用审美主、客体的关系范畴来梳理、评价和总结美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一个尝试。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管什么样的文艺作品，都是由审美主、客体的“合力”构成的辩证的结晶体。侧重于再现客体性因素的，产生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倾斜失度，走向极端，可能滑向自然主义、某些形式主义、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侧重于表现主体性因素的，产生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带有泛表现主义特色的现代主义，推向极端，可能陷入心理主义、唯意志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从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关系范畴看，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活动既是以审美因素为特色的历史现象，又是以历史因素为内容的审美现象。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只是一种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这种见解是肤浅的。与其说是一种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倒不如说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倡导的或衍生和折射出来的文艺观念，即对文艺本质和文艺本体的理解和阐释。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正因为文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才主张用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去评价作家作品。侧重于用历史观点揭示文艺的社会—历史本质，或侧重于用美学观点阐释文艺的审美本质，都是值得提倡的，完全必要的。但也要倾斜得合理和适度。如用审美分析消解历史分析，可能导致非功利化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如用历史分析取代审美分析，可能诱发出狭隘的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倾向。人类思想史上的社会历史学派是主张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文艺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对文艺的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以正确的历史观念为基础、为前提的。社会历史学派的营垒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分支。有一种只强调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庸俗社会学派，像弗里契和彼列威尔泽夫那样，把文艺视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简单的分泌物和刻板的等价物；还有一种精神历史学派，只推崇和执迷文艺的思想关系范畴，像维柯、孟德斯鸠、狄德罗、斯达尔夫人和受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受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影响的泰纳，主张到人的社会心理、思想感情、宗教意识、伦理观念和风俗人情中去寻求“对艺术的最后解释”。其间有影响的学说是孔德的实证主义、狄德罗的社会风俗学和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说”。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20世纪后，在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诅咒、叛逆、逃避、消解、篡改和重塑历史的非历史化和反历史化的倾向越演越烈。从现代主义到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到新历史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躲避与消解历史的倾向或流露出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从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范畴来看，文艺创作和审美活动无疑是自由的个体化劳作，但总要这样那样地一定程度上体现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艺术家应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体，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作家、艺术家，即便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自己时代、人民和所属群体的儿女，正确的乃至崇高的意向应当是在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实现自我。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片面性是用群体性压抑个体性，把作家变成时代的传声筒和所属集团的代言人，不尊重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非个体化的理论企图显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人类学的某些流派代表和唯意志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如斯特劳斯、戈德曼、尼采、艾略特等，都是贬抑和抹杀创作个性的。这些消解文艺个体性的理论涌入中国之后，出现了把它们表现主义化，按照弘扬主体性的需要，改换和打扮成与其内涵和本旨完全相反的张扬艺术个性的理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犯了十分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另一种片面性是用个体性消解群体性，不适度地强调所谓“个体化创作”，只是主张表现自我，甚至视自我为上帝。从文艺思潮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是在比较强调群体性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追求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而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文艺则往往执迷于自我，张狂文艺的个体性。从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范畴出发，可以写一部有特色的文学发展史。群体性和个体性的主导方面的转换和演变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看，五四运动前后，现实生活及其在文艺中的反映以呼吁个体和个性解放为主潮；革命战争时期，群体的行为、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凸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群体性和个体性相对和谐的状态；新时期以来，个体性和个体的主体性又表现出高扬的势头。因此，研究人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相互关系，可以成为新的文艺理论的生长点。
