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
河东太守王邑被征，郡掾卫固及中郎将范先等诣司隶校尉钟繇（yáo），请留之。繇不许。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高幹通谍。曹操谓荀彧曰：“关西诸将，外服内贰，张晟寇乱殽、渑，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将为深害。当今河东，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贤才以镇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操乃以畿为河东太守。
我们关注一下乱世的地方治理问题。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总把目光盯在能打的大将身上，印象最深的是刘备的五虎上将。曹操的大将太多了，反而记不住；孙权那边除了周瑜、甘宁好像也没有什么人了。刘备有五虎上将不能打败曹操、孙权，这在小时候是不可理解的；当然谋士也记下了几个，因为有诸葛亮为代表；至于各地的郡守，根本不关注。
其实基层政权建设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兵者国之大事也，郡县治则天下治，所以基层政权建设也是国之大事也。
灵帝死后，天下郡县或在原来的官吏手中，或在黄巾军手中，随着诸侯割据，郡县首长有的是原来汉天子任命的，有的是各路诸侯任命的，势力交叉地区一郡有数个太守也就不足为奇了。
诸侯割据，大老们一般都亲领州牧之职，这个位置一般不假于人。郡守这一级，不仅要文武兼备，而且要忠诚可靠，因为经常面临生死考验，当时强调的“君臣之固”，多指大老们和郡守这一级官员的这层关系。谋臣大将和主公一般都素有渊源，且常在身边，相对好控制一些。
曹操所任地方大员也非常得当，一个是钟繇，一个是杜畿。这两位都是荀彧推荐的，荀彧是曹操的“组织部长”，在当时推荐人才，一定要长一双慧眼，不能走眼喽，不要以为推荐别人做官是件面面讨好的事，这里面风险也很大。
钟繇是跟献帝从长安过来的，任侍中、尚书仆射，荀彧向曹操推荐他“属以西事”，并担保“公无忧矣”！
曹操于是表钟繇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而且“特使不拘科制”，当时曹操要专心吕布、袁绍事，所以洛阳以西的方面重任交给了钟繇，并赋予较大的自主权。
钟繇坐镇长安，节制关中，为曹操独当一面。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西北的两个军阀头子马腾和韩遂，“为陈祸福”。这封信效果非常好，马腾韩遂都“遣子入侍”，就是把儿子送到曹操这里做人质。——马腾这个人是属苍蝇的，追腥逐利，见饵就食，顾头不顾尾。
曹操进攻袁尚时，袁尚令自己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和高幹、匈奴南单于进攻河东，并与马腾联络。马腾不顾先前的承诺，也不管一个儿子还在曹操那里做人质的情况就答应了。钟繇一时也没有力量修理马腾，于是就派张既游说争取马腾，又是一番“为陈利害”，马腾算清了哪边利大，于是又临阵反戈，又加入了曹操的阵营。
钟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分化敌人，沉着应对，打败了郭援，保住了河东。
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幹和袁谭一样，也是被迫先投降了曹操，后来看形势有变就再背叛一次。
这时，原河东太守王邑调走，河东的实力派人物卫固和范先与高幹秘密联络，河东对曹操来说，控而不制。这时，北面有高幹，西面有反复无常的马腾，南边崤、渑之间还有张晟、张琰等捣乱，所以曹操很担忧，直接向“组织部长”荀彧提出：“赶紧推荐个得力的人给咱镇住河东。”
荀彧再推荐一个强人，这个人就是杜畿。
杜畿赶来上任，被卫固、范先拒之境外，曹操一看，这还了得，准备派夏侯惇讨伐。杜畿不赞成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认为，河东（包括很多地方）被一些看不清政治前途的实力派人物暂时控制着，你要逼急了，他们就挟持百姓和你打，这样，即使讨伐胜利，当地百姓也白白遭受一场战火，再受一次荼毒。杜畿判定，卫固等一时看不清未来，也不敢贸然杀了朝廷委任的太守。他从另外一个渡口，轻车简从，突然出现在卫固他们面前。
杜畿就像我们熟悉的党代表一样，只身来到土匪窝，他与卫固、范先周旋，分散他们的力量；同时，团结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歼灭了顽固的叛乱分子，巩固了曹操在河东的统治。
“于是杜畿治河东，务崇宽惠。民有辞讼，畿为陈义理，遣归谛思之，父老皆自相责怒，不敢讼。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弟，修戎事，讲武备，河东遂安。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像杜畿这样，在纷乱的局势下，并不单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综合的政治手段达成有效的治理，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三国时代，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军事家，但也孕育了不少戡乱治国的政治家。军阀割据时期，大小诸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都把自己的地盘当成军事管辖区而不是政治治理区，一味地从地盘上搜刮，抽丁征粮，导致其辖区终无安定，也极易被其他军阀夺去。大动乱大分裂时代，不是缺乏能征惯战的猛将，而是缺乏有政治理念和实施能力的政治家，社会由乱转治，必须有这么一个阶层出现，才能将大混战的历史车轮慢慢刹住。
曹操手下还有不少卓然皆知称其职的官员，除钟繇、杜畿，还有屯田的枣祗、任峻，恢复食盐专卖制度的卫觊，并州刺史梁习，九江郡刘馥，还有郑浑、仓慈、杜袭、赵俨……皆称良守，曹操势力强大，不只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
必须说一下，当时在曹操统治之下，老百姓一样也受盘剥，从屯田分配的情况看，剥削程度很高。在战争中，治下的郡县赋役“户调”也极重，袁、曹对决时，阳安周边诸郡都叛曹。这种情况下，都尉李通仍然坚持“急敛绵绢”，要完成上缴任务。老百姓能够忍受比和平时代更繁重的苛捐杂税，是因为他们期待安全和秩序。政治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老百姓的高度忍耐性看成治理的起点和希望，而军阀则以为人民可以无尽地供养他们，他们也可以无尽地搜刮人民，杀伐成性嗜血成性，推动社会从文明走向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