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失败是20世纪中国“游荡的百年史”的开端。
如果仅仅把甲午战争理解为一次失败的海战，如果仅仅把这一次失败的海战归因于李鸿章、慈禧或者没落的洋务派，似乎就再很难理解大东沟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失败。我们与其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以后百年的开端，还不如说它自己恰恰是更久远之前的某个过程的结果。
这个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认为它始于清朝的鼎盛时期。恰是在一个王朝最鼎盛时埋下了影响中国百年后那些最深刻的危机。最先出现的财政危机，有记载称1840年前百年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与支出基本上持平；而同期全国人口却激增。财政危机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行政危机、膨胀的人口要求更有效、更有力的行政管理，而有效的管理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在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低俸的官员只能利用权力腐败、政治腐败。马上就会引发社会性腐败的发生。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士绅阶层不可能再运用传统和人格魅力进行社会整合，外来因素又促成这一群体很快分化成工商业者、官员和土豪劣绅。一个找不到整合力量的社会只能一步步由腐败走向解体。
传统社会解体时同时总伴有一个国家重建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往往以更深入的破坏和侵蚀社会自身组织作为代价。因为国家重建首先需要汲取大量资源，不得不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有了保护性和掠夺性两种掮客，类似于《白鹿原》中所写的“白”与“鹿”。作为基层社会中的动员力量，掠夺性掮客无疑会日益失去传统士绅的品格和基础，而国家为了获取资源也注定无情摧毁传统社会中的文化网络，这必将在社会解体时文化也最终解体。
回顾清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最先出现的是鼎盛时的财政危机和行政危机，西方的入侵又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文人和新思潮动员起了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引发了参与危机，袁世凯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权威危机，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的军阀混战则表明中国又进入了整合危机。
如果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危机的发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孙立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摘自1994年8月18日《北京青年报》杨平、李文渭编辑《甲午中日战争百年祭》专栏。（注：《五人谈》的标题，本书作者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