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我父母半个多世纪的朋友，早在我出生前，就与我的双亲往还了。所以当我幼小的眼睛张开之际，他早就是不可摇撼的”当然存在“之一。对于这些”当然存在“，我在少年和青年时只看到现状的表面，却不懂得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路径。在那个求生都难的岁月，如我这样的晚辈很多，只求大了之后不再重蹈家长的覆辙，谁又想到要去解读父辈的人生奥秘呢？直到这几年，当我把工作重心放到研究京剧文化之后，才尝试用文化的眼光审视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于是，解读萧老人生和事业之路，并以之观照和推动自身的为人和为文，就作为一项任务提上日程。本文是我斗胆放言，说得不妥之处，还请萧老见谅。
他和我父亲走动最勤的时期，似乎是从60年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一段光阴，有人斗人忙，有人被斗忙，惟独1957年的”死老虎“相对轻闲一些。加上两家之间，正好有一条13路汽车可以直达，一来二去的，几天不见都闷得慌。有时父亲如果实在分不开身，就让我骑车担任”交通员“，给他送封信或什么吃的。去他家得先进东四十二条，进去向北一拐，又有一条平行的门楼胡同，其小其短，就像人的小拇指旁边生出的”六指儿“。里屋住的是文洁若的三姐和孩子，他们夫妇住外屋，是用一间门洞”改“出来的。萧每次来我家，只和我父亲低声儿”喋喋不休“。我母亲就在他俩面前走来走去，干她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多年之后，萧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绘”：子冈头上总是顶着一块毛巾，把原来屋里的一种无秩序，转变为另一种无秩序。“至于我母亲，也很看不惯他闻鼻烟，总说那东西”脏兮兮的“。我母亲是苏州人，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从骨子里崇拜具有绅士派头的人。比如原法律学院院长钱端升，那一时期也常来串门。每次来都衣服笔挺，手中总拄着个文明棍儿，母亲也始终陪着说话；他走，母亲也要送出老远。在我的印象中，萧老从没在我家吃过饭，说完话拔腿就走。这一点和我父亲极其相似，交友只重视精神家园的相通，一在朋友家吃饭，就俗气了。与此相反，我母亲特爱吃，喜欢请人，更喜欢被请。”文革“后期艾青因治病回到北京，一度住得离我家很近，母亲时常遛弯遛到那儿，临到吃饭，人家客气一句说”添双筷子“，我母亲就喜滋滋”恭敬不如从命“。从对吃饭的态度恰可以反证萧和我父亲不属”酒肉朋友“，他们的友谊是高洁的。至于谈什么，我不甚了了。猜想之下，或许都有一点”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痼疾吧。
“文革”前，我去了新疆，一走15年。回来后，萧已鸟枪换炮，先搬到天坛的南边，三居室，后来又搬到阜外大街，房子更多了些，但屋里的凌乱比我母亲的“无秩序”毫不逊色。这时，萧和我父亲的来往减少了，他比以往大忙了。当然，我父母也忙，先为失而复得的工作，后来就为疾病。一为后者奔忙，就是被动的了。这时的我，有时还充当父母和萧之间的“交通员”，因为我能骑（很远路途的）车，比起上山下乡，再远也不算远。这时的我，浪迹天涯的苦难岁月业已结束，已经“归口”回到了我热爱的京剧岗位。于是，我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当然也包含像萧老这样的“当然存在”--他是怎么穿越风雨而活到今天的呢？再后，当我逐渐把精力集中在京剧文化的研究，再打量这个世界时，也就不知不觉地力求用文化底蕴去破译那些历史和现实的谜。因为能面对萧老的时间毕竟有限，我便更多地从他的文章中“偷觑”。“偷觑”是京剧术语，是一个舞台人物暗自打量对方时，举起一只手挡住对方的视线，‘自己的视线却可以穿透手掌去观察对方，同时嘴里还可以“畅所欲言”而不被对方听到。从这时起，我特别关注的，不仅是萧为什么能够取得比《大公报》同辈记者更多的人生和事业上的成功，也包含他实现这些成功所采取的方法。
最初的“偷觑”是零碎和无计划的，碰到什么“偷觑”什么。
比如报上介绍，萧喜欢和青年人一块出去看足球。青年是去看球，以及球中所蕴涵的战略战术；萧则是出去看球场中的青年，看他们如何因球激动起来的过程，力求使自己的心态也年轻起来。稍后，我又“偷觑”了冰心和夏衍，他俩也喜欢从电视中看球，目的和萧也大体相似。我心窃喜，觉得三位老人喜欢足球并非偶然，但仿效时既不去球场也很少看电视，而是透过各地报纸中的球类评论，品评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
