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清华时光
据清朝乾隆年间的《闻氏族谱》中记载，宋景二年，元军大败宋军，文天祥被俘。在押解途中获劫救，其旁系家族成员文良辅潜逃至湖北浠水，改文为闻，隐姓埋名，在巴河镇的望天湖边定居，世代繁衍生息。
闻一多是这个大家族的后人。他于1889年11月24日出生，族名“家骅”，学名“亦多”。他去清华读书后，改学名为“一多”。闻家是当地的书香世家，历代不乏考取了功名之人，祖父闻邦本（字固臣）也是一位清末秀才，通过读书“光宗耀祖”是这个大家族的子孙们的人生理想。
在这样的家庭风气影响下，闻一多很小就开始读书认字，对诗词和绘画十分感兴趣。5岁时，他入自家办的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随着社会的开放，这个家族受到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私塾被改成了当时很流行的“小学”，他也跟着接受了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的教育。在他11岁时，已读到了《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代表时代潮流的书刊。
1910年，在叔父的照管下，闻一多等7个兄弟来到武昌的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读书。两年后，他在家人的指导下，报考清华。当时清华只在湖北招4名考生，闻一多的作文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写《多闻阙疑》有几分梁任公的气势”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而其他功课却成绩平平。据清华学校庚申中等科《级史》中记载，1912年的42名入学同学中，以“文境之深浅定级次之高下”，将中等科分一至五年级，列入五年级的人仅有闻一多。
闻一多在清华园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10年时光。由于英文跟不上，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留级了一年。即将毕业时，他为声援当时北京市高校教师的索薪斗争，参与了校内组织的罢考风潮，遭到推迟一年毕业的处分，原本是八年学制，他则读了10年。
当时的清华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能力。闻一多是班上的骨干，入学的第二年，由于自己的英语跟不上，他与同学发起了补课会，并被推选为副部长。并且担任其他社团的骨干、刊物主笔主编等。清华园里还经常举办演说会、辩论会一类的活动，有时还有“演装国会”，模仿美国和中国的法庭审案子，闻一多在这类活动中被推选为书记官、法官等角色。梁实秋在回忆中说：“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
清华学校是美国赔款建起的留美预备班，教师们都注重英文和理科而轻国学。闻一多偏偏对文科感兴趣，特别是古诗文。由于课堂上讲得少，他就利用课余和寒暑假进行自学，升入高等科后，学习任务变得更加繁重，他仍旧制订了一个读诗计划，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踪》，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清华园，他心潮澎湃，整夜无法入睡，挥手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生食堂内。第二天，学生们挤成一堆读没人署名的手书《满江红》，情绪更加高涨了。当晚全校学生自发组织大会，成立了“学生代表团”，闻一多与罗隆基、吴泽霖等人当选为代表团成员，他负责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的文书工作，亲手绘制宣传海报满城粘贴。
五四运动激发了闻一多骨子里的正义。1921年春节过后，闻一多进入了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都在积极为毕业留美做准备，连船票和出国的服装都定好了。这个时候，北京高校的教师因长期被拖欠工资而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索薪运动，北京市学生联合会表示，为声援老师们的索薪运动而集体罢考，以表抗议。
清华的学生组织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但是索薪运动并无清华教师，毕竟他们靠庚子赔款办校，不存在不发薪水的问题。因此，对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学生们就有考还是不考的分歧，而闻一多却坚决选择不参加大考。清华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大凡不参加大考的学生一律取消学籍。闻一多等人最终只好挥泪离开清华。事后，外交部提出只要悔过认错，写一份悔过书就能回校复读，次年到海外留学。可是罢考的这29名学生却没有任何后悔，外交部要他们忏悔，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莫大侮辱。于是他们联名写了一篇《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公开表决“贪此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也”，对“留级部令”做了严厉的驳斥，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天下的事还有比出洋更要紧的没有？”
