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威海卫北岸炮台的陆路清军统领戴宗骞早年追随李鸿章，建立不少军功，是李鸿章的嫡系，李鸿章对他很是信任，被李鸿章评价为“胆识坚定，志节皎然”。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曾多次扰袭威海，均被南北两岸炮台所击退，戴宗骞也算是表现不错，恪尽职守。
旅顺失陷后，戴宗骞提出：“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
戴宗骞的这些战略思想，自有其合理性。
首先，必须围堵消灭日军的登陆部队，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一再开出空头支票，致使日军1895年1月20日在荣成湾轻松登陆。
基于对日军登陆的担心，戴宗骞“越界”（本来应该是李秉衡的责守）派出约300名士兵，带着4门75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前往荣成湾巡视。
遭遇战戏剧性地开始，当日军发现这300名士兵后，立即调用日军舰队用重炮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轰击。这一天，大雪纷飞，这支孤弱的小部队只能心带冬日的寒意，无可奈何地败退。
接着，对于威海南、北两帮炮台的防务问题，他却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忽悠和误导。
守卫兵力不够，戴宗骞正在为此头疼，李秉衡却意外主动提出由他派出援军“助守”南、北帮炮台。
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兄弟部队的援军支持，所以调度绝大部分兵力去守护南帮海岸炮台（相比而言南帮海岸炮台更是前线，日军的进攻正是先从南帮海岸炮台开始），而随北帮炮台只留下少数驻守，他以为李秉衡派出的援军可以前来填补空缺，协助防守。
戴宗骞这样的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兵力不够，他也没有办法。
但是，当戴宗骞的主力部队在南帮炮台与日军血战拼尽老本的时候，李秉衡许诺的“援军”却并没有来到。这样致使最后退守北帮炮台的防守力量，连戴宗骞在内也不过18人。这样的几个人谈什么防守！
还有，戴宗骞提出“威海台坚炮利，敌由海口来犯，自难逞志，北岸虽绵长，尚有烟台防兵，闻惊可以援应，所虞者成山一带空虚，将来敌必由此蹈瑕而入耳。……御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贼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这一主动出击寻找战机的思路，却是不知审时度势的蛮干行为。
李鸿章也指示戴宗骞固守威海炮台，并严令说：“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被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再误导的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大量的有生力量部队前来进行支援，这种错误的形势判断之下，拘泥于陈旧的兵法，缺乏现代军事的知识素养。所以当日军登陆后，戴宗骞不顾李鸿章一再来电反对，派出北帮炮台守军前往截击，使北帮炮台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舍弃要塞炮火的优势而让那些火炮操作手们去当步兵，和敌人进行野战，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方轻武器的绝对弱势，戴宗骞的那些勇敢的士兵们太容易就败下阵来。
《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为此叹息道：“不过即使士兵缺乏训练和纪律，昧于枪法，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与戴宗骞相比，丁汝昌的见识自然是要高出不以里计。
1894年11月29日，丁汝昌致书戴宗骞，反对其不守炮台而出战的意见，指出：
“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唯一隅之幸也。”
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向戴宗骞提出警告：“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大战当前，我方海陆军统帅却不能意见统一，实在是一件不祥而可悲之事。而且，戴宗骞“年幼负志略，喜读书”，历来自视甚高，对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是并不买账。
同样是将帅，海陆军的差别是难以想象的大。丁汝昌最看不惯的是，大战在即，正需鼓舞士气，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不要谈，戴宗骞却还在克扣兵饷，这引起他手下的士兵极为不满。
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山东篇》载：“自甲午九月，绥巩两军勇丁即索压饷银两大哗，欲溃者屡矣。压饷者，勇丁初入营，须扣饷三月，存统领粮台，以为军米购价底银，俟勇丁离营日，始补给令去。于是将领利勇丁逃亡，其压饷三月可不给，而续补之勇，且仍扣压饷也；恒以苦工责勇丁，勇丁怨次骨。及军事阽危，南帮巩军给压饷两月，绥军益噪，宗骞终不给。”
虽然有学者解释说，克扣新兵3个月军饷在当时这个行为乃是陆军军队的普遍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士兵逃亡。但是后来，戴宗骞的部队在失利之后军心涣散，士兵纷纷逃离，不战自溃，不能不说与戴宗骞克扣兵饷有关。
据说戴宗骞自带的绥军正营，因为吃空饷，缺少名额将近一半，还不足300人。
丁汝昌苦口恳劝戴宗骞发给压饷，以稳定军心，甚至主动示以高姿态，从海军军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两个月。
但是戴宗骞并不明白丁汝昌的担忧和用心，反而意气用事，经常与丁汝昌唱对台戏。据登莱青道刘含芳禀称：“前因丁劝戴发压饷，并挪垫刘饷，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