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活马成为“泥马”；所渡之河，成为黄河。
清人追记“泥马渡康王”，与史实相去就更远、也更为离奇了。
磁州府君庙所存《神异录》中说：王（康王赵构）至磁，谒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杀王云。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临大江无舟渡，忽一神控白马载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
这儿，康王南渡的河流，被磁州人附会而为远离自家地盘的长江。
…………
由“崔府君事件”至“泥马渡康王”，史实被演化为传说，穿透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但最初，赵构对“崔府君事件”却相当反感。而以密封蜡书从宗泽那儿将赵构“巧取”而走，迎至相州自己地盘的汪伯彦知州，一再渲染的却是“靖康”年号“为十二月立康之兆”(拆开“靖康”二字，“谓十二月立康王也”)。
汪伯彦的“靖康”，正中赵构之怀。
就寻求“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而言，汪伯彦的“挺康”策划，妙哉妙哉。
赵构绕着汴京画圈
宗泽墓前，野草漫道，枯叶飘零。
坐落在江苏镇江城东京岘山之巅的宗泽墓，不是南望故乡浙江，而是面朝西北，遥望中原——天地间，似乎依然充盈着一股英雄之气。
死于患有“英雄缺乏症”时代的这位英雄好汉，在今日镇江，仍然赢不来喝彩：宗泽墓凄凄然，人迹罕至。
1128年，宗泽死于汴京。
死前，英雄连呼三声“过河”；死后，岳飞等抚柩东南，涉淮“渡江”，把他安葬在江南的镇江。
宗泽曾因言事，被贬镇江；夫人死于镇江，安葬在镇江。
这，也许是岳飞将宗泽葬在镇江的缘由。另外，中原沦陷，衣冠南渡，说什么也不能把宗泽葬在汴梁，将他遗以金人呀。
这样的缘由，在岳飞眼中是“天”；在今日镇江人眼中，可能就有点儿“无厘头”。
“葬于河南，葬于浙江，都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和镇江没啥关系，所以被遗忘了。他葬在一个不该葬的地方，这是一个错误。”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
也许开始就错，结果还是错。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一位年近七十，没带过一天兵、没打过一次仗的老文人，临阵磨枪，夜补兵法，站出来振臂一呼，竟然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最能打仗的将领。
这本身，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黑色幽默，奇耻大辱。
靖康之败，败在没有败将，只有降将、逃将。
不战而败，不战而降，不战而企图求和，结果，只能是军心涣散，民心涣散，国家倾覆。
这种情况，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始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呼唤英雄，本该生产英雄的时代里，这个国家却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汉奸、投机分子与攀附之徒。
汪伯彦是秦桧的老师。
以此“血统”来论靖康年间的秦桧，显然是冤枉了秦桧的。
因主张抗金，并在金人扶持伪张邦昌政权期间采取不合作态度，秦桧被掳至北国。这种出国，可不那么逍遥自在。
对此，伟大的李纲也曾这样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
但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攀附领导的投机取巧上，汪伯彦不但不是秦桧的学生，反倒是秦桧的老师。
相州与磁州相邻。
当相州知州汪伯彦闻报康王在磁州宗泽那儿的“遭遇”后，连夜修书，并于次日将康王接到了自家的地盘上。
他赵构，则当场向汪伯彦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力荐汪公担当大任。”
赵构不能得见他说的“圣上”钦宗，他自己却成了“圣上”高宗。
这一句话，自然奠定了汪伯彦在赵构朝廷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底，在金兵包围京师的紧急时刻，钦宗亲派人持蜡诏(蜡封密诏)急赴相州。
这封蜡诏的内容是：拜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相州汪伯彦、知磁州宗泽为副元帅。
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就播下了是战是和、是坚守中原还是退避东南的种子。
就在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康王于相州建大元帅府的当天，东京城在金军压境之下，正扬扬得意于金人同意了议和。
这，难道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这个时候，血性男儿成为帝国的稀缺资源；这个时候，恰恰需要以战唤回散乱的人心，凝聚起民族与帝国之魂。