对此，外交部的口气软了，不再对此事加以追究，写悔过书之事不了了之。1921年，被迫留级的闻一多住上了小单间，还结识了梁实秋。由于没新课程，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新诗创作。当年11月，他和梁实秋等人组织“清华文学社”，社内分诗歌、小说、戏剧三组，闻一多被推选为书记以及诗歌组的组长。在这期间，闻一多高度关注胡适、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等人的作品，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写出了《雨夜》、《月亮与人》等诗。到了1920年7月，《西岸》首度在《清华周刊》上刊出，新诗能正式发表，激发了闻一多的创作热情，那年暑假，他创作了十来首新诗，收录在他自编的《真我集》里。
闻一多在清华园里接触到了现代戏剧，对这种新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这个领域中显示出极高的才华。他既会编剧又善表演，很快就成为清华新剧社的副社长，后来又担任编演部总经理。剧社参加比赛，他所创作的独幕剧每次都名列前茅。不仅是编剧和演出，闻一多还担任背景设计，在美术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小时候他就很喜欢绘画，到了清华之后深受美籍绘画老师的喜欢，经点化后，他的水彩画被称赞为“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清华三育评比，他的图画常常被评为本年级第一，作品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去参展。学校的《清华年刊》和《清华周刊》都聘请他担任美术编辑。升入高等科后，他和梁思成等几位美术爱好者在老师的启发下组织了美术社，既练习写生又开展研究。他没想到，毕业后美术竟成了他留美的唯一选择。
1922年2月，准备从清华毕业之际，闻一多又收到父母的信要求其回家，与定有娃娃亲的高孝贞完婚。闻一多从来都不赞成这桩婚事，自从父母要求他们结婚，寒暑假就不再回家，尽管家书一封封地寄到清华，但都没用。
从清华毕业后，他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面对婚姻，他摆出了“不祭祖，不拜天地，不摆酒席”的无礼要求，希望能吓跑新娘。可高家还是把人送来了。入洞房当晚，闻一多不知去向，留新娘独坐整夜的冷床。
在这期间，闻一多除了应付客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律诗的研究》的论文写作里去，对新娘不理不睬，连陪新娘回娘家的风俗也不履行。3月中旬，他准备回清华等待出国的消息。临行前他提出把新娘送回娘家住，并要求她去读书，不愿接受一个没文化的妻子。
他走后两个月，高孝贞还住在婆家里，没回娘家更没去武昌去上学。他生气了，在信里发了一通牢骚，把家庭比成了“黑窟”，给弟弟闻家驷的信里如此抱怨：“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然而，后来接触久后，闻一多慢慢发现了高孝贞的美，不但接纳了她还深深地爱着她，成为一段佳话。留学美国赤子心
1922年8月1日，闻一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成为芝加哥美术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出国之前，他曾犹豫了一番，因为学校分配他去美国学美术，可他从未将绘画当成终生理想，不过是兴趣而已。他最大的志愿是研究中国的文化，到美国去能学什么呢？改学理工、政法，又不是他感兴趣和擅长的。后来，在美籍老师的劝导下，他才决定去美国。
学习美术，对于闻一多而言靠的是天赋，他轻而易举地就“七门功课已得六超等矣”，频频向家里报喜，学了4个月后，他又向父母汇报，“现在的分数是清一色的超了”。按美国的评分制度，“超”是最高的一等，清一色的超，就是说他的功课全部都达到了最高分，成为全年级成绩最优秀者，后来学校还给他颁发了最优等名誉奖。
在芝加哥，闻一多更倾向于新诗创作，心思都放在了文学研究上。他一边做诗歌评论，一边创作，获得阶段性收获，《红烛》诗集里的《孤雁》、《红豆》等篇都是留美这一年的作品。
可是，在美国的生活并不轻松，闻一多一直处于压抑状态，感到非常孤独。那时的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严重，有色人种在那里处处受到排斥，就连去理发都不受礼遇，生活处处不顺心。闻一多置身于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中，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在给朋友的信里，他把生活形容为“干枯孤寂”，说“这一年生活苦极了”。他非常想念亲人和朋友，天天盼望他们来信，叮嘱朋友们“不要忘了那半球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加之对婚姻的不满，当他看了反映郭沫若与安娜夫人生活片段的短篇小说《未央》后，激动地给梁实秋写信：“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想再讲女人了啊！实秋，我只好痛哭！”
留美第二年，由于无法忍受生活的孤独，闻一多放弃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就读，进入了梁实秋所在的科罗拉多大学。在这里，他一如既往地成绩优异，艺术系的教师对这名中国留学生很赏识，甚至赞美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有梁实秋陪伴，闻一多的生活大有起色。两人终日形影不离，同苦同乐，一起欣赏诗文，彼此切磋，闻一多对婚姻问题的不满也日益淡化。最初，他们在印刷厂工人的家租房子，饭由房东管。后来搬到学校宿舍，饭菜只好自己做，两个大男人七手八脚地当起了厨师，用酒精炉做起了中国菜，苦中作乐亦有几分惬意。
