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看过《新约》的话，我们无从知道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从《新约》而来，因此我们应将《呐喊》翻译成拉丁文Vox clamantis in deserto，意为“在沙漠里呐喊”。“鲁迅”这个名字是从《旧约》而来，如果想了解鲁迅的话，我们应该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做研究，否则我们无法了解他为什么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作家。大部分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中国文人不一定会信仰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圣经》是文学作品，他们对里面的故事感兴趣而并非视之为一种宗教性的东西。
附录10.2
Irene Eber (1930—)
中文名：伊爱莲。中文译名：伊蕾娜·艾博尔。
以色列东方学家、汉学家。1930年出生于德国哈雷。曾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汉学系，曾担任杜鲁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她荣休后一直住在耶路撒冷。她还曾经将《圣经》翻译成汉语，并有多种有关汉语《圣经》的专著出版。
以色列的汉学家伊爱莲在《圣经》研究方面非常重要，她的回忆录已被翻译成了中文，可能会在近期出版。她为高利克的这本书写了序，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圣经》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第一部分《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第二部分《新约》是用古代希腊文写成的，包括神学家在内真正能够看懂《圣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伊爱莲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说他完全了解《圣经》里面的内容。不只是中国20世纪的文人受到了《圣经》的影响，在国外也是如此。我以前提到了一个德国重要的文学家布莱希特，虽然他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但他说过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书就是《圣经》。马丁·路德在16世纪初将《圣经》翻译成很好的德文，而翻译成英文和中文的《圣经》令人失望。路德用了很多很特别的字，比方说日语里说ァルバイト就是从德语Arbeit（工作、劳动、劳作）来的，德语以前并无这个词，这是路德创造出来的，日语的这个音译词的含义就是“劳动”。我跟布莱希特一样，每周都要读路德翻译的《圣经》，通过这部书来学习德语。《圣经》从什么时候被翻译成中文的呢？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将《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的天主教传教士也翻译了其中的部分，因为天主教徒要翻译《圣经》的话必须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教皇要在了解翻译者的态度和水平后才允许其进行翻译，因此很多译者很难得到批准。1875年之前，所有《圣经》的翻译用的都是文言文（classical Chinese），之后开始用官话翻译《圣经》，1919年由合和本（Union Bible）代替官话《圣经》。我自己在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没有关注到《圣经》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一般认为到了五四运动后文人才开始用白话，实际上白话运动很可能从1875年已经开始，因为传教士最晚到这个时期发明了很多汉语新词，比如我们今天用的“文学”这个词就是传教士创造的。第一个用“文学”这个词的时间有人说是在17世纪，有人说是在19世纪，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文学的话，就应该看翻成中文的《圣经》。伊爱莲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把翻成中文的《圣经》看成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蒙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上过传教士的学校，但他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们读他1988年写的小说，其中所讲的很多都是基督教的思想，如道德、仁爱、谦卑、宽恕等。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不能离开家，就在家里写了一些诗。尽管他是党员，但他的思想还是受到了《圣经》的很大影响。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高利克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认为自己碰到了一个文化水平非常高的民族，因此他们在中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和在其他国家不同，对传教士来说中国就是他们进入亚洲进行传教的一扇门。他们介绍“创世纪”的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我们认为人是由一个救世主（Creator）创造出来的，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承认有什么救世主的存在，一切都是由自然而生的。中西方对创世的来源有不一样的认识。高利克将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区分得很清楚，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代替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高利克称基督新教传教士为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 的protestants（抗议者、新教教徒），他认为与耶稣会士相比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方式是使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纪，中国人对《新约》里面的思想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新约》里更重要的是神学，而中国文人对这些神学观念基本上不感兴趣，他们乐意接受的是《旧约》里面的故事。高利克有一个特长，就是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到处去找一些罕见的书籍。所以他写茅盾、沈从文（1902—1988）这一批人时，总会找出一些连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都不知道的资料。他发现茅盾、沈从文等一批学者会用《圣经》里的一些故事来写作。高利克本人很熟悉《圣经》的内容，甚至可以背诵其中的大段内容。他特别喜欢《旧约》里的两个部分，《诗篇》（Psalms）和《雅歌》（Song of songs），中国文人非常喜欢看这两个部分，中国文学以《诗经》开始，而《旧约》里的这两个部分就相当于希伯来文学里的《诗经》。高利克认为，从唐朝起《圣经》就已经开始被翻译成中文。在敦煌发现的资料表明，已有三十本包括《诗篇》在内翻译成中文的《圣经》片段。1294年一位住在北京的修道士，曾将《诗篇》翻译成当时的普通话即蒙古语，这也可能是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并没有提到汉语的原因，因此有人怀疑他并没有到过中国。1919年在中国出版了和合本《圣经》，这是传教士用了二十七年才完成的大工程，译文不仅对文人影响很大，而且对政治家、学者、知识分子的影响也相当大。这里我截取了译成中文的《诗篇》的一部分，你们可以发现，当时所使用的中文文体很奇怪：“耶和华为我牧兮吾必无慌/便我伏青草苑兮引静水旁/主乃我之牧/所需白无忧/令我草上憩/引我泽畔游……”
高利克在他的书中也写到顾城（1956—1993）的小说与《圣经》的关系。顾城在我柏林的寓所住过，当时高利克经常到那里跟他见面。高利克的“Young Bing Xin and Her Poetry”（《青年冰心及其诗歌》）一文基本上是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介绍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1999）的。冰心在看了第十九首《诗篇》之后，开始创作她的两部重要的诗集《繁星》和《春水》，特别是《繁星》，我们应该从《旧约》中的“创世”来分析其创作。如果高利克说的有道理，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冰心是第一位用白话文写出很好的中文诗歌的文人。鲁迅的古体诗写得很好，但他的白话诗并不出彩。胡适用白话写的诗也不尽如人意，但冰心写的白话诗语言流畅、思想深刻，我认为可能因为冰心时常读《圣经》并受其影响的缘故，所以我喜欢称她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母”。与鲁迅不同，冰心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在小说中她注重慈悲、同情这样的感受，反对尼采，她认为如果人类没有慈悲之心的话，世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鲁迅并没有这种慈悲的感受，在死前他还是在说我不原谅谁，这点我觉得很可怕。
从1862至1949年间，在中国一共出版过三百种《圣经》的译本，而从1981至1990年《圣经》在中国的印刷量也是惊人的。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读过《圣经》，他们著作里面的引文不少都是从《圣经》来的。
高利克这本书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仔细读高利克在这部书中所介绍的资料的话，无疑会丰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