对物质关系范畴和思想关系范畴、认知关系范畴和价值关系范畴、内容关系范畴和形式关系范畴，也应当用宏观辩证思维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透视和剖析。
3.中介网络系统
只有母元网络系统和关系网络系统，会感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必须靠中介网络系统才能使这两大网络系统联结起来并活动起来。中介网络系统含有：
（1）实践网络系统；
（2）文化网络系统；
（3）心理网络系统；
（4）语言网络系统。
这四大中介网络系统的本质和功能是大体相同或同中有异的。其中某些网络系统不仅具有中介论的意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四大网络系统都具有四种作用，即中介作用、背景作用、动力作用、构成作用。通过人的凭借实践、文化、心理和语言符号诸多因素的审美创造活动，实现这些中介网络系统的潜在动力所引发的作用和功能，才能使母元网络系统和诸多关系网络系统具有活性和动态的亲和结缘的意向，得以交感、互融、活化、完形、塑建和构成。
第一，关于实践网络系统。实践，可以从客观方面来理解，也可以从主观方面来理解。它既是人感受世界的途径，又是人改造世界的手段。只有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的预期目的，达到认知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统一。实践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对外部的尚未被改造过的自然界而言，必须承认客观世界的“优先存在的地位”，实践作为联系主、客体的中间环节，只有认识论的意义；然而，对人造物来说，对经过人改造过的对象而言，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实践本体论”不适用于自然物，而适用于人造物。列宁虽然没有说实践是第一性的观点，但却认定实践是第一位的观点，乃是首要的、主导的、基本的观点。只要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存在的地位，对实践的作用和功能怎样估计都不过分。马克思庄严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被人化了的世界万物，都是人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人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学艺术更是如此。完全把实践主体化或泛主体化的观点是不妥的，但消解和压抑实践主体化的观点，或将实践非主体化的观点更是错误的。绝不能因为出现极端推崇和夸大实践主体性的偏颇，便不去充分强调实践主体性的“第二自然”以及一切辉煌的精神产品和艺术精品的伟大作用。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可以简单归结为提高作家、艺术家的实践能力问题。
第二，关于文化网络系统。文化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文化可以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这里所谈的是指观念形态的小文化。这种文化往往表现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群体性、阶层性的思想体系。任何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创造物，生成以后，又必然对人的性格、素质、思想和行为包括艺术创作活动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转来也创造和重塑着人。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文化无本体论内涵；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作用的意义上，文化有本体论内涵。这两种情况不应随意颠倒、混淆、易位和置换。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也是写给人看的。因此，对作为创作对象、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提高文化品位和文化素质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增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的文化功力和文化的价值选择的正确性与自觉性，优化文化格调和文化情操，提高文化概括力和文化穿透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格局必然是多样的。繁杂的文化结构中存在着高低、文野、雅俗、良莠之别。在文艺创作中还表现出某些反文化、反美学和种种丑陋的鄙俗的带有野性的原始文化主义的浊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呈现着“马学”、“国学”、“西学”的对峙和交融、悖立和互补。“国学中心论”和“西学中心论”都是行不通的。昏昧的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盲目的媚外主义和排外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处理好文化的“体”、“用”关系。“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值得研究的。从理论上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应当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以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马学为体”，兼顾“西学为用”和“中学为用”，才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文艺创作作为一种以审美为特征的精神活动，理应以开放的眼光，广泛地有鉴别地选择和有批判地吸纳、承接中外一切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用来发展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
第三，关于心理网络系统。心理的内容和机制的功能是作家、艺术家反映、表现生活和人生的中介。这一点是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说”具有极大的理论说服力。但是无条件地不加限制地主观随意性地把心理中介上升为文艺本体，是值得商榷的。所有心理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在创作主体的心境上的投影和折光。严格地说，不存在纯粹的与社会和历史相绝缘的心理。如是，只不过是心理学家的职业幻觉而已。心理现象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是，还存在着问题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是社会与历史问题在人的心中集中的凝聚和积淀的贮存与反映，所以作家、艺术家只有把握那些共同的社会心理和群众心态，才能深刻反映社会和历史，引起世人瞩目，取得轰动效应。文学史同时也是心灵史。研究人的心理结构、心理规律、心理意向、心理功能、心理反应，对开掘人物的幽邃的心灵世界，提高作品的深刻性和感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关于语言网络系统。传统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人的思想的物质外壳与人的交际和情感交流的媒介或工具。自逻辑实证主义问世以来，西方学术界发生了有深远影响的“语言学的转向”。形式主义诞生以来，到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都竭力推崇语言的作用，甚至将之抬高到上帝或造物主的地位。有的学者竟宣扬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语言本体论”大行其道，蔚为时尚。学术语言作为文化人的专利和特权，给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尊严，圆了一个美妙而又苍白的梦。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当他们饥肠辘辘的时候，这些学者恐怕再不会说语言是救世主了。这些语言学专家们把问题完全搞颠倒了。首先必须承认是人创造了语言，然后才谈得上生活在语言环境中的人，同时人也不可避免地接受语言和语言环境的熏陶、塑造和影响。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语言都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反转来它也是改变人的思想、素质和性格的一种手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我们必须吸取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化、强化和优化对语言的结构、本性和潜能的探讨，以达到不断提高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目的。
