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并非与日本人第一次打交道。
对于日本这个岛国，他的了解胜于当时的一般人，他的儿子李经方就曾在日本当外交官。李鸿章总觉得，近30年来，日本国励精图治，变法求强，与以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明治天皇远见卓识，加之上下一心，维新变法，几乎可以说是一蹴而成。
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光绪帝孱弱无力，非英明果敢之辈，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阴毒浮浅，只擅长宫廷权术；其余大臣，直至寻常百姓，离心离德，分崩离析，远不能成就大事。
李鸿章过去从来不敢、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的体制，他一向坚持中国的制度，比西方要文明和好得多，只是输在一些技术制造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已经成了中国最先进人物的默默遵循的座右铭了，当然，经过这次大败，李鸿章已经开始再往前想了一步：既然中国的体制胜于西方，为什么这个体制下却不能产生新的文明？
李鸿章曾自信满满地宣称，中国文武制度皆优于西方，所缺只有轮船与开花大炮。现在，他不能不对自己的这些认识进行检讨。
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最自负又最自卑的混合体。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学过什么？都是周边的国家在学它。而日本早些时候学中国，晚近时代学西方。
而从日本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与中国就已经拉开了最大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的致命之处就是：在数次战争中，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帝国不是一个小小岛国的对手。
李鸿章十分看不起日本人，他曾对幕僚说：“倭人凶蛮，不可理喻。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倭人，也是文明其外，而内里是野兽。对待倭人之法，要么你一下打死它，如果不行，就一面喂其肥肉，一面想法徐图之，否则，它会把你咬死。”因此，他几乎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同日本打交道的。
光绪元年（1875年），由于朝鲜政府拒不接纳日本使节，日本派使臣森有礼来到中国。他一方面照会清政府，要求中国对朝鲜问题不要过问，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劝说”朝鲜改变政府，并威胁说：“如果朝鲜按礼节接纳我国使臣，不拒绝我国要求，就可以保证永久和平；否则，自取不测之祸。”这种明目张胆的战争叫嚣和无理要求，遭到总理衙门的严词驳斥。
不久，森有礼又到天津活动，并同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行了会谈。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所谓朝鲜问题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我们不妨摘引他们的几段对话：
森：贵国与日本同在亚洲，可惜被西方压住了。
李：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都要同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敌得住欧洲各国。
森：据我看，和约没有用处。
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有用？
森：国家办一切事件，只看强弱，不必完全按照条约。
李：这是谬论！倚仗自己强大，违背条约，这是万国公法所不容许的！
森：万国公法也没有用！
李：“和约”的“和”字，就是和气；“约”是约束人心。（指了指桌上的酒杯）譬如这酒杯，围住了酒，不教它溢出来。
森：这“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能拦得住呢？
李：森大人年少气盛，发此谬论……
森：我国与中国的和约是中堂定的吗？
李：是我和伊达商定。
森：伊达现在已经退休了……从来定约的人一下台，条约就靠不住的。
李：条约是奉圣旨、盖有国宝的，世世代代都应当遵守。
森：总要变通。
李：不到10年不能变！
……森有礼又讲到朝鲜炮击日本军舰的问题。
李：你兵船去朝鲜，根据万国公法，近岸10里就是本国境地。日本既然没有和朝鲜通商，擅自去测量，朝鲜开炮有道理。
森：朝鲜没有立约，不能引用万国公法。
李：既然没有立约，日本就不应当去测量，是日本有错在先；朝鲜贸然开炮，也有小小的过失；日本又上岸毁人家炮台，杀伤其士兵，又是日本的错。
……
森：朝鲜如不接纳日本使臣，恐怕一定要打仗了。
李：这种事古来就有。元代时，两次派使臣到日本，日本不但不接纳，还杀了元朝使者。
森有礼几次被李鸿章驳得无言以对，他只得威胁说：“以后难免要打仗”，公然进行威胁。
李：打起仗来，欧洲人一定要看我们的笑话。
森：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日本国民要打仗，国家恐怕制止不住。
李：日本不是君主之国吗？
森：是。
