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很耐人寻味的是知识群体的变故。一批标榜“自强”的洋务大员因甲午战争而彻底没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从未有过的“文化人”。他们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权力边缘的群体借助报纸、杂志（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办刊热，有趣的是出资人又多半为洋务派大员）和同人间的集会来实现主导舆论，进而可以利用公众舆论预设现代化的逻辑，众所周知的是梁启超宣扬的现代化三部曲：器技之道——制度——文化，随着这个群体不断壮大或者说随着“边缘人”的大幅增加，新知识分子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文化动员能力，其中的优秀者便成为最早的“文化明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