4.存在网络系统
空间和时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建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叩问文学艺术的系统本质，都必须从空间和时间的三个维度或三个向度上加以开掘和拓展，形成多侧面、全方位、立体感的总体结构。这种空间和时间的三个维度或三个向度可以表述为：（1）从空间的横向上拓展存在的本质面，即探寻文艺理论所包含的广度；（2）从空间的纵向上挖掘事物存在的本质层，即钻探文艺理论所蕴藏的深度；（3）除静态洞察之外，还要进行动态把握，从时间的流向上捕捉事物的本质踪，即指明标示文艺理论发展轨迹的矢度。惟此，才能站在俯视全局的制高点上，从广度和深度、静态和动态的有机结合上，确定文艺理论的系统本质，建构文艺人学理论的框架体系。
第一，从要求文艺创作来论，文艺作品应当反映和表现社会与人生的横向、纵向和流向，即开掘、揭示、表现、反映社会与人生的广度、深度和矢度。像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极其广阔地深刻地表现和反映社会与人生的本质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
第二，从梳理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来论，以它们存在的三个维度和三个向度为坐标，进行大体上的归纳和定位；以诸多关系网络系统和中介网络系统中所包含的文艺观念、批评模式与文艺思潮，展示文艺理论体系的博大和宏富；以能够充分开掘社会本质，揭示社会及人生的历史根源、现实土壤的现实主义，以及作为历史积淀的深层的理论形态和样式，如集体无意识和神话原型批评模式，同深入揭示人的生态、心态和命运的一些表现主义与现代主义以及窥视人的深层人格结构和潜意识的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来展示文艺理论体系的深邃和丰厚；从“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再到“社会中心论”和“人生中心论”的发展轨迹，勾勒和揭示文艺理论演变的流向。这样，才能对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架达到立体化和全景式的宏观把握。
第三，在此基础上，建构文艺人学理论的框架体系。从文艺理论的横向和广度上要求，避免狭窄化，展示全面、丰富和多样；从文艺理论的纵向和深度上要求，克服平面化，不断向更深的本质层钻探和开掘；从文艺理论的流向上要求，消除封闭的、静止的和孤立的研究，以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对文艺理论的系统存在进行活性和动态的把握，揭示文艺理论发展的总趋势。
三、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
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强调历史精神，要求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凸显文艺的历史精神的同时，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淡忘了文艺的人文精神。现在，我们的舆论又着重弘扬人文精神，它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文科学的强音和主调。这种意向当然也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人们注意到，有些作家和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将追求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揭示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不同程度地割裂或对立起来，甚至明显流露出用人文精神诅咒、躲避、消解、反叛历史精神的势头。我们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史实表明，世上没有无人文精神的文艺，也不存在无历史精神的文艺，将文艺非人化和非历史化都是不妥当的。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理解和阐释上的偏激。人文精神尽管有普同性，但不是抽象的。应当辩证地把握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和普同性的对立与和谐。从差别性中提炼出普同性，从普同性中发现差别性，从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既相激又互补、既相逆又互渗的双向复杂关系中，体认和理解人文精神本身。不能不看到，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包括时代的、民族的、人群的和个体的诸多方面的殊异，即便是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由于社会地位与占有物质财富、金钱和权力的不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倾向的差异，甚至存在着天壤云泥之别。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雅俗关系问题上，有的人不作认真的鉴别和区分，笼统地情绪化地扬雅抑俗或褒俗贬雅。事实上，雅既有能为广大读者层所接受的俗雅，也有那种倡导纯审美的傲睨一切的贵族化的高雅；俗既有粗俗、鄙俗和媚俗，也有那种正常的健全的雅俗。雅和俗既存在着对峙和冲撞的一面，也存在着交融和互渗的一面。雅和俗在合理的位置上和界限内，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为，整个文艺格局及其人文精神必然要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样性。
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人为了适应或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发展前景而生发并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的总和，属于人的认知关系的价值关系的范畴。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最高目标是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不断趋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文艺中的人文精神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向度是曲折的。西方文艺自从经历了文艺复兴、狂飙运动、启蒙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在诸多层面上开掘和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化、内向化、脆弱化，或者可以表述为堕落、颓唐、滑坡、委顿、困惑、迷惘、焦灼、痛苦、孤独，产生病态和畸变，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人的低级化和低能化。