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指定的会谈地点是马关（下关）。3月14日，清政府代表团分乘德籍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出发。
在两国之间联系的，是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
陆奥外相这时在东京。欧洲诸国的动向极其微妙，为收集更多、更准确的情报，大本营所在广岛不如各国公使聚集的东京。
陆奥从驻日美国公使那里接到李鸿章启程的通知后，即刻从东京去广岛。在大本营，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又一次接受全权办理大臣的诏命。
陆奥乘3月17日的夜车去下关，伊藤从宇品港乘船于19日到达下关。
载着清政府代表团的、挂着黄龙旗的两艘德籍商船，几乎与伊藤首相同时到达下关。日本的太湖号领航进港，但使节上岸是在第二天下午。
李鸿章率领的清政府代表团上岸后，住在下关的接引寺，会谈是在春帆楼举行的，前两次会谈，着重点是休战，在日本把媾和条约提出之前，李鸿章被刺杀，打伤了面颊，闹得沸沸扬扬。
1895年3月24日下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艰难的谈判后，李鸿章已是心力俱疲。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驻地途中，一名年轻的日本浪人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举枪向李鸿章的坐轿射击。
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李鸿章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李鸿章血流如注，“李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接引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当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向索议和条款，允于明日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枪对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厥。”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也给谈判带来了转机。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对李鸿章报以极大的同情，并强烈谴责日本的野蛮和无理，列强甚至有表示要武力介入干涉，甚至沙俄的军队公开进入东北地区，跃跃欲试。
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迫下，日本开始处于被动的局面。伊藤博文表示“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天皇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各方政要纷纷前去探望。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以示慰问。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忱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虽然这些假惺惺的安慰于事无补，但李鸿章却暗自松了一口气，自觉侥幸。
如果可以挽回败局，用自己肉体的伤痛甚至是用生命的代价，李鸿章真的是“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李鸿章的遇刺，连清廷都觉得这是谈判可以利用的筹码。
在李鸿章被刺第二天，清廷来电，电文中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屈之时，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
本来，日本医生准备给李鸿章取子弹，取出后需要静养几天，但李鸿章不同意。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曾沉痛写道：“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李鸿章的血确实是没有白流，日本方面自觉理亏，终于同意了无条件停火的协定，以平息国际上对日本不利的舆论。
陆奥宗光后来回忆，当晚他和伊藤博文密商对策。陆奥提出：“我皇室对于中国使臣之优渥待遇，及一般国民之亲切好意，虽皆无可非议，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上作表示，不另采取具有现实意义之措施，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如此，不仅对中国，即对其他各国亦在事实上表现我国之诚意，同时由于我国警察之疏虞，以致使其负伤，结果自当影响媾和之早日完成，此时我军再任意进攻中国，即在道义上亦不能无所缺憾。”伊藤完全赞同陆奥的意见。
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日本人的蛮横和粗野对老中堂刺激很深，他从来瞧不起日本人。现在，他却不得不在盛气凌人、小人得志的日本人那里艰难而屈辱地讨价还价。他曾嘟囔着抱怨，随便输给哪个国家，但千万别输给日本。
李中堂心里充满了对暴发户般的日本人的愤恨。
4月1日，陆奥把媾和条约方案亲手交给李经方，要求4日内答复。
媾和条约方案中，关于权益的部分，多是为防止干涉而插入的条款，如降低进口税，豁免各种捐税等。实际上，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也曾多次同清政府交涉过这一问题，不过，尚未见实现。
如果日本实现了上述条款，那么，得利最大的将是英国。英国可以依照最惠国条约，同日本享受同等权益。
知道了这个内容，英国还干涉什么呢？把这种对自己利益不大的条款列入，是陆奥耍弄的外交花招。
李鸿章向北京总理衙门电告日方要求时，嘱将条款内容透露给驻北京的英、法、俄三国公使，但对于日本所提的通商权益各项，则希望暂时保密。
顾问科士达在外交回忆录中说，这全是依照他的主意做的。
日方则把重点放在通商权益一项上，大肆宣扬各国利益均沾。正如日本所期待的，英国无意干涉。英国觉得，与其在扩大权益、利益均沾上计较，不如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南下。
这些想法，当然也与日英同盟有关联。
在北京，日本要求之苛使朝廷内部大受冲击。虽然还是草案，但指望获得更大的让步是困难的。
那么，能彻底抗战吗？要抗战，宫廷和政府机关必须迁到西安。北京的紫禁城，历代皇帝的陵寝即东陵和西陵，势必被日军占领。
中国人民能一齐奋起，同日本作战吗？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对付日本，无疑是会胜利的，因为日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兵源。
中国人民对清王朝能竭尽忠诚吗？30年前早已表明了，先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捻军起义。
当清王朝对外处于困境时，人民不但不会救援，反而会乘机而起，处于这种状态，迁都抗战是不可能的。慈禧曾说过：宁可投降卖国，不要太平天国。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73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李鸿章面裹纱布，带伤忍痛，坚忍而顽强地“挺”着，继续和日本人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伊藤博文：“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总请再减。”
伊藤博文：“无可减矣。”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
李鸿章：“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鸿章难堪而狼狈地向伊藤博文苦求减少赔款数额：
“减1亿吧！”
“那么减5000？”
然而伊藤依然面无表情，摇头拒绝。
反反复复这样进行了5个小时拉锯般的谈判，时间已经很晚了，李鸿章慢慢起身离开，他的背影显得如此的沉重。
李鸿章已经走到门口，突然他又停了下来，回过头，哀求般地对伊藤说：“那减2000行不行？算是给我回去的路费啊。”
对于李鸿章的不依不饶，伊藤有些受不了，他苦笑一下，但还是摆手不许。
“你们狠啊！真不留一点余地？太狠啊！”李鸿章是如此的无助和屈辱。
最后，一方面是李鸿章被刺日方自知理亏，另一方面顾忌国际上舆论的压力，伊藤博文还是做了让步，赔款的金额减了1亿两。
另外，伊藤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200万两减为50万两。
“如果因为我的被刺才减了1亿两，那再打我几枪如何？！”
李鸿章简直是愤怒了！
后来，外国的记者说，李鸿章挨的这一枪，值了白银1亿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