败不可怕，怕的是不战而败——“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而赵宋王朝拱手相让于金人的，正是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那时的天下大势，很像现在中国的足球市场——球迷想看到的，是球员拼死球场。就是输，也要“雄起”；就是死，也要悲壮。
此时的大宋帝国，人心已经散了。只有战争，才能聚起帝国之魂。这时的大宋帝国，需要自己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乃至惨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而宗泽，无疑是帝国最最需要的一面旗帜。
但刚刚接受大元帅之命的赵构，在老爸老哥被围京都的危急关头，却有了自己的皇帝梦。
他对汪伯彦等从容而语：“夜来梦皇帝脱所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
在帝国需要他赵构将生死置之度外时，这孩子竟做起了不该去做的千秋万岁梦——这，绝对是大宋帝国的一场噩梦。
十二月初，钦宗诏命赵构“尽发河北兵”、以解京师之围时，赵构率兵离开相州，履冰渡河移师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
此时的岳飞，就混杂在这支有一万之众的队伍里。
之后，宗泽带着两千人先到大名，麾下有岳飞等；知信德府梁扬祖带着三千人后至，麾下有张俊、苗傅等。
在兵威稍振之时，钦宗诏命赵构：正与金人议和，“可屯兵近甸，毋轻动”。
钦宗无常，给了汪伯彦一柄投机的尚方宝剑。
宗泽主张大兵直趋澶渊(濮阳)，以黄河为屏障次第解除京城之围；汪伯彦等则请求赵构移军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离东京战场远点。
做着皇帝梦，赵构这孩子开始耍起了滑头：命令宗泽率一万兵马进屯澶渊，并对外宣布他赵构后脚就在这支部队中。
宗泽前脚走，他赵构后脚就奔向东平了。
起初，金人不知道赵构在何处，当听说他在澶渊时，就派兵前来招降，结果被宗泽打跑了。
而赵构到东平后，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等，带着数千人马，也赶到这儿。
自此，元帅府中少了宗泽，多了个汪伯彦的“知心朋友”黄潜善。
而后赵构又到济州，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带兵，也追随至此。
至此，日后在战争中拼杀出来的南宋“中兴四将”——张俊、刘光世、岳飞，已经聚集在赵构麾下；另外，韩世忠不日也将向赵构“报到”。
在元帅府，左右赵构南渡的汪伯彦、黄潜善已经担当大任，而宗泽，则正在渐渐地被边缘化。
在汪、黄的策划下，赵构带领大军绕着汴京画了个半拉子圈，眼睁睁地看着徽、钦二帝与他的母亲、其他二十三个兄弟，在他的眼皮底下“出国”了。
幕僚把丧事办成喜事
猾吏化悲痛为力量，把丧事办成喜事的能耐，妙到了你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出破绽的“仙境”。
汪伯彦把“靖康”解读“为十二月立康之兆”，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对理性一种极限性挑战——钦宗，年号靖康，他当上皇帝十二个月后任命老弟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且康王的大元帅府恰开于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
这种拆字游戏，颇具中国味道：“靖”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康”却毫发不动。一破一立，拿“靖康”“为十二月立康之兆”作为“受命之符”，就是赵本山遇到汪伯彦，也能被老汪给忽悠得死去活来。
“二圣(徽、钦二帝)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徽宗二十五个儿子中，只有康王赵构幸存中原。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
靖康二年四月初，知淮宁府、宗室赵子崧也曾致书赵构，说：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没有亲王在京师之外拥兵之先例）；主上(钦宗)特付大王(赵构)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
钦宗、赵构乃至文臣武将，对此“特付”，十分清楚。元帅之命，对“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的赵桓(钦宗)、赵构，具有非常不同的实质内容——它下达于京师城门将破之际，自是钦宗失去自救希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保住赵家天下，而做出的一种“料理后事”性的安排。
对于赵构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来说，是严峻形势下的一种重托，是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一种机遇，更是他梦寐以求、登上皇帝之位的一种机会。