这大体上符合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艺史实。人文精神颓败的历史根源，是人的生存状态与人赖以活命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及社会环境不相协调，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变在文艺上的投影和折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咒骂和反叛现实，逃遁和拆解历史。这些文艺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人文意蕴或人文意向似乎是作家、艺术家们为了摆脱与自己不相协调的生活困境所辟出的“种种逃路”，绝不会对人们的现实的生存状态发生实质性的根本性的改变和完善。因此，这种人文主体性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它代表处于社会底层中小知识分子或客观上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所发出的带有这样那样的反叛情绪的不和谐音，反映出中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懦怯、绵善和幻想。
正常情况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是共态的、同步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运作并不总是呈现出和谐状态，甚至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是以人文精神的变异和滑坡，伦理道德的沉沦和堕落为代价的。这只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现象。咒骂和阻挡时代发展脚步的舆论和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昏昧和愚钝的表现。
脱离历史谈人，或脱离人谈历史，都会陷入理论的误区。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人文精神是历史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是人的历史精神。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人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历史是实践主体的人格化，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受体。人的目的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一致是实现两者统一和交融的重要根据与内在契机。
20世纪以来，我们尽管应当考虑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从全局和总体上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分裂与对抗日趋突出和强烈。我们往往把历史精神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看法尽管说出了问题的主导方面，但显得过于简单和褊狭。历史精神和历史状态一样是全方位的。历史结构表现为三种形态：（1）物质形态，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的及科技成果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和物质财富以及物化世界；（2）制度形态，指制导和统辖、管理整个社会的国家机器及一切所隶属的机构、体系与机能；（3）人文形态，指人和人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我们应当力图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觅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分裂与对抗的基因，探索人文精神被压抑被扭曲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困顿和危机。
人文精神对历史精神的反叛抗争（积极的或消极的）都是人同历史结构和现实生活不相协调的产物。但不能理解为脱离历史的人对人的历史的这样那样的谴责和声讨，而应视为历史结构内部人文形态、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疏离和冲突。以人文形态和物质形态的关系而论，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地解放了人，增强和扩展了人的手段与机能，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成为单纯的生产工具、机器的附庸，受高超的科技成果威慑，成为人为物役的处于异化条件下的“单面人”，被“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验力量摧残和作践。以人文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关系而论，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的国家机器、制度、体制和机能，可以维护并发展人的良性生态，如果出现了两者相悖谬相冲突的境况，国家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则可能变成压抑、威慑和嘲弄人文精神的强制的铁腕，侵犯和剥夺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生活，“权力拜物教”的强力意志压迫着人们的身心。通观整个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艺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三大拜物教即“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三大机器即“国家机器”、“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侵蚀和诱发，才发生人文精神的堕落和畸变。正是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中的不合理因素，才造成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废。
然而，如果我们只将人文精神的危机仅仅归结为历史结构及历史精神本身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本身的原因，则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幼稚的。从社会—历史结构看人文形态的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物的关系既掩盖着又表现着人的关系，或者说，物的关系只不过是从物的角度，以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人的关系。被物化了的世界仿佛是打开了的历史—人文之谜的感性心理学，是一本可以破译和解读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的书。有些善良的空想的人道主义者的批判锋芒只指向社会—历史结构的物质形态本身，甚至酿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和冲突。须知，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方式，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转让和转换得是否合理，使用得是否有益、正确和适度。