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学说，为道德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现象划分为两大系列，即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社会的思想关系。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制约着社会的思想关系；社会的思想关系依赖、从属于社会的物质关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的思想关系。这就为我们研究文学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伦理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因此，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否则，“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它们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事实上，“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如果道德观念和其他意识形态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也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社会道德现象，这就同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学说划清了界限。
道德的天赋的自然权力和道德的人类共同属性，因社会的阶级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大为削弱。阶级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需要和利益规范着制导着人们的行为，往往成为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契机。政治经济利益作为人们行为的主导原则规定着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目标。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从属于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不了解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的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就根本无法弄清阶级社会的道德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道德进步的内在因素，阐明善和恶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是道德历史演变的动力，并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成为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性善说”和黑格尔的“性恶说”作了对比分析。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对恩格斯借用黑格尔善恶观念所揭示的双重的意思，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下面作一简略分析。
“恶”者不一定恶。恶者以新的事物的态势出现，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却为习惯所崇奉的神圣事物，是一种冒犯，因而被贬斥为“恶”。“善”者不一定善。本来是落后的事物，却把自己打扮成善的代表，这就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蒙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评《巴黎的秘密》时指出，小说的主人公鲁道夫正是欧仁·苏按照思辨哲学和基督教宗教哲学塑造出来的一个惩恶赏善的伪善者。
真善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协调着人际关系，有利于创造和建设，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善与恶策动财富、权力和利益的纷争，克服社会的凝滞，为建立新的平衡提供机缘。正是善恶双方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触发社会运动，同时促成道德自身的历史蜕变。
二、“道德决定论”的迷误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道德现象属于社会的思想关系，阐明了道德这种社会的思想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决定的，而且为了维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又对肆意夸大道德的地位与功能的种种伦理思潮进行批判，揭露了形形色色的“道德决定论”的阶级实质和危害。
（一）“道德决定论”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一些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鼓吹泛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其理论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混合在一起，将道德哲学化、神圣化，进而人本化，编造奇论妄说，企图利用文学手段宣扬爱的神力。他们竭力膨胀道德的社会作用，视之为改造现状、调和阶级矛盾、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构想新的理想社会的方剂。这些道德理论和道德学说认为不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生活条件决定、制约着一定的道德，相反地主张从先验设计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出发，去平息社会纷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创立符合道德理想的社会。从实质上看，这些道德学说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认为，不是社会的存在决定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而是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产生社会存在。他们呼吁用道德良心创造“理想化的现实”。比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就执迷于对爱的崇拜，沉溺于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以迷人的抽象的道德说教代替科学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
（二）“道德决定论”的不同表现形式
所有以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学说都夸大道德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出现了“道德决定论”的不同表现形式。
1.道德扭曲论。
道德扭曲论者是通过道德的抽象来表述的。道德扭曲论的主旨是凭借对人性的结构、性质的改变和偷换，使之削足适履地嵌合于某种虚妄的又自命不凡的道德学说，用某些道德论者的思想剪裁人物，又反转来通过被肢解或被戕害了的人物的思想来鼓噪某些道德论者的道德学说。卡尔·格律恩正是用这种唯心的方法来“评价”歌德的。恩格斯指出了歌德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他的政治道德倾向的复杂结构，说明歌德是伟大又鄙俗的矛盾二元化人物。然而，格律恩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实用主义地把歌德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他的政治道德倾向丑化为德国的庸俗小市民，强行让伟大的歌德屈身于自己的理论怀抱。
2.道德说教论。
以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乃至空想的社会主义作理论基础的道德学说，从执迷或崇拜抽象的人出发，妄想通过抽象的道德说教进行道德感化，使恶者良心发现，产生道德忏悔和道德升华，从而改恶从善，达到社会的人道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道德说教。如倍克的诗作对大财团路特希尔德家族的道德规劝和道德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恩格斯批评倍克“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蒙眬的幻想罢了。倍克经常由极度夸张的高谈阔论转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从一种向现状开火的小幽默转到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因此，他的诗歌不过是“止血用的三包沸腾散”。
