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在当今的南阳甚至整个河南，王俊义都以其在小说、散文、诗歌中卓异的思想向度、观念意识上的独特性以及陌生化强烈的语言表达形式而成为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显然，单看王先生的外表和作品，很难想象得到他蛰居在伏牛山中的西峡小县中，但人是从来都不可貌相的，更不可以地域丈量才华。他骨子里的自尊、傲气与才气逼人的写作本身，以一种逆向反叛的折射方式洒脱不羁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他也曾就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生存条件不无自嘲地揶揄道：“一个在小地方搞创作的人，基本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人。我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个同志，就像张思德烧炭一样。”
当然，他完全有资格自轻自我嘲弄一番，但如果接触到他的作品，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丁点的不敬或轻慢。
1979年8月在《百花园》以诗歌《家》而登上文坛的王俊义，几乎同时又在《奔流》上发表了诗歌《茶》。从此，他便以其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语言以及决然不同于他人的风格占据南阳文坛的重要位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他，曾在县教育局上班而后到文联供职，先后发表过散文二百余篇，诗歌七十多首，中短篇小说九十多篇。其中，小说《嗡嘤》，诗歌《中国的微笑》及散文《竹溪浣女》《腊酒飘香》《一个世纪儿的雕塑》《母亲》《月亮领着灵魂走》等作品分获省以上多种奖项。特别是他那些意识流散文，有评论称其反映了20世纪末期人们的心灵路程和对于散文形式的探索。
一直以来，被公认散文是其最大成就的他，却还是相当在意自己的小说创作和其被读者的认可度的。在自己所有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中，他个人曾认为比较满意的是“描写地域风情的淇河小说系列，这些作品有的被国外翻译。日本的汉学家柴田岗夫在研究这十九篇小说”。其自豪感溢于言表。
同他近距离接触可以明显地感知，他无论从思想格调到相貌特征、从铮铮傲骨到精神内涵都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另类角色。他的散文更是弥漫出一种对传统文化具有王氏颠覆意味的气息，流露出对以往言说形式的不屑，这种反叛意识是在寂静无声中孕育和改变的。在这种改变中，他倚仗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获得述说的资格，进而在反思中获得情理扩张的机会，他审视宿命与命运、诘问人情与世故，坚守“失意者的心情和黄酒融合在一起，就是诗歌”的文学理念。他善于用意象串起一个个文化符号，使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吸引你痛快淋漓地畅饮由精神酿造的琼浆玉液，并欣然接受他的那种个性化十足的散文形式带来的阅读快感。
比如，在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中，他的解构历史是设法坍塌那个社会的主流元素，击中那个时代代表器物的精神要害，而后通过语言的逻辑力量置那个时期的荒谬于不忍卒读的地步。由此，他把文化和历史写进清风明月中，写进春耕秋收中，写进思乡恋情中，写进得意者的雄浑苍劲中，写进失落者的蓬勃激越中，使历史的观照性有了现实的载体而变得生动、新颖，使文学有了营造氛围的着落而得以能够寻找到新的真谛。这种转承起合的荡气回肠，这种晨钟暮鼓的清冽警示，这种裹挟思想的杂陈印记是那样的令人铭心刻骨。他这种理论既非纯粹理性又非绝对感性，既有逻辑又无规则，随意、任性甚至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然而，他却能够收放自如、自圆其说，这种坚持物质客观性基础上的文化思维，显得深邃、繁复、意味深长。
太有形式感和个性十足的王先生，理所当然地对文学流派的异彩纷呈是持包容态度的。他说：“一个作家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没有一个接纳各种流派的心态，那么他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但可以肯定他写不出好的东西。”因而，他自己也对绚丽多姿的语言实验极有信心并乐此不疲。而且，写过朦胧诗歌的他对语言又是十分敏感的，他的一些更多充满诗意的复句写作，显示了他能够掌控复杂意象变化的规律。在他所有意为之的文体实践中，他更多偏重于意蕴化语言表达的嗜好。特别他那异于常人的散文写作尽显新奇鲜活的文格风貌，语言机警睿智、含蓄隽永、犀利尖锐，拒绝直白和肤浅，远离乏味和苍白。他的修辞常常是假借一种意境而折向现实中，而调侃则更显黑色幽默，体现一种与当下错位的不屑，靠这种错位和假借，把相关的意象放大扭曲至变形。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有些散文甚至完全可以当作讲述故事的小说来读，而且他这种讲述给予文本的润色仿佛流淌的音乐，荡漾着主旋律的音韵。在他《黄酒的浪漫与乡村的浪漫》的吟唱中调节音符，再以生命独特体验的纽带串起命运的旋律，于是，酒与辣子的结合造就出一个决绝的不屈灵魂，折射出酒神精神的狂放和浴火再生的血性。这种驾驭语言与不断转换和拓展叙述空间的努力，很好地呈现和验证了他复杂而充满意识流动韵味的思想，也为他打上更鲜明的王氏专有的写作烙印。另外，他的独特还可以从他像“面包是地里长的，不是电脑长的，因此，信息文明是农业文明的花朵，不是果实”等诸如此类的言说判断中可见一斑。
