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7日，正值慈禧太后60大寿之际，日军占领了大连湾，前方战败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报到军机处大臣的手里。
按说，如此关系国家前途，江山社稷安危的军务大事，应该立即向上禀报，告知太后和皇上，以便迅速采取对策。可军机处的这些被委以重任，大权在握的大臣们，平日在朝廷内尔虞我诈，争斗不休，此刻却面面相觑，一个个都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为好。
从年初开始，慈禧太后就降旨，要好好准备“六旬万寿庆典”的活动。要在颐和园内受贺，而且要按照康熙、乾隆年间形成的惯例，生日那天她要乘“金辇”由宫内出西华门到颐和园，沿途所经街道铺面要进行修饰。沿途分60段搭扎经坛、经棚、经楼、彩棚、彩楼、灯楼、戏台、演戏、奏乐。为此，把原准备扩充北洋水师的军费都挪用来修缮颐和园，布置沿途的景点。
8月，中日之间的战争眼看愈演愈大，户部便上疏要求停止修缮颐和园的工程，结果惹得慈禧太后大发雷霆。逼得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说停工的是指以后的工程，现在正在搞的不在其中。
谁知一些主战派的大臣不看眼色，随后又纷纷上疏，要求停止修建从宫内到颐和园沿途的那些典景，把费用移作备战的军饷。
慈禧看后怒不可遏，按着案头狂叫：“谁要是过生日这天让我不快乐，我就叫他这一辈子都不快活！”
从此，凡是涉及慈禧太后庆贺六十大寿的事，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贸然唱反调了。大臣们甚至像得了恐“贺寿”症，谈虎变色，平日有事没事都避着这件事走，生怕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是军机大臣们为什么拿着前方来的电报犹豫不决的原因。
现在慈禧太后正在颐和园的仁寿殿上受贺，设宴招待前来献贡品的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们。这个时候去禀报，不是明摆着扫她的兴，惹她不开心吗？
但是谁又敢做主把这件事压下不处置？或是擅作主张向前方发令？
众大臣把目光齐刷刷盯在内阁总理大臣恭亲王奕（左讠右斤）的身上。奕（左讠右斤）是何等人物，人称“鬼子六”。他自然十分明白众大臣的意思，可他也比众大臣更清楚这里面的轻重和利害关系。所以他只作不知，继续坐在那里装糊涂，端着茶碗一口接一口地吹气，就是不说话。
主战派的军机大臣，军务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因为曾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在同僚们中无论资历和年纪又都是最老的，所以不管对谁，说起话来都比较冲。他尤其看不惯恭亲王奕（左讠右斤）人前一套，人后又一套的两面派作风和那股子自以为是的聪明劲，此刻见状终于又按捺不住气恼，走上前去话中带刺地说：
“恭亲王，您是总理大臣，拿着国家的头一份俸禄，总应该先有个说法吧？”
“大家商量，大家商量。”恭亲王并不和李鸿藻计较，端着他那碗茶水离开座位，挨着各位大臣的身前走了一圈，貌似谦让地说：“人多主意多，终会有好的。”
“你这是耍滑头！”李鸿藻紧追着恭亲王不放：“想逃避责任！”
“李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兵部尚书孙毓汶上前来为恭亲王解围。“李大人要是有好主意，不妨先说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见识嘛。”
“让我说就立即去见太后和皇上。”李鸿藻虽然心里也发虚，但是为了将这些整天嚷嚷议和的大臣们的军，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说：“把前方的情况如实禀报，尽快制定对策。”
“翁大人，”孙毓汶转而向户部尚书翁同龢：“您看呢？”
孙毓汶这样做是有居心的。翁同龢是主战派大臣的领袖，只要他不愿意伸头，其余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个……”翁同龢因为上次想要停颐和园修缮工程的事，惹得慈禧太后大发脾气，自然不得不格外的小心谨慎行事。
他思量了良久后说：“依我看，这件事我们是否可以先奏明皇上，听听皇上的意思，然后再由皇上找个适当的关口转告太后？”
“这不行！如果一定要上奏，就必须向太后和皇上同时奏明。”
恭亲王一口便否定了翁同龢的这条迂回路线的意见。
光绪皇帝年轻气盛，又刚亲政不久，满心想建立起自己的文治武功，所以力主对日作战，已经几次与主和的慈禧太后发生矛盾了。
恭亲王奕（左讠右斤）本来是个明白事理，懂得洋务，开明贤良的有为之重臣，满人中如此公之能够任事的却绝无仅有。但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猜忌，1884年慈禧借口奕（左讠右斤）“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从此没有了能量。虽然在大战之前1894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他已是锋芒尽去，毫无作为。
慈禧太后之所以在发生战争后又复命他为总理军机大臣，就是让他来牵制皇上和他手下的那班主战的大臣的。如果这件事只奏明皇上，而皇上又不转告太后知道，自己擅自做主下个什么旨意来，那他奕（左讠右斤）的罪过岂不更大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总理大臣说个行得通的办法嘛。”李鸿藻不满地说。
恭亲王仍没有理李鸿藻的茬。这是他一贯使用的法宝，他没有想好的事情是绝不会轻易开口的，任你是谁用什么办法激他、将他都没有用。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孙毓汶见恭亲王被李鸿藻将住了，便出面打破僵局说：“事情是一定要向太后和皇上奏明的，但是等三四天，等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完了以后也不迟嘛。”
“但愿不迟。”李鸿藻冷冷地反驳说：“怕就怕三四天以后，倭寇要打进北京城里来了！”
“是啊！”翁同龢走到恭亲王的跟前，态度诚恳地说：“恭亲王，如果事态真的进一步扩大，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等都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翁大人，”恭亲王无奈地摇了摇头，“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太后的脾气你也清楚，现在她正在兴头上，恐怕不但我们说了也无用，而且弄不好……”
“这我自然知道。”
翁同龢表示完全理解恭亲王的处境。
作为主战派大臣的首领，在对日的态度上他与恭亲王是水火不相容，经常是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是作为同朝的大臣，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拧得解不开的个人恩怨。尽管咸丰十一年八月咸丰皇帝病死热河后，恭亲王曾倾全力帮助慈禧皇太后密谋策划政变，处死了端华、载恒、肃顺等“襄赞政务大臣”，上台夺取了大清的统治大权，但是慈禧并不是多么真正的信任他，还曾几次借故罢免他的官职。
第一次是同治四年，受太后猜忌而被罢去议政王及一切职任。过了没多少日子，又重新任命他。第二次是光绪十年，太后随意给他扣上顶“委靡因循”的帽子，免去一切差使，并撤去特别恩加的双俸禄。过了两年又给他恢复双俸。
慈禧太后如此反复无常地对待他，无非就是让他知道，她慈禧皇太后才是真正的主子，她想用他就用他，她不想用他的时候可以不用他，他必须老老实实地为她服务，为她效劳。
这一次，中日宣战后慈禧皇太后之所以又起用恭亲王，无非是想借他与西洋各国驻华领事旧日的关系，以便请他们出面调解中日争端，议和停战。
所以恭亲王处理朝政时，便显得格外谨慎小心，一切大小问题都严格秉承太后的旨意行事。同为臣僚，这其中的委曲，翁同龢自然看得明明白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