1924年7月，清华三届留美学生成立政治团体“大江会”。闻一多和梁实秋专程赶往芝加哥参加成立仪式，在会上发表演说和宣誓，被宣誓词里的“国家主义”深深打动，并发誓要创办国家主义刊物。组织成立后，在留学生中发展新成员，扩大“大江会”的影响力。“大江会”引起了闻一多思想的转变。
芝加哥会议结束后，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梁实秋去了波士顿哈佛大学。由于闻一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时是插班生，他又不愿补休数学等理工科目，没获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只得了结业证。但他觉得自己学的是美术，有没有文凭无所谓。
闻一多选择去纽约艺术学院深造，住在万国公寓里。虽说是来纽约深造，可他的心却放在戏剧上，由于余上沅、熊佛西等热衷新剧的积极分子也在万国公寓，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激发了闻一多的热情，使他在清华就显露出来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
他们结成了好友，几次磋商后，他们决定用英文演出中国古装戏，最终推出了《牛郎织女》。取得了成功后，他们又相继推出了《杨贵妃》。这次公演大获成功，他们几个欣喜若狂，引来在波士顿的梁实秋、冰心等中国留学生的赞誉，也积极地筹演《琵琶行》。最终由于缺乏经验，只好请闻一多等人去指导和协助，才得以顺利演出。
由于《杨贵妃》的巨大成功，闻一多等人看到了希望，并萌生了回国开展“国剧运动”的想法。不愿回国当美术老师的闻一多觉得再留在美国学习已没意义，他毅然和余上沅、赵太侔等人携手登船，从美国西海岸回国。1925年6月1日，客轮靠岸，闻一多踏上了他日思夜想的土地，从此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新阶段。由诗人向学者转型
闻一多回国不久，就被正在恢复中的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用。在他和一些新派教师的申请之下，美专增设音乐、戏剧专业，更名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为闻一多和余上沅设想已久的“国剧运动”搭建了平台。洪深在《新文学大系？戏剧卷？导言》中评价说：“这是我国视为最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的第一朝。”
任教之初，闻一多对未来信心满满。有一则回忆如此描述他上课时的情形：“那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一位年轻教授穿着长褂子，挟着几本书来了。他一声不响，坐下来就讲他的书。似乎不是所想象的唯美诗人闻一多，他健康，浓眉，密发，锐亮的眼睛，高鼻子，微黑带赤的面色，讲书的时候，不管学生，声音低而沉静。”但不久，因教员人事斗争过于激烈，闻一多只好辞职。
1925年秋天，闻一多结识了创办《醒狮周报》的李璜，对他组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和发起的国家主义运动深表赞赏。之后，他参加了他们的几次大型活动，直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才停止参加此类活动，而将热情全部转移到文学创作上。
1926年初，闻一多将乡下的妻儿接来，在北京过起了家庭生活。不久，他的家就成了以清华为主的年轻诗人的聚点，朱湘、刘梦苇、孙大雨等诗人经常出入，相互传阅、朗诵和评论作品。后来，他们决定建设自己的阵地，办一个诗刊，但是申报和经费都很困难和紧张。正好徐志摩正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于是他们找徐志摩协商，一起办起了《晨报？诗镌》。此后，清华诗人们在闻一多的推动之下，在《晨报？诗镌》上掀起了一场新诗格律化运动。
《晨报？诗镌》前后只出了十一号就停刊了，但留下的影响巨大。从那时起，诗人们都开始尝试着写格律诗，徐志摩也加入到这行列之中，成了格律派的代表之一。徐志摩曾说过：“这五六年来我们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与妻儿的天伦之乐才过了四个月，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将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京城形势大变，闻一多只好随大潮南下，把妻女送回老家后自己去了上海。当年8月，闻一多受聘于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督导长，主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和人生观教育方面的工作。由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这所学校的教师们又倾向国家主义，他就勉强留了下来。入冬不久，收到大女儿夭折的消息，他匆匆赶回家奔丧。当年10月，国民军攻占武昌，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闻一多到政治部工作，因为生活军队化，闻一多特别不喜欢，赴任一个月后就提出辞职。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武力镇压共产党，也不能容忍国家主义，吴淞政治大学遭查封。闻一多失业了，躲在潘光旦家里避难，百无聊赖，心情郁闷，终日以篆刻、绘画、写诗消磨时光。他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说：“说来真是笑话，绘画原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