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缔结了媾和条约。
清政府最抵制的是割让辽东半岛。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进入北京之前，曾以沈阳（奉天）为都。迁都北京后，这里仍称作盛京或留都。昔日的宫殿保存下来，叫奉天故宫。郊外有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照陵，两帝乃清朝的创业之主。
当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时，北京宫廷大惊失色，曾飞檄命令死守这块“皇祖寝陵之地”。
日本要求割让的北限，是辽河一线，紧贴着奉天之南。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都城是辽阳。根据日本的方案，辽阳在割让之内。
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旅顺就变成直布罗陀，使日本能控制渤海，随时可以进攻北京。清廷认可的是割让鸭绿江西岸以凤凰城为中心的与朝鲜接壤的领土，但日本岂能满足于这么小的地块。
关于割让，日本准备了ABC三案，提给李鸿章的是B案。A案比B案更往西扩展了许多。这个B案，把辽阳、鞍山划在内，地盘也不小。李鸿章拼命抵制，日方终于让步。其实，日本的让步不过是“预定的让步”而已，早就准备好了C案。
根据C案，辽阳和鞍山仍归清廷所有。即便如此，比后来日本从俄国手里接过来的租借地“关东州”也大7倍多。
至于赔偿战费，这场战争既不是中方主动攻击日本，又不曾踏进日本尺寸之地，实在是毫无道理。何况要3亿两，5年付清，真是苛刻已极。
“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李鸿章反复念叨。他最了解清政府财政的拮据。
最后，日方让步，减为2亿两，7年付清。
日本明白，若要求过苛，清政府实在无法接受，日本就只有谈崩，再挑起直隶之战。那时，列强势必干涉，不要说割让土地，连分文战费赔偿也得不到。
中方只认可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县和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岛），赔偿战费1亿两。这是李鸿章4月9日提出的修正案。日方提出让步方案是4月10日。
日方明知直隶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但到了此时也只好让征清大总督府的增援部队出发了，并且有意让李鸿章目睹这批运输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
提出让步方案的次日，4月11日，伊藤博文写信给住在接引寺的李鸿章，限期“四日内答复”。
两国代表的心都处于忑忑不安之中。
李鸿章接到伊藤的最后通牒式信件，同时又收到天津的电报。是德璀琳打来的。
德璀琳是天津税务司，与李鸿章很亲近。不久前，他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日本，伊藤以不是正式代表为由拒绝接见。同日本媾和事宜，他很早就参与了。
电报说：“前任德国驻中国公使来电称，列强对中国割让领土问题颇议论，皆认为日本要求不当，中国不必急于议和。”
伊藤首相4月12日也接到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冲击性电报：“俄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讨论了阻止日军进攻北京的问题，结论是以俄法联合舰队达成其目的。”
果然招致了俄国的干涉，法国和德国也将同步而来。伊藤和陆奥心急如焚，认为不赶快签约，恐怕要生变。
确认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李鸿章，比别人更着急。日本是怕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而清廷则是怕失掉更多的东西。
日军进逼北京，倘若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还没有被镇压，清王朝就可能崩溃。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李鸿章等人联手平定了，不过，借日军进逼北京之机，第二、第三个太平天国的出现势在必然。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的日子，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打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拍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
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云无可商。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伊藤博文的最后通牒是：“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李鸿章将伊藤博文的最后通牒报往北京。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4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遍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拍电：
“李鸿章19日三电均悉。18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给。钦此。”
李鸿章于3月19日（阳历4月13日）拍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交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门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李鸿章颓然无力地闭上眼睛。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颤抖着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那伤痕永远烙在了李鸿章的内心，也烙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