3.道德改造论。
此种论者妄想通过道德说教、道德感化使恶者发生道德忏悔和道德皈依。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对人性和道德施以批判性的改造，使小说人物从“本来的形象”蜕变为“批判的变态”。小说作者依照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根据抽象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愿望，假手基督教的灵魂净化的说教，使有生命有性格的现实的人发生内心世界的改变，或降属于哲学的原则，或皈依宗教的训诫。《巴黎的秘密》中的几个重要人物都发生了惊人的蜕变。小说主人公玛丽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扭曲。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玛丽花的性格，从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基督教的教规对她加以批判的改造后，她逐渐增加了有罪的意识，视折磨为美德，把忏悔当荣誉。最后“在玛丽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瘪的花朵：‘她怀着人所罕有的内心纯洁而与世长辞了’”。
（三）“道德决定论”的危害
在“道德决定论”思想指导下的种种言论，都散布了一个共同的道德幻想，妄图用道德说教、道德感化、道德谴责、道德义愤、道德扭曲、道德改造等使恶人从善，通过惩恶赏善，改变社会和人生，以实现抽象的道德理想，促进“历史的人道化”。这种天真的幻想，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过是白日做梦。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道德决定论”的实质、危害及其所产生的根源。“道德决定论”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剥削和压迫的舆论工具。道德说教论、道德扭曲论、道德改造论，虽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缓解某些社会矛盾，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客观上只能起到掩盖、延缓乃至维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作用。这种道德思潮不引导人们正视生活现实和工人阶级自身的生存环境，而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史事实，它们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鼓吹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恩格斯指出，这一切“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四）关于道德意识的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道德说教，反对形形色色的“道德决定论”，而绝不忽视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道德意识的反作用，决不反对道德。
关于是否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评价人物，恩格斯在评价格律恩关于歌德的论著时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这里所说的不从政治的、道德的观点强求诗人，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批评的道德尺度，因为历史的社会的批评本来是功利性的批评，绝对不会脱离道德内容。恩格斯的话是针对白尔尼与闵采尔对歌德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的错误批评的。德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论家白尔尼指责歌德不是政治诗人，而是“押韵的乡愿”。德国文学家闵采尔从道德方面指责歌德，认为作品反映生活中的反面现象是不道德的。恩格斯反对白尔尼、闵采尔用他们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苛责歌德，他们采取的是非历史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态度，而恩格斯要求按照歌德的本来面目，以历史的观点来衡量诗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评价人物时以非历史主义的和宗派的观点从道德方面进行非难，而并非不从道德的角度评价人物。
三、关于文艺的道德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批判了过分强调意识的社会作用的“道德决定论”的错误思潮，而且对道德现象作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剖析，把握道德所处的合理位置，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看到社会存在对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决定作用，抵制一切“道德决定论”的错误思潮，又看到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反对一切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的谬论妄说。
（一）伟大的文学总表现出道德价值
英国学者柏拉威尔说：尽管马克思“憎恶道德说教不下于一切其他的故作多情和装模作样的形式，归根到底，伟大的文学总是表现出关心真理和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价值”。恩格斯曾对《德国民间故事》给予高度的道德评价。民间故事的使命是使农民在艰苦劳动之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它还“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同时恩格斯肯定民间故事书帮助群众理解反对立宪主义、禁欲主义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无论如何也不能纵容伪善，听任向贵族跪拜，让虔信主义为所欲为。民间文学培养人们批判的战斗的热情和崇高的道德感情。恩格斯还通过肯定歌德的“伟大的一面”，启发人们树立蔑视贵族的腐朽道德和贬斥神的威慑力量的主体的道德意识。他还凭借评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由于金钱主宰一切所造成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社会颓败，激起人们对假恶丑的道德义愤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
马克思多次援引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关于金子的独白，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的抨击。马克思说，莎士比亚悲剧的特征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有人以此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缺乏道德感。但是，马克思指出，“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也说明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强烈的道德倾向。马克思所以推崇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因为它们从文学和道德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既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在批判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中表现出崇高的道德理想。