还比如，细读萧写的书，学他的笔法，更学他进入“状态”的那种方式。比如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他为了“逗”起全篇，先把一个微观镜头放大：
我喜欢凝神注视窗台上爬着的蚂蚁，自己恍若其中的一员。幼年的蚂蚁，浑身是娇嫩浅黄，后来身子逐渐变黑了，硬了起来。无论是在草丛间，还是在路旁，它们像煞有介事地、紧张而认真地横冲直撞。遇到土坡就使劲爬，碰上一滩水也不顾一切地趟。有时抓住一块饽饽渣子，似乎就喜形于色，有时也会拽起一个受伤的伙伴一瘸一拐地前进。它每移动一步，俨然都有个目的，然而从生命的全程看，却又那么盲目。
显然，他用的是“高倍电子显微镜”，放大也不是纯客观的“冷冰冰”，而是坦诚地把自己也摆了进去。他以蚂蚁自况，蚂蚁那种勇敢而又盲目的行进方式，恰好是他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的一种象征。他的感觉能够如此到位，文笔能把感觉如此传神地表现出来，这样的本事也确是一般记者所难企及的。
还需要充分把握和他短暂接触的机会进行“偷觑”。一次，奉命把父亲的一封信送到萧家，他一边拆信一边对我讲话，眼皮抬也不抬，专注看我父亲的信，但嘴上却连续地讲“：你这几年很不错，有纵有横。纵，是你的京剧研究；横，是你的东伸胳膊西伸腿，什么都来，什么来得还都行。人生一辈子，什么时候该纵，什么时候该横，是得琢磨一下。这不仅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还应当发挥主观的作用……”
我闻言大惊，原以为只有我在“偷觑”他，没想到他老先生在百忙中也在“偷觑”年轻人，一“偷”一个准儿，把我这些年的基本做法，就这么轻描淡写给说了个“底儿掉”（俗语“，透彻”之意）。
当然，他对我全是一片善意，有时还抓分夺秒暗授天机：一次在某饭店的电梯里，我和妻子与他不期而遇。妻子很会抓紧，当即请他给她编的刊物写稿。难得的是他一口答应。他看到我们困惑的表情，走得近了些，小声说道：“我现在的小稿子，都是从很长的书稿中分割出来的，这在动笔写作之前，就要有个统一规划……”我听到后，立竿见影仿效起来，于是“产量大增”。
不久前，我和妻子又收到他托人送来的他和洁若老师的合集《旅人的绿洲》（江苏文艺版）。我俩急忙从头向后翻阅起来。比如首篇《关于死的反思》：
这十二年，我同洁若真是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连死亡边缘徘徊的那八个月，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我也没歇手，还是把《培尔·金特》赶译了出来。
我已经好久没进百货公司了，却热衷于函购药物及医疗器械。我想尽可能延年益寿。每逢出访或去开会，能直直地躺在宾馆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固然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享受，我却不愿意为此而搬家，改变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爱音乐，但只愿守着我的双卡收录机，无意再添置一套音乐设备。奇怪，人一老，对什么用过多年的东西都产生了执著的感情。
既然儿女都不急于结婚，我膝下至今还没有第三代。但我身边有一簇喊我“萧爷爷”的年轻人。他们不时来看我，我从他们天真无邪的言谈笑语中，照样也得到温馨的快乐。
死亡的必然性还使我心胸豁达，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分量，因而对身外之物越看越轻。倒是每听到一支古老而优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创作出一宗悦耳、悦目或悦心的什么，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损，也就不枉此生。
在跑最后一圈时，死亡这个必将使我与家人永别的前景，还促进了家庭中的和睦。由于习惯或对事物想法的差异，紧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瞬间的不和谐。遇到这种时刻和场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们还能再相处几年啦！”
死亡神通广大，它能促使人奋勇前进，又能看透事物本质。我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