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之刺伤江召棠后，即往见江西巡抚胡廷幹，诬江召棠系情急自刎。南昌群众闻讯万分愤怒，二月初二，上高、新昌、新建及棠浦龚姓民众也纷纷相率来南昌。江西各学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表示抗议。南昌诸绅商又分电旅京旅沪的江西绅士请予声援，以主持正义，力争国权。二月初三，大雨，各县群众数万人齐集百花洲举行大会，誓为江召棠报仇。这时，有绅士文某起来演讲，要求群众“以公理力争，不可有野蛮举动”。群众以洋人擅杀官吏，藐视中国为不共戴天之仇，大骂演讲者为卖国贼、亡国奴！推翻讲桌，蜂拥至天主堂面质王安之。王安之竟向群众开枪，并一面于堂后自行纵火，以便将来讹索，一面开门逃走。群众见王安之便群起追赶，将他打死。这时，天主堂大火冲天，群众怒气益增，又击毙法文学堂教习6人及英国金教士夫妇2人，并捣毁法国天主堂2所、法文学堂1所、英国救主堂1所。事变当天，南昌邻近各村镇群众闻讯也纷纷举行暴动，表示响应。
事发次日，胡廷幹为向帝国主义献媚，除下令逮捕参加暴动的群众1600多人外，还备办朝珠礼服厚殓洋人尸体，并亲自叩头跪拜。清政府为了满足英、法要求，除又“查拿”群众70余人，并杀刘苟子、吴凤年等11人、判处徒刑27人外，还于4月29日，同法国签订了所谓《中法新定南昌教案善后合同》五条，其主要内容为赔款银共25万两，并在序言中首先承认江召棠为“自刎”。至此，“南昌教案”终于以丧权辱国而暂告结束。
1907年，赣南各县农民竞习神拳，清政府闻讯严禁。8月，南康县大窝里陈姓教民充当牛牙，勒买强抢农民耕牛，激起民愤。于是，黄太盛等领导当地黄、丘、谢、张、王等姓农民起来斗争，并率众进攻教堂，杀死教民，包围大窝里天主堂，打死法国教士江督烈。事发后，上下二百余里各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仇教毁学”，并焚毁许多教堂及教民房屋，杀死上犹县教育会会长李翘。19日，赣州城内群众也焚毁法国天主堂，20日又捣毁英国耶稣堂两处。接着，南康城内、崇义乡间群众又继续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22日，南康群众数百人，身穿黄衣，手执旗帜，去攻赣城，并分路去上犹、崇义各乡，焚毁扬眉寺教堂，其主力则前往围攻南安府城（今大余）。结果，清政府调来了广东、湖南兵力“围剿”，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并逼使群众出巨款赔偿教民和教堂的损失。
3.赣北、赣中等地人民自发的反教、抗捐、抢米斗争
“南昌教案”后，江西人民的反抗斗争愈益普遍。仅在1906年4月至6月间，即在赣北、赣中地区发生了反教、抗捐和抢米等群众暴动多次。
4月，鄱阳县时山地方，数百名群众为反对洋教，创立秘密会社——洪莲会，推黄淑性为首，遍贴灭洋檄文与安民告示，竖旗起义。4月中旬，起义群众到浮梁洗马桥，杀死教民吴耀南的侄儿顺生，后又转入安徽建德县（今安徽东）境，拆毁、焚烧天主堂及教民房屋多处。16日，起义群众汪荣周等6人被清兵所俘，其余群众则回到江西浮梁的桃店，继续进行斗争。
江西瑞昌县因厘税分卡抽税苛细，洪下源姜、何、冯三姓乡民一哄而上将该卡捣毁。当兵差将姜姓三名犯事人拿获时，乡民不仅纠众将三人夺回，而且鸣锣出队约二百余人，开炮轰击官兵。
在都昌县，则有黄土嘴农民罗来委、江绍桂乘米贵民饥之时，组织群众入会，当时的景德镇窑工多数加入。他们在某夜聚会，定期入城起事。都昌县闻警往捕，先后捉获五人，起事群众被迫逃散。
在临川，由康星田等率众五六百人起义，竖旗鸣号，游行各市镇，并占据茅排山一带抗击清军，势力波及建昌县（今南城）境内，结果因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5月，吉安清赋局在水灾之后农忙之际，派人到儒行乡征收旧欠丁漕钱粮，肆行敲索。群情激愤，打伤委员，并由马鞍山人欧阳亨衢鸣锣聚集各乡群众数千人，入城到府署请愿三日夜，要求撤去委员。15、16日，全县各地人民纷纷来城。知府胡谦派巡防军统领袁坦率兵镇压。群众被迫抵抗，死伤40余人，后又前往夺取军库、拆毁电线，继续斗争。江西巡抚吴重熹闻讯，派兵三百驰往镇压，并加委赣南道江毓昌前去查办。结果，欧阳亨衢被杀害，参加斗争的群众多被监禁。
同月，余干县（今余干）举办白土捐，碓户不满，因而有黄花墩缪坊村聚集数千人起来反抗。至六月初二，又有千余人加入。
此外，宣统年间，江西连续三年遭遇水灾，米价昂贵，广大群众纷纷开展反饥饿斗争，而这主要表现为抢米风潮及由此引起的反清暴动。
抚州，原是江西产米首区，因各地连年水灾，运出太多，1910年3月15、16日，米价一日三涨。17日，农民要求停运，米商不理。18日，农民数千人包围知府李某，要求禁运，一并连抢米行13家。次日，又鸣锣聚集一万人，将河东湾米店尽行捣毁。接着，为对抗清政府的迫害，群众愈聚愈多，知府惧怕，于是米价稍为平减。
同时，临江府所属的樟树镇及新喻县（今新余）也有农民聚众抢毁米店之事。九江府湖口县也有抢米传闻，清政府被迫拨用九江赈米五千石以资平粜。吉安有奸商将米囤积居奇，农民聚守河岸，凡米谷下河即抢，当地绅士被迫请求开仓粜米，并严禁米店涨价。此外，江西因米贵闹荒的地方还很多，各地农民都自行禁止运米出境。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江西群众反抗斗争表现出以下几个新趋势：
一是次数之多、分布地区之广、频率之繁都是空前的。有学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反洋教斗争特别激烈。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从次数来看，辛亥革命前十年中，江西每年都有群众的反抗运动发生。其中仅1902年，即发生了所谓“教案达数千余起”。从分布地区看，在这个时期，江西多数县都曾经发生过群众暴动。这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初江西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江西人民革命积极性不断高涨。
二是参加当时群众反抗斗争的阶层是相当广泛的。首先，农民是反抗斗争的主力，绝大多数群众暴动主要是由农民发动和参加的。其次，工人阶级力量崭露头角，他们也参加了反抗斗争。如1903年安源路矿工人起事，1905年萍乡煤矿工人反对洋工程师克扣工资的暴动，1909年南浔铁路掘土工人的反包工事件，都是当时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再次，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是群众反抗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如在1906年都昌县群众的反饥饿斗争中，就有不少景德镇的窑工参加，而同年余干县群众的反白土捐斗争则主要是当地的碓户发起的。更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更为激烈的南昌人民反洋教斗争，参加者多半都是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如后来因此案被捕和被杀的大都是木匠、厨子和推车、抬轿、挑水、帮工的，或者是失业的游民。此外，个别开明士绅和部分商人以及学生也曾经投入某些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
