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这个道理罗素在北京演讲的《社会结构学》里面有一段说得很清楚，现在录在下面：
什么叫做文明，其定义可以说是要求生存竞争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之目的。古代文明，第一次发源于埃及、巴比伦，大河出口之处，地土膏腴，宜于农作，由农业发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长江、黄河底下游，一人工作出来的不止供给一人底需要，于是少数人得着闲暇，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术，天文等，均为后世文明底基本；但在这时候虽有少数人从事文明事业，其大多数人作工还非一天到晚劳苦不可，科学，哲学，美术，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数幸运的人；在实业发达时代，生产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时作工，余剩的就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了。
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决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毛，那责备文化运动底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
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
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我近几年来细细研究我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我的惭愧，悲愤，哀伤，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旧谬论。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作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
《民国日报》《觉悟》上，太朴答存统的信中说：“我相信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氏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又说：“中国底国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而中国底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劳农政治，要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说：“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太朴先生这几句话诚然不错，但我以为若要迁就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情形而不加以矫正，只有袁世凯、张勋一班人绝对赞成罢；因为袁、张都正是口口声声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发挥他们的主张呵！
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
下品的无政府党
我前次所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即虚无主义的无政府党，在中国读书人中还总算是上品；其余那一班自命为无政府党的先生们：投身政党的也有，做议员的也有，拿干俸的也有，吃鸦片烟的也有，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对人说常同吴稚晖先生在上海打野鹅的也有，做陆军监狱官的也有，自称湖南无政府党先觉到处要人供给金钱的也有，以政学会诬人来谋校长做的也有，书已绝版尚登广告劝人寄钱向他购买的也有，谋财杀害嫂子的也有，可以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了。
吴稚晖先生说：“什么无政府党，简直是拆白党！”
沈玄庐先生说：“传播一种主义，为现社会所嫉视的；或单独施行一种牺牲生命的行为给社会群众一个暗示：这是何等简单纯洁的行为。勇于群众所不敢做的事，拿躯体做了肉弹，在己身一无所图而给昏迷的群众一个大大的暗示，尤为难能可贵。群众中间，亦须万人中得一二这样的分子，无论旧势力怎样严重的压迫，没有不崩溃的。可是这类的动作，是沉默中的迅雷，是立体的事实，决不是被雇佣或鼓吹别个人去做的事。现在居然有几个人把手枪炸弹挂在口头，印上纸面，做传播主义的锋头；这些不实的平面的空谈，拿来吓死老鼠都无用，打算骗哪个人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鼓吹，希望别一个人去实行，这种叫人家去放火，自己立在隔岸做指挥者，事成，居了功；事败，免得祸；这是什么心理？”
“现在有几个人，既不是过资本生活，又不做工银劳动，据他们的主张是‘传播主义，维持生活’。在操行清洁的，未尝不像一个沿门托钵的苦行僧；只是藉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白党。依我个人当面接受到的口吻，公然有无论取到哪一个人底财货，就算是‘光复’的。分明不是生产的劳动者，却把生产劳动者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也横领了来，掠夺的手段，几乎驾在资本家之上。一面还要反对劳工专政，这又是什么心理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社会上为这些人下了这种标语，这又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例外的人，更是托尔斯泰对他无抵抗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阶级争斗史中变态的产儿。这几个人，常常自命为‘万国政府所不容’，幸而资本主义底国家和政府存在，一般人因为正在起阶级仇视底思潮，不注意到这些少数变态的拆白党身上去，如果经济制度革了命，哪里有他们的立脚地！”
青年底误会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底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你说要改造思想，他就说今后当注重哲学不要科学了。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底名义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底进步还是退步呢？
反抗舆论的勇气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过渡与造桥
今人多言过渡时代，我以为这名词还不大妥，因为有个彼岸才用渡船渡过去，永续不断的宇宙人生，简直是看不见彼岸或竟实无彼岸的茫茫大海，我们生存在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与其说是过渡，不如说是造桥。自古迄今人人不断的努力，都像是些工程师和小工在那里不断的造桥。这座桥虽然还没有完工的希望，或者永无完工的希望，但是从古到今已造成的部分却是可以行人，并非劳而无功。我们今后若是不想双脚蹈海，若是还想在桥上行走，只有接续前人工程努力造桥，使这桥一天长似一天，行人一天方便一天；不但天天要把未造的延长，而且时时要把已造的修整，不可妄想一劳永逸，更不应因一时不见彼岸而灰心。或者可以说，这桥渐渐造的又长又阔，能容大家行车跑马，又架上楼阁亭台，这桥便是彼岸，此外更无所谓彼岸。
卑之无甚高论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革命与制度
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若说制度总不是好东西，不如根本革了他的命，这种高论或者有人以为如此才算彻底，其实旧制度正可藉这种高论苟延残喘。因为凡是一种制度，都有他所以成立的理由和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势力，非有一种新的制度经过人们努力建设，成了舆论，成了法律，在事实上有代替他的势力，他是不会见了高论，便自然消灭的。所以不切于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可以做旧制度底护身符，这种高论只算是低论罢了。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
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有人说，在有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党底希望。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像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又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罗素这两段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