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近现代史是以中产阶级出现并取得领导权为标志的。与此不同，中国近现代史开端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甲午战争以后“士”阶层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群体或者说由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新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后出现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往往出自布衣，与其说他们热衷参政，不如说更沉溺于“达道”，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最有力的工具已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度拥有的幕僚和子弟兵，而是深刻影响其后百年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进化论在西方远没有它在中国产生过那么广泛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士阶层中《曾国藩家书》也远不如严复《天演论》有感召力了。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不再以天朝大国自居，把中国还原成一个与别人一样普通的民族国家。如果说鸦片战争后士阶层的最重要觉悟是“落后就要被打”，那么甲午战争后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已敏感地觉察到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最大的危险不仅是被瓜分更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之外的“弃儿”。
胡伟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