尽管他注重言说方式，但我更以为王先生还主要是靠思想和伦理写作的作家。他始终认为：“文学的另一个高度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对于真理的追求。尽管文学不是哲学，但是在对于真理的追求上，却和哲学一样，真理是文学的一颗明珠，没有真理，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就没有文学的高度。”而且，他强烈而平等的现代意识也使他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真理的探索和对生命的极大尊重。他说，“在生命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他写作富于思想性的有力保证和文章具有道义的价值穿透力的根本力量所在。他还说，“一个作家，他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但他可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唯一属性，就是社会良知，就是应该在第一时间说一个民族良心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灵魂的孤傲，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南阳作家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并与更大范围之外的作家对话的资格。
当然，每个作家对于死亡、未知和孤独这三个终极恐惧都会有自己的见解，王先生也是如此。他说：“小说究竟要写什么呢？不外乎对于死亡的思考，对于一个人和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一个人向死而生的思考。世界上成功的作家与作品，无不是在这个特殊的范畴下写作。”事实上，人对于死亡、未知和孤独这三个终极恐惧，在常态的生活中更主要地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心灵上的孤独感，实际上人也正是在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冲突对立中，逐渐明晰了自我意识和责任。所以，作为作家的王先生，在表现人与自然的文化关联中，更能够以拟人手法来状物、摹景、写情。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人被幻化成为动植物，动植物成了人格化的高级生灵。因而，他可以在思绪和想象里倾注人的情感、唱着诗意的赞歌，以物类人、攀附比拟，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并标上文化分类的界碑，打磨出属于他的清晰而独特的文化记忆。而且，他在文本中延异着这种文化记忆的碎片，使当下的叙述造成与既往事件的割裂，然后又用文学的意蕴弥补这种断裂和穿越时空带来的裂痕，使客观上“日头叫天狗炒菜吃了”的不可能变成语言论上的可能。
进入新世纪后，经过相当一段的文学实践和磨砺，在生命体验的不断掘进中，在思考表达的更多尝试里，王先生的文学思想愈加成熟，对世界本体的形而上追问有了更加迫切的自觉意识。
所以，从《村庄与时间》《时间是谁的》开始，他对时间的探讨有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这些作品拿时间、历史、文化与人们的精神领地作为写作的由头，有了厘清和超越历史的渴望。他说：“一个作家过多担心历史的条件是不是允许我这样允许我那样，一个作家在历史的缝隙里写作与徘徊，那么，他的作品就只能仅仅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的全貌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由于有了跳出历史回望的期盼，他的作品能够有意识地把人们的思绪拉向历史的纵深和指向时空的未来，延展着人们对事物普世价值的回味空间，多了些建造和安放灵魂栖息地的港湾，而少了些追名逐利的煎熬和喧嚣，使人由入世的纷争走向归途的宁静和平淡，人生真的目的才会变得明朗和洁净。
想象呈现艺术魅力，经验提供生命的力度，两者是主体的艺术创造所必需的。用文化去度量灵魂自律间的差异，并使这种考量切入人性的核心和文化的本质，就愈发显得王先生的文化传播理念和语言感悟的另类。尽管王先生也写苦难，但他的苦难更多表征的是一种对宿命不屈的文化抗争。他的夹叙夹议轮廓模糊且不露声色，是纯情的感慨有度，而不是虚饰滥情的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尽管他语言犀利，但更呈现一种立体般的淳厚、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