（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道德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予以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具有深刻的道德内涵，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促进作用。例如，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里肯定的不仅是作品的认识意义，也包括作品的道德意义。马克思对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十分赞赏，因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这些小说家对于当时社会上“最高尚的”食利者、庸俗不堪的资产者和小市民的道德面貌作了无情的剖析。马克思所以在英国作家中最喜欢狄更斯，不是因为作家在《老古玩店》中写了感伤哀婉的孝女小耐儿，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写了阶级调和的齐里尔布兄弟，而是因为他看到《马丁·朱述尔维特》中刻画了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俾克史涅夫，看到《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描写了惨无人道的史奎尔斯，看到《雾都孤儿》中贫民在邪恶社会环境里的道德蜕化，看到狄更斯的作品中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利己主义者和贪财者的丑恶的道德面貌。
拜金主义使世道人心狗彘不如，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提供滋生的温床。由于机器的碾压和资本的榨取，无产者陷入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在异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为了防止和改变异化，必须铲除滋生异化的土壤，即消灭集中表现在人们所处的社会中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为确立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奠定社会的基础。
四、文艺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
历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总是将历史内容同道德内容结合得十分紧密：历史现实变革引申到道德领域；道德演变又折射历史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把对文学的历史评价放在首位，辅之以对文学的道德评价。
（一）文学评论的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
恩格斯在评歌德和拉萨尔的创作时，一再提倡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来评价作家作品，反对用党派的道德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政治道德上的裁决。这不能误解为恩格斯不主张对作品进行政治道德评判。恩格斯只是提醒评论家们注意不要套用狭隘的单纯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意识对作家作品进行政治审判和道德诉讼。实际上，恩格斯的文学评论实践表明，他总是力图从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结合上评论作家作品，既对作家作品进行历史评价，也对作家作品进行道德评价，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历史逻辑和道德逻辑、历史价值和道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评论实践中，达到了和谐的有机的统一。
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内容和历史内容不是并列的。归根结底，道德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道德总是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对道德而言，历史总是一定道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的历史。道德既不能脱离历史，也不能超越历史，道德总是作为历史的特殊现象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正因为历史是母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往往把对文学的历史评价放在首位，辅之以对文学的道德评价。
恩格斯评论歌德的创作和世界观的矛盾时，既肯定了歌德的创作和世界观的历史感和历史作用，也严肃指明了歌德的创作和世界观的道德感与道德责任。恩格斯通过对歌德的创作和作品的分析，揭示了他的世界观矛盾的双重性。歌德既伟大，又渺小；既无情地批判、辛辣地嘲讽丑恶龌龊的德国现实，又有时向它退让、迁就、妥协。恩格斯肯定歌德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又指出他在魏玛公国服职期间伦理道德上的失节。歌德的一切优点和劣点只能归结为历史，所以恩格斯说：“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
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创作的大思路同恩格斯论歌德的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大体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列宁用历史尺度衡量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肯定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展现了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大趋势，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时又用道德尺度衡量他的创作和作品，揭露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即主张勿用暴力抵抗邪恶和鼓吹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妄图将历史道德化的倾向。列宁把握了托尔斯泰的历史感和道德感之间的矛盾，指出它的产生根源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条件与东方封建专制国家的文化负担和精神传统。列宁既肯定这位俄国作家对历史的正面价值，又指出他的道德思想的副作用。列宁从历史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结合上，完整地分析、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
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文学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论点：
（1）他们重视对文学的历史评价，但不忽视对文学的道德评价。
（2）因为道德是历史决定的，不存在脱离历史的道德，他们尤其重视对文学的历史评价，特别关心文学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3）对文学进行历史评价的同时给予道德评价，从文学的历史价值和道德的结合上完整地把握作品。因道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不过多地追求作家、艺术家的个人的道德责任，而着重对作家、艺术家的道德意识的偏执和妄谬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挖掘这些道德伦理的观点和学说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4）他们在对文艺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时，既不因作家、艺术家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的谬误而否定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也不因这些作家、艺术家对历史的进程的积极影响便忽视、原谅他们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的错误性。
（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时，既反对将历史非道德化的倾向，也反对将历史道德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点，对于对文学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启示。