在京师危在旦夕时，汪伯彦等人却把“先安泊得大王（赵构）去处稳当”，当成了第一要务；至于解围京师，则要“事须量力”。
他们一方面以大元帅府之令，集中诸路勤王之师，纳于自家麾下；一方面以“京城围久”为口实，宣称“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
另外，他们排压主张解救京师的宗泽等人；同时，漠视朝廷“催督入援”急令，一味兜圈子，迁延不进，坐观时局乃至等待东京彻底“崩盘”。
在政治、军事部署动员的同时，大元帅赵构也在进行舆论准备。
二帝北狩的消息传到大元帅府，赵构听到的不是其他，而是耿南仲等人附和汪伯彦之意的上表之言：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皇帝(钦宗)即位，纪元曰“靖康”……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
在这场论证康王“即位之兆”的运动中，并未提到崔府君及其神马。就是在赵构即位后，宗泽与磁州百姓搬出“应王”，强阻赵构的行动，依然饱受广泛质问与强烈批评。
都是为了将宗泽边缘化。
就是在汪伯彦、黄潜善等守淮河、长江，北阻金人南下的规划落空，赵构被迫渡江、航海，成为难民皇帝之时，面对宗泽渡黄河而守中原的建言，赵构依然不信不听。
宗泽死后，赵构与赵家天子们才逐渐接受了民间“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的说法。此时，赵构与赵家天子们一定怀有相当复杂的心情——是怀念宗泽，还是为了神化自家呢？
也许两者都有。至少，他们不再对宗泽怀抱反感了。
赵构果真信什么“受命之符”吗？不见得。
自此上溯一百多年，是真宗迎降天书、东封西祀的时代。王钦若宰相鼓动真宗的一番话，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既然“以神道设”，抬出“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宗泽是收复中原的一面旗帜，他既可笼络臣民，特别是大量南渡臣民人心，也可聊作他对宗泽乃至中原家山的一种怀念。
没有宗泽，他赵构还真不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自己。
也许早就“出国”，并在金人的侮辱下，死无葬身之地。
赵构不可能永远糊涂。至少，在不需要糊涂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明白一些东西的。
他不仅怀念宗泽，也怀念起李纲、岳飞。
张浚虽曾平乱救驾，但也曾挟私与汪伯彦、黄潜善而唱和，赶走了李纲；张浚还因合军北伐处置不当，把岳飞气上了庐山，并最终引发“淮西之变”而被罢相。
当有人提起再用张浚时，赵构的回答却也耐人寻味：朕宁亡国，不用张浚！
赵构暮年，似乎看透了一些问题。
但是，一切都晚了。
赵构死后，丈量他是非功过的最为重要的尺子，却恰恰是宗泽、李纲、岳飞等。
《宋史·高宗本纪》的结语是：“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少康、光武帝等中兴夏、汉）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苗傅)、刘(刘正彦)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乎艰哉。其始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其终制于奸桧(秦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在汪伯彦、黄潜善等的力挺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正式即位，并将留在东京开封的哲宗废后孟氏迎至商丘。
于此“国破家亡”之际，他们如何捧起赵构，再造赵宋政权？且听下回分解。
三 龙起应天府凤舞汴梁城
1127年春天降临之际，金人骑着高头大马，掳走徽、钦，胜利北还。
金人掳走的，不只是徽、钦二帝。大宋“百余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一去”。
他们留下的，是在帝国的首善之都汴梁，“一只老鼠卖数百个铜板(靖康之败前2个铜板能买一个炊饼，10个铜板能买一个鸭蛋)，路遗死尸被抢到家里充当食物，其间气息未绝者也被剔骨剜肉，掺于猪肉、马肉里，上市销售”——吃人，不是首善之区不善，只因猪肉每斤6000铜板、羊肉每斤8000铜板……只因“蔬菜竭尽”，水藻成为难得的美食，露芽的树唯存枯枝……只因“猫犬残尽”，“小资”们豢养的猫、狗，都“跑入”主人的肚子……
东京城内十之五六的人，相继在冻饿中死去；新死的，沦为苟活者的食物。《清明上河图》中那座至今让我们倾心向往的繁华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魔鬼之城。
城内是金人扶持的伪楚张邦昌政府，城外是云蒸雾集的勤王军队。金人毕取京师物资已去，对峙局面却远没有结束。双方都在恐惧那尚未走远的金人杀回马枪，人间惨剧竟然在金人的影子下，还能如此这般地继续着……
秋高马肥，寒风将起之际，金人孤军千里，跨过华北大平原，他们最不信的就是出兵作战的“汉地铁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