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曾经说过：“最自由的身体中蕴含着最高的智慧。”她认为有意义的舞蹈是内在情感迸发和表达的一种思想。她用自己的舞姿诠释着这一思想。在生活困境的挣扎和个人浪漫的幻想中，她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足舞蹈，创造了与古典芭蕾大相径庭的自由舞蹈，不自觉地卷起了全球新舞蹈运动的惊涛骇浪。令整个世界感动的，不仅仅是她美丽的身体，抑或改变了舞步和服装的习惯，而是在脱去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后，把少数人垄断的舞蹈艺术重新归还给了大众，道出了人们摆脱束缚、渴望自由、向往自然的心声。邓肯的成功是自然情感对社会习惯的一种胜利。当她的裸足落地时，人们在僵化陈腐和空洞无物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19世纪20世纪之交，人类精神层面出现了空虚的裂痕。在舞蹈界，古典芭蕾舞开始走向衰落，一成不变的动作传统和陈规陋习使舞蹈失去了鲜活的气息和崇高的品位。人们也急欲打破中世纪以来对人体的束缚，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规范，都需要一场革命来应和解放自身与追求自由的呼声。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喧嚣中，艺术家们热衷于回归自然、田园和古代文化，去寻找一种感性的真实和人性的力量。伊莎多拉·邓肯的出现，掀起了20世纪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文复兴。她抛却了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穿上了图尼克衫，赤足而舞，从大自然和古希腊文化中获得了灵感。她提出的“反芭蕾”的口号和灵魂肉体高度结合的宣言，是与当时人们内在需求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邓肯对自然的憧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邓肯所演绎的现代舞从反芭蕾的自由动作，到情感动机中挖掘动作；从纯动作的实践，到生活化动作的大量参与，归还给人民，成为生活的舞蹈，邓肯扮演着一个唤醒身体的使者。而当工业文明对人的身体、心灵重新构成了抑制的无形桎梏时，现代舞成为了一种人的内在需要，它高度地宏扬了个体生命，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表现的权力、倾述的愿望，感受自我的存在。
邓肯远离故国。在欧洲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以坚定的信念、自由轻灵的舞姿迎来了曾经失落的赞美和崇拜。欧洲人透过图尼克衫看到的，不仅是健康美丽的身体，更是充实坚强的灵魂。罗伯特·亨利曾说：“看到她以后，使我想起惠特曼的伟大声音，我从她的舞姿中发现了深奥的哲理。看她跳舞时，使我兴奋的不仅是她的表现之美，而是她对于将来的人们所给予的纯粹美的人生意义。”
1905年，邓肯来到俄国后，舞蹈家福金“高兴得发狂”。她说：“我从她的舞蹈中看到了我正在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我向同伴们所要求的表现性、单纯性和自然性。”邓肯认为芭蕾违背了人体的自然规律，扭曲了真实的肉体和精神。而她的新舞蹈也绝非以“兴之所至的意志”来作为基础。
她的舞蹈创作基本上源自四个方面：自然主义、古典音乐、古希腊精神和革命主义激情。
邓肯认为，舞蹈艺术来源于自然，人体动作的原动力来自大自然的波浪运动：海、风、地球的运动永远处在同一的、持久的和谐之中。她认为在自然中寻找最美的形体并发现能表现这些形体内在精神的动作，就是舞蹈的任务。她的美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美即自然。邓肯认为芭蕾“只表现活着东西的死亡”，而自然唤醒了生命的能量。她曾说：“我学习了花朵的颤动、蜜蜂的飞舞、鸽子和其他鸟类可爱优美的姿态。”热爱健美、自由的个体的古希腊精神与邓肯要在自然中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在古希腊瓶画的姿态中，发现了她浪漫主义精神的理想形态。在游历希腊时，她曾在古希腊废墟上随心而舞，复苏了沉睡已久的肉体崇拜。“她通过舞蹈，表现出很久以来在文化的下面被遗忘的肉体，但这并不是表现未开化的人们的裸体，而是与理智想结合的新的肉体。”邓肯不单是复活了古希腊精神，而且超越了它，把“最高的智慧蕴藏在最自由的肉体之中。”邓肯童年受过一定的音乐教育，所以在她随着肖邦、勃拉姆斯、贝多芬、瓦格纳的音乐舞蹈时，能够驾轻就熟地处理复杂的节奏与抽象的音乐。她那轻快的跑动、跳跃，体操式的步伐，趾尖的竖立，前后转头，柔软的臂姿，显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快乐地飘浮于音波之上。波德莱尔曾说：“舞蹈能启示一切蕴藏在音乐中的东西”，邓肯把“肉体动作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言语”，与音乐对话，并捕捉到了音乐灵魂中酒神的狂喜。
邓肯在《马赛曲》《奴隶进行曲》《革命者》《母亲》等作品中流露出火热的革命主义激情，倾注了对人类的苦难、受压迫阶层的同情与关照。她热情赞颂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在苏联的日子，人民的深重苦难、革命者一往无前的精神、战争的残酷和前仆后继的壮烈，被她浪漫主义的手法演绎后，充满了诗意，表达了争取新生的渴望。