李：君主之国是国君与大臣主持国政，如何听任国民违背条约、胡作非为！这能叫君主之国吗？
森有礼又一次理屈词穷。最后，他请李鸿章帮忙，设法使朝鲜接纳日本使臣。李鸿章回答说：“现在，朝鲜和日本都在气头上，等一两年缓和一下再说吧。”
森有礼最后说：“领教了，领教了！试想，日本即使得了朝鲜，又有什么好处？原只是气愤不过。”
李：俄国听说日本要打朝鲜，驻兵于黑龙江口。不但俄国要出兵干预，中国恐怕也难保不出兵。那时闹得乱乱的，真没好处。
李鸿章一边说，一边提笔写了“徒伤和气，毫无益处”8个字。森有礼看了后连忙问：“这是指同朝鲜伤和气吗？”
李：“不但同朝鲜伤和气，连中国恐怕也要伤和气。”说完，他又写了“忠告”两个字。森有礼连忙说：“日本国民要打仗的事，可以暂时压住。请中堂设法劝劝朝鲜。”李鸿章说：“总理衙门既已明确答复，无法可想。不过，你既然求我。我一定向总理衙门转达，看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本侵略朝鲜，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使臣多次以毁约、打仗相要挟，企图走西方列强的老路，这才是朝鲜问题的实质。
在这次谈话中，李鸿章驳斥了日本使臣的谬论，从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原则立场，使日本使臣的气焰有所收敛。这可以反映出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的外交思想。
清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抗议，驻兵朝鲜都城，后患严重，就向李鸿章建议，在烟台设立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同日本宣战。
给事中邓承修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日本悍然不顾一切向中国挑衅，不是不知中国之大，也不是不知中国之强，他们只是利用了中国的怕事心理和中国人所注重的不肯先发难这个弱点。”
李鸿章拒绝了这些意见。他给清廷上疏说：
“日本人自变法以来，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无非想仿效西人，以图自雄。今年又派参政官伊藤博文到欧洲考察民情，还派亲王栖川到俄国考察行政，同时不断派使节到意大利、奥匈帝国……西方人也希望日本倾心投靠，每遇到中日交涉的事，往往袒护日本……我国还没有对付别人的器械，如果先露出形迹，这是军事家所忌讳的事。日本的船炮同我国大略相等，如果我们跨海千里，与其决胜，想制其死命，我不敢说有成功的把握。所以，我以为，东征的事不必有，东征的志向不可无。中国现在添练水师，实在不容稍缓。过去户部拨给南北洋的经费，说是每年400万两，而实际不足1/4，如果能照数拨给，不需要5年，南北洋两支水师，自可成为劲旅。”
自然，他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照当时形势看，东征自是不切实际之论。然则，李鸿章企图等他慢慢加强海军然后再去争雄长，而海军经费却又毫无着落，因此，所谓“东征之志”云云，只不过说说而已。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越南战场上。法军攻占谅山，夺取镇南关，清军纷纷奔逃。日本乘人之危，以其公使“受中国攻击，有伤体面”为辞，派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进行要挟。
当时的外文报纸披露：日本以为中国自顾不暇，不会同它纠缠，所以，伊藤来华，准备提出5条要求，强迫中国接受。这5条是：索取赔款80万两，要中国从朝鲜撤军，要中国承认日本吞并琉球合法，中国开通商口岸，重新订立通商条约。
伊藤路过天津，不肯与李鸿章会谈，以需要进京递交国书为借口，直奔北京，大约他认为总理衙门的官员更好对付一点吧。
李鸿章给总署写信说：“伊藤借中国有战事的机会，希图以利，无理取闹，十分可恶。如果同法国的战事迅速了结，他就无依仗，尽可以据理驳斥。”
伊藤到京后，清廷却委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伊藤不得不转回天津。2月18日，伊藤同李鸿章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伊藤一开始就蛮横地说：
“中国驻朝鲜的兵士达1000多，比日本多，各有猜忌，恐怕将来中日失和，不如由中国撤兵，使两国永远和好。”
李鸿章反问：“你要中国撤兵，日本是否也撤？”
伊藤：“我国与朝鲜有条约，须等一年之后，如果朝鲜百姓不再闹事，日本使馆不必保护，才能撤兵。”
李鸿章嘿嘿冷笑：“贵国既不能马上撤兵，先要让中国撤兵，未免越俎代庖，不近情理！”
伊藤：“如中国答应撤兵，我们也可以商量；如中国不肯撤，日本也会照样添兵。”
李鸿章：“中国留兵在朝鲜，并非多事，似乎与日本无关！”
伊藤见李鸿章态度严厉，又改变了话题，要中国惩办袁世凯等有关将士，赔偿日本损失。对此，李鸿章据理驳斥，指出责任完全在日本公使竹添，日本先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士兵，中国不得已还击，是无可指责的。中国已派钦差大臣续昌等去调查过，如果日本方面不相信中国钦使，那么，“我何能相信竹添公使？”
双方争执不休，伊藤胡搅蛮缠，无结果而罢。其后，又分别于2月20日、22日、25日、3月1日进行了几次会谈。
李鸿章时而据理驳斥，时而声色俱厉，甚至说：“朝鲜的事，中国并没有错，错误全在竹添一人。如果因此决裂，我只有准备打仗了！”
清廷在给李鸿章的诏书中称赞他驳斥伊藤的话“十分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