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是很正面的。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做经济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情况开始转变，马嘎尔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处于“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才发生变化的，并且，如果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相反，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学界虽然逐渐为不少学者接受，但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
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对明清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990年代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GDP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此后，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就作过一个估计，清代中期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1830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40%。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依靠自己内部因素达到的。
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
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到1952—1978年，中国的GDP在全世界GDP中的比重仅为5%，人均GDP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1/5到1/4.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穷国。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GDP在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20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发生变化。过去西方之所以轻视明清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时代。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学派学者就认为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工业化。因此，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否认近代早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由于在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研究逐渐走入绝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文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了猛烈抨击。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对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进展的一个特点，即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应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做出区分，因而可以使得我们在真正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经过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与研究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这一切变化，导致了一种新视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中的定位的变化，不过是这种新视角的一个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