（二）历史非道德化与历史道德化的倾向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不是等量的、均衡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不仅表现为双向统一，而且有时表现为二元对立。由于对象和主体双方面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矛盾，文学作品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产生激烈的冲突，往往导致两者的结构形态的严重失衡和偏斜，造成明显的错位和反差。概而言之，即表现为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要道德不要历史，或要历史不要道德。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历史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将历史非道德化的倾向，实际上夸大了“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在任何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下，恶都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的。不应无限度地弘扬丑恶卑下的贪欲，表现巧取豪夺，撕去罩在人身上的道德面纱，诱使社会公民置社会公德于不顾，在自私、残忍、恶毒的漩涡里打转。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往往以道德沦丧为代价。作家、艺术家表现恶时应着眼于生存方式，表现金钱可能产生的对人的生命力的压抑和对人的道德情操的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不仅肯定这类小说中人物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而且应当在对这些作品进行历史评价，指明其历史价值的同时，着重指明金钱对人的诱惑、浸淫，以防止、克服金钱对历史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非道德化倾向。
将历史道德化的倾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不适当地推崇善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善”要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分析。善是历史范畴。善是流动的，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传统的道德风范也必然要发生某些改变，有的受命于时代的新需要，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的同时萌发出新的质态。道德观念、道德原则、道德情感、道德义务、道德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因历史的前进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善与恶的对立和冲突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也总伴随着善与恶的角逐和搏斗。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赢得了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分享，给人们带来了“善”。但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悖谬，又难免产生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受到国家机器、工业机器乃至战争机器的碾压和吞噬，被作践、被蹂躏，陷于非人的异化状态。这又是“恶”。
20世纪后，人本主义思潮的崛起不是偶然的。为了消除现代文明的伪善所掩盖着的“恶”，有些思想家和作家、艺术家往往不去引导人们反对制造这种“恶”的社会制度本身，而呼吁人们转过头去，返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生活，用传统美德，即用过时的“旧善”抵制“新恶”。这虽然不能说是欺骗，但总不能认为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行为。当欧美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这样的文艺主题不曾间断过。马克思曾批判开历史倒车的道德思潮时说：“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当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马克思的这些深刻的思想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理解作品中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文艺进行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都应当首先考虑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观点和道德意识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既抵制将历史非道德化的倾向，也反对将历史道德化的倾向。
将历史非道德化和将历史道德化这两种倾向，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利于历史的完善和发展的。将历史非道德化尽管可能暂时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但会给生活带来混乱、病态和悖谬，给历史蒙上一层浓厚的灰尘和污垢，造成历史的非道德化，导致历史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精神文明的萎缩和衰竭乃至沉沦；将历史道德化尽管可能暂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会束缚人的手脚和创造精神，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繁荣，维护旧的平衡，无异于冻结历史。因此，应当为历史发展而求道德更新，为道德完善而寄希望于社会进步。
（三）历史内容与道德内容的和谐统一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结构形态不仅仅表现为二元对立，有时还表现为多元并存。对象方面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内涵同主体方面的历史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使作品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结构方式、比重、性质和倾向千殊万类，各不相同。中间必然有和谐，也有冲突；有均衡，也有失重和倾斜；有适称，也有反差和错位。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有自身的独特的结构形态。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那样，也决不会存在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比重、性质、倾向和结构形态浑然一致的作品。归纳起来，除二元对立的结构外，还表现为下列一些多元并存的格局。
与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二元对立刚好相反，有的作品没有表现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冲突，而却展示出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渗透交融和和谐统一。还有的作品并没有表现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矛盾冲突，但反映历史内容与道德内容的比重和方式有所侧重，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差和倾斜。有的作品以表现历史内容为主，辅之以道德内容；有的则反之。表现历史内容为主的作品多半带有史诗的性质，表现道德内容为主的作品言情色彩较为浓重。
小说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实际客观效果这样或那样地违反了，历史规律或伤害了合理的社会关系，往往产生道德上的过失。对于道德过失应作历史分析。从有利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于人物形象的道德过失进行评判和疏导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从历史观点透视文艺形象的道德过失的动机、效果及其产生的根源，动之以道德情感，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和原宥，对确立正确的道德选择，通过道德忏悔推动道德进步是有益的。对性质不同的道德过失应给予不同的道德评价。道德谴责必须尽可能地合理与适度。有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道德过失过于宽容，或对道德过失的谴责过于苛刻，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