人类发现的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威慑和毁灭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产、科技成果和权力的再分配，及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的再调整。历史问题必须也能够还原为历史的人的问题，必然要提出合理地解决人对物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一般地谈论物对人的压抑是没有力度的。物对人的排挤和压迫只能理解为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并转换为强大物质力量的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穷酸赤贫的弱者的捉弄，是从物质关系表现出来的占主宰地位并起支配作用的人对物质匮乏的小人物的摆布。从理论上讲，人应当是历史的主人，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文艺作品可以把人描绘成梦中的皇帝，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境况和命运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从历史结构的制度形态来看同人文形态的关系，诸如国家机器、体制、机能等作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受体，都带有程度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政治的倾向性和强制性。这种制度形态的物质力量体现着推行着一定的人群、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愿望。制度并非是空壳和虚幻的形式。它的背后站立着人，展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意欲指向，往往转换为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功利关系。官场中的腐败现象，钱权交易的丑恶秽行，是诱发人文精神畸变的腐蚀剂。我们逐步意识到，通过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态和病态，这样那样地呼吁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再调整，是20世纪文艺的潜话语和隐语境的核心。诸如西方的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理论、异化理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审美乌托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产生的，并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维护这个历史阶段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传统的理性主义旗帜开始褪色，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作为人文信仰的精神支柱已经败落和坍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对僵化、刻板、背时的旧理性主义的反叛和挑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劲的思潮成为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对以新人本主义为核心内容和内在灵魂的非理性主义应作出全面的评估和剖析。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对古典的传统理性的反弹和消解；从完善人格结构和意识结构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重要的发现和填补；从对社会进步的作用的角度看，它撕去了神圣的假面具，冒犯了权威，具有不可忽视的揭露和批判功能，同时张扬了丑、荒诞和迷乱；从对人文精神建构的角度看，它给被压抑而孤独、焦灼、痛苦的小人物营造一个特殊的精神家园，使他们受伤的惊恐不安的灵魂得到慰藉、安顿和憩息。但同时又明显地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导致人文精神的滑坡、颓唐，道德的失范和人的素质及性格力量的低级化与低能化。由于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一切理性，“弃水泼婴”，使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否定僵硬的压抑人的旧理性的同时，竟连同有益的蓬勃着生命活力的有价值的理性思维传统、科学的认知手段以及对历史规律和人生真谛的把握，都一起抛掉了。我们必须看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这种功过参半、是非互见的双重性。吸取非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改制和重塑新时代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新理性，才是我们所应当选择的新思路。
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裂与融合，是彼此转换和相互推进的。分裂是对融合的相对的瓦解，融合是对分裂的相对的克服。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融合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只有经过一个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人成为历史的真正的主人，只有当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具体地说，只有消解和根除了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同社会—历史结构的物质形态及制度形态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才能建构起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生，才能产生健全的文艺。荒诞的病态的反叛的文艺，只不过是畸变的社会与痛苦的人生在作家、艺术家的不平衡的心境上的投影和折光。然而，历史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又是不可能终止的，尽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着相应的变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必须同样得到尊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必须同样得到关注。精神文明应当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又反转来促进精神文明的高扬。从文艺和文化的发展的角度看，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关系往往转换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对作家、作品的道德评价同历史评价的关系。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文艺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也是如此。当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革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的根本的利益，作为衡量、评估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权威性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