更重要的是，邓肯在思想上启示了无数有欲望却又蒙昧的人们，她把自由的肉身包裹于光束之中，使人们忘却了芭蕾的束缚与死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觉领域和动感世界，以流行、通俗化的方式进行舞蹈的变革。当邓肯在1927年被卷入车轮的围巾缠颈窒息时，美国的现代舞界已有众多的叛逆者开始呼吸，开始创建出邓肯所预言的美国舞蹈“跨大步伐，跳前跳后，跳上跳落，昂首阔步，手挥足跳，跳出先人的开拓精神，英雄的刚毅，妇女的公道，仁慈和纯洁，以及我们母亲的慈爱和温柔”。
邓肯的恣意放纵自然有别于圣母的简素内敛，然而看邓肯的一生中，对舞蹈的灵悟执著正如玛利亚接受神的意旨时那份有些迷茫但决然承担的坚信；邓肯的痛楚、惘然，尤其是在叶赛宁自杀后的近乎错乱，以及最后长围巾绕在车轮里造成猝死的结局，又正如玛利亚的孤独，为某种难以言清的信念和使命而必须承担的孤独。邓肯的死是否刻意，没人能说得清，只是当时开车的司机呆呆地反复说着：“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邓肯自身的高贵并不能掩盖她的痛苦，她给这个多变的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安。
【余论】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不幸的。她放纵自己的情欲，对生活、爱情的随心所欲，在男人世界中恣意游戏的同时也被这种放纵所累。
作为一个舞蹈家，她获得了成功。她成为美国现代舞蹈的奠基人，并以自己创办的舞蹈学校，传播推广了她的舞蹈思想和舞蹈动作，影响了世界舞蹈的发展进程。她的舞蹈是革命性的，与一直统治着西方舞坛的芭蕾舞大相径庭，充满了新鲜的创意。她坚持舞蹈要面向大众，坚信舞蹈教育能净化儿童心灵，启迪他们的智慧和美感的主张，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贾东瀛）
印度文学泰斗
泰戈尔
（1861～1941）
【传略】泰戈尔，印度近代著名诗人、文学大师和社会活动家。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婆罗门地主家庭。其父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对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泰戈尔早年在家中随师学习，1878年赴英国攻读法律，但把主要精力放在钻研英国文学上，两年后返回印度。1884年，他参加了“梵社”，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
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定居乡村，深入了解百姓生活，关注平民疾苦。1901年，泰戈尔满怀改造社会的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在桑蒂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小学。在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下，该小学发展成为桑蒂尼克坦国际大学，主要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1905年，泰戈尔参加印度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亲自领导示威游行，创作了许多爱国歌曲和诗篇，创办进步月刊《宝库》。1919年，他毅然抛弃英国政府授予的爵位和特权，抗议殖民者制造的阿姆利则惨案，支持M.K.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坚决反对甘地对西方文化的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与世界文化名人一起组织反战和平团体，走访了许多国家。1924年来到中国，1930年访问苏联。他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泰戈尔一生著述极多，先后写有50多部诗集、20部中长篇小说、40多个剧本、2000多首歌曲。1912年谱写的《人民意志》后被定为印度国歌。他还有绘画上千幅，曾在世界许多地方展出。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飞鸟集》《吉檀伽利》《民族主义》《伟大的印度》《戈拉》和《沉船》等。
【影响】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泰戈尔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在他的身后，流淌着一条生生不息的诗歌长河，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学画卷，构筑起一座追求探索的思想丰碑，奏响了一曲令人难忘的华彩乐章。
诗歌，是血与火的倾诉，是灵与肉的结晶。泰戈尔在他的一生当中，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泰戈尔留学归来后，专门从事文学活动。他先后出版了抒情诗集、戏剧、长篇小说。
