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和戴宗骞的争执，还有一件公案就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
大战之前，丁妆昌事事亲自检查，他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
最西面的龙庙嘴炮台，深缩港内，离港口过远，对保卫海港不起作用。且距鹿角嘴、皂埠嘴两炮台较远，敌军由陆路来攻，炮台不易防守。而一旦炮台为敌所占，日军反而可以利用炮台大炮，射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给清军造成严重威胁。
为什么龙庙嘴炮台不易防守？
原来，守台清军为加强南帮海岸炮台后路的防御，在炮台南侧，沿皂埠村至海埠修筑长达15里的长墙一道。长墙外挖有深5尺、宽1丈之堑壕。壕土高积，上面堆积树木枝干，以为障碍。堑壕外埋设地雷，以防御敌人从后路进攻。但因龙庙嘴炮台距离过远，遂被划于长墙之外。炮台守军仅40人，兵力薄弱，防守上难以得力，易被攻占。万一陷入敌手，将会给港内的舰只造成严重的威胁。丁汝昌主张及早采取办法，以防为敌所用。
据《东方兵事纪略》载：“南帮炮台循外山筑长墙一道，截东南两面，外环长濠，曲包皂北（埠）嘴、鹿角嘴两炮台，以辽阔故，弃最西之龙庙嘴台于外。”
丁汝昌预见及此，在日军进攻南帮炮台之前致电李鸿章，指出：“本日昌到南帮。晤刘镇及各营官。淡次，察知尚有坚守之意。前边陆路炮台及长墙地沟，均有布置，现尚多掘梅花坑，以期御守。唯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已约临时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既慑军心，又累大局。而后路空虚，布置未及，中、前两营相隔离冈数道，约五里之遥，不能联络关顾；已商定事急归入长墙内固守，尚无大碍。第后路添筑土台并地窟，兵勇星夜不遑，议即暂雇民夫，协同办理。”“南岸龙庙嘴炮台守兵单薄，敌若由后路抄入，此台难守，则刘公岛水师受敌。”同时，派人将龙庙嘴炮台上大炮的重要机件卸下。
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兵扑南岸，计尚须二三日，届时察看刘镇如能死守，如何设法帮助；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
丁汝昌次日电复李鸿章：“奉勘午电，昌即同张镇到南岸晤刘镇等，据云除死守外，无别策。炮台事，数日前已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现拟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一。”
对此，李鸿章表示同意，复电丁汝昌称：“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
戴宗骞不仅反对放弃该台，并乘机向李鸿章诬告丁汝昌是贪生怕死之辈。“龙庙嘴台，丁、张（文宣）、刘（超佩）议不守。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若非事机紧迫，何至如此！”
李鸿章信以为真，遂严斥丁汝昌：“丁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著严行申饬！仍令刘镇克日回守龙庙嘴；如不战，轻弃台，即军法从事！”对于大敌当前，海陆主将交恶，李鸿章大为恼火，也是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然而，丁汝昌和戴宗骞都是李鸿章所信任的人，所以两人的官司，他也是难断家务事，有时候自然态度暧昧，只有在中间和稀泥。所以李鸿章又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
正如丁汝昌所预料，日军进攻南帮海岸炮台，果然首先从龙庙嘴炮台开始。40名守军虽奋勇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后全部牺牲殉国。龙庙嘴炮台终于沦入敌手。
日军攻占龙庙嘴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嘴炮台疯狂轰击。炮台外长墙被轰倒，日军从长墙缺口蜂拥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鹿角嘴炮台也被日军攻占。
龙庙嘴、鹿角嘴二台既失，皂埠嘴便处于敌军的水陆夹攻之下。陆路敌军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嘴、鹿角嘴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造成“炮资敌，我杀我”的可悲局面。
战后，李鸿章终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叹服丁汝昌“实有先见”，无奈为时已晚矣！
威海卫海陆主将不能配合默契，意见一致，形成合力，应该也是此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人指出，海陆主将应该以海军为主，给以海军提督以绝对控制权力，统一调配，才可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