三是群众斗争一般都属于自发的群众反抗运动，大致都为官逼民反的反应型行为。正如1909年第10期《东方杂志》所言，这些暴动，“其为积忿已久，郁而莫遏，为乡民至可怜至不得已之举动，并非有‘纠众作乱夕之思想’”。也正因为此，参加斗争的群众往往随聚随散，还存在着不少宗教迷信色彩，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同时，各次斗争之间也缺乏相互的联络，以致不能汇集成为更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前江西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其次，它和当时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以及各种群众运动一起，构成了革命普遍发展的有利形势，从而推动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再次，它充分发扬了江西人民的斗争精神。如在“南昌教案”中，贫苦佣工任起顺为免使清政府连累同胞，挺身而出承认洋人是他一人所杀，并大骂帝国主义侵略者。他这种慷慨无私和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对于今后的革命者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最后，各次群众反抗斗争的失败，一方面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动面目，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它又为后人留下了血的经验教训，是我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四、新阶级 新思想
辛亥革命历次起义最显著的不同点，便在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旧式生产关系中的奴隶或农民，而是代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正常途径被中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自身的萌芽中成长起来，而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产生的。
从19世纪50至60年代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破产，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和市场，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作了历史准备。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这首批企业大多是在洋务运动影响下产生，直接为洋务派军火工业服务的，性质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
江西处于腹地，有些山区交通不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要晚些，封建自然经济保存得要久些。但是，随着外国商品在长江口岸的倾销及资本输出，江西的自然经济同样日趋瓦解。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外国洋纱的输入，原来男耕女织、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瓦解了。瓦解的第一步，便是廉价的洋纱代替了土纱，纺织分离乃至耕织分离在许多地区成了普遍现象。第二，帝国主义大肆掠夺农产品做工业原料，促使江西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强。经济的分化，导致了新阶级的产生和新思想的孕育。
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既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又保持了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可见，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但是，自然经济的解体毕竟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进入20世纪后，江西社会经济终于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许多行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并在缓慢发展中。在此之前就有一部分士农工商者，他们迫于帝国主义的沉重压迫，又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敌不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因而产生了改革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他们力图从兴办近代企业、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来抵制洋人的侵权夺利，改变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所攫取的局面。这种现象在江西地区表现也较为明显。
新阶级的产生首先表现为“振兴实业”的呼声。1892年，江西绅商各界曾上奏清政府，“亲请创办内河小轮、西式瓷器、蚕桑学堂，以扩商务”。1904年，黄大燻等绅商从“产纸张为江西出产大宗，近来洋纸盛行，销场已滞，而价值反日见增昂，愈难抵制。若不设法改良，利权恐将尽失”的认识出发，建议集股创办“江西机器造纸公司”，作为“当今急务”以期实现“振兴土产，抵制外商”的目的。同年，铅山县主事饶曾春等创设鼎兴织布公司，专门织造各种棉布，而且还被给予专利五等优惠条件。1905年2月，该公司有机匠20多人，织就各布，且有染色工序。赣东北还出现了同孚煤矿公司、生记滑石矿务公司、烂泥塘煤矿、呈山煤矿、维新矿厂、博厚公司、余干矿局等一批现代工矿业。
而1898年清王朝创办的萍乡安源煤矿，在1905年株萍铁路通车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为中国当时十大厂矿之一。这里，集聚的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一支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重要新兴力量。
随着江西传统的制瓷、造纸业的发展和煤炭业的兴起，全省各地陆续创建了一批新式企业。如丰城、乐平、彭泽、瑞昌等县广种棉花，扩大商品性农业，用以抵制洋纱，挽回权利；广昌县招股开设公司，收囤烟叶，以抵制信隆洋行抢购原料；南昌、九江等地广设轮船公司，以与洋商相抗衡；江西瓷器公司广集股份，以图维持地方、自保利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