他的戏剧和小说多取材于史诗，而诗歌则侧重于描摹个人感觉，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品梦幻多于现实。
25岁时，出版了诗集《刚与柔》，开始了他的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的创作时期。他热情呼唤：“亲爱的，让我们离开这鲜花铺就的卧床，让坚硬的大地在我们脚下回响。”
（《梦幻》）诗中洋溢着改变民族命运的强烈愿望和执著精神。应该说，《心中的向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诗集。在形式上突破了印度诗歌的传统和英、法浪漫主义派作品的影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在内容上也显示出对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该诗集抒发了泰戈尔的爱国主义感情，表达了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理想。
从1891年起，泰戈尔创作进入了旺盛时期，在他主章的《萨塔纳》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短篇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揭露了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塑造了许多不幸的妇女形象。其中揭露种姓制的《素芭》，抨击寡妇自焚的陋俗的《摩诃摩耶》，描写寡妇悲惨生活的《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是相当优秀的篇章。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人道主义和批判倾向，为印度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影响了印度一代又一代的作家。
泰戈尔的诗歌宏扬了光荣的本土文化传统和各民族反抗异族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他的格言、寓言式的小诗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充满对小市民趋炎附势的辛辣讽刺和对权势者的愤懑。他的抒情诗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吸取了民歌和民谣的丰富营养，富有民族特色。从《刹那集》起，他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人民大众的口语赋予他的诗以新的节奏和清新健康的气息。他描写孟加拉大地风光和歌唱生活、青春与爱情的抒情诗，为人民广泛传诵。他的第二部英译诗集《园丁集》里的诗篇，大多选自这一时期的作品。在《缤纷集》里，他第一次提出“生命之神”的观念，它源自《奥义书》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和中世纪毗湿奴派诗人断言“人高于一切”的理想。他说，他从“内在的我”中吸取灵感，这个“内在的我”与无处不在的“最高起源”---“无限”，是同体共存的。《奉献集》和《吉檀伽利》是泰戈尔最优秀的两部宗教抒情诗集。在诗中，泰戈尔歌唱生活，拒绝逃避现实，他把对神的虔诚和对生活、对国家和人民的爱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热爱文学，但又不局限于文学，他走出了书斋，参加各种活动，关注整个民族和社会。泰戈尔担任梵社的秘书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腐朽落后的传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但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尊重印度本土文化和优秀传统，但并不复古。泰戈尔创办了国际大学，并曾多次到国外访问和交流。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期，泰戈尔积极参加运动，写了许多爱国诗歌和小说，号召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以求获得民族独立。二战期间，泰戈尔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谴责法西斯的罪行。在《礼佛》一诗中，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表示愤怒的抗议。
泰戈尔对印度音乐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印度音乐创造了简明记谱法，建立了民族管弦乐队，大力提倡东西方音乐的交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音乐创作中。他的音乐作品继承了印度古典音乐的传统，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一些创作手法，独具匠心地运用孟加拉民间音乐的音调、节奏及其他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印度被称为“罗宾德拉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