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
近二十年来，欧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有重大发展。在美、英、法、荷、德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渐羽翼壮大，从传统的汉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拓宽。过去欧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外经济关系、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的结构和内部阶级关系、经济制度、农业和商业等。其中制度史的研究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以上领域的研究有重大进展外，又增加了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关于经济成长与发展、社会组织、人口与生态环境、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而且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变得密不可分，以至于无法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清楚的界线。
第二，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就研究主流而言，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研究方法（如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乃至人口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大量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接近，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更系统和更完备的方法。
第三，突破旧有的研究理论。在以往欧美的中国经济史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如“冲击—回应”论、“传统—近代”论和“帝国主义”论等），都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多种理论并用，或者推翻旧理论、提出新理论的情况日益普遍，而最大的研究热点是关于“中国中心论”史观的争论。支持这种史观的学者主张从中国出发而不是从西方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尽量采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判断中国历史现象。而另一些学者则在更深入地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赞成采取“中国中心主义”，而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也不赞成将现代国际主流学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认为目前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其分庭抗礼的新体系。
近二十年来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从时间方面来看，研究的重点日益推后，以致明清以来的经济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显学。同时，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变化的特点，许多学者又将研究的时间拉长。特别是原来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学者，往往将其研究的时间上限上推至晚明乃至宋代。同时，为了方便长时期经济变化的研究，以王朝为断代的方法也被逐渐放弃。
从地域方面来看，一方面研究的范围日益变小，即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若干个较小的、从而较易掌握的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单位一直小到农村和农村集市。就所研究的地区而言，过去那种江南地区研究一枝独秀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进展迅速，像过去研究甚少的湖北、湖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新疆等地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另一方面，研究的范围又在扩大。一些学者着重于“东亚经济圈”的研究，表现了一种要将中国经济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地域范围之中进行考察的趋势。
从社会层次方面来看，研究的对象日益向下，研究重点越来越从社会上层人物和机构（特别是帝王将相、督抚大吏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转向城市普通市民、农村普通地主与农民以及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宗族、社团等），研究内容也日益扩大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教育水平等。即使是对上层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内容。例如近年来对清代国家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已从过去的经济政策、官方经济机构、政府专卖、赋税实施等制度史的研究，逐渐转向国家在开发边疆、促进贸易、进行赈灾救济、组织生产、协调各地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实际行为的研究。
此外，近二十年来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主要趋势：
一是研究的“国际化”。以往那种孤立隔绝的状况逐渐消除，年轻一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不仅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而且在研究选题上都越来越一致，各地研究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合作兴趣，其共同参加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也大大增加。
二是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欧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西方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乃至整个认知科学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西方史学原有理论与方法的危机，因此，年轻一代学者对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方法乃至整个史观提出了挑战乃是必然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新理论也尚待进一步完善。因此过去那种理论体系、手段方法、研究出发点和结论都大致相同的大一统局面确实已经被打破，应当说，对于中国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多元化”是一个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