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日本纱厂女工周阿翠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周阿翠
【访谈/整理者】周承中国建筑科学院上海分院项目经理周玉华上海国营棉纺织厂退休工人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采访时间】2011年12月24日，2012年4月23日、8月5日，2013年1月13日【采访地点】红星养老院【整理者按】周阿翠，1930年生于浙江余姚慈溪。1942年进入日资同兴二厂做童工。1979年自上海国营棉纺织九厂退休。
1930年我生于浙江余姚慈溪，房子是老祖宗造的，家里没有田，环境非常艰苦。生父姓桑，原来做账房先生，但他有外遇之后就不管家里了。母亲非常艰难，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其他都是女孩。小时候我们饭也吃不饱，常常吃番薯干，哥哥是老大，十九岁时生了肺病，没钱看病就死掉了。因为家里太困难，就把我送给上海的人家，生母非常难过，把眼睛也哭瞎了。我工作结婚以后，还到老家看过他们，不管自己手头多紧，每个月都给生父母寄去五块钱。但生母怎么也不肯到上海来玩，因为她觉得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太没面子了。
我十一岁时，同乡介绍我到上海，把我领到了养父家。他们家房子很差，住在后客堂里。养父叫周宝森，阿婆（养母）叫杨阿贵，他们俩相差一岁，养父属牛，养母属老虎，那时年纪也不小了，要比我大三十岁左右。养父在四马路小菜场里卖甲鱼，蛮赚得到钱的，所以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养母在家里做做家务，看看绍兴戏，等等。本来说好让我来上海读书的，但到了上海却不提了，所以我一天书也没读过，就被养母当成小丫鬟了。以前擦地板很花工夫的，用抹布趴在地上一点点擦，我很勤劳，床底下也爬进去擦，所以他们蛮喜欢我的。
养母看到周围有不少小姑娘到纱厂干活，便要我也去纱厂赚钱。邻居带我到日本人开的“同兴纱厂”1920年5月26日，立川团三创办同兴纺织株式会社，总公司设于杨树浦路90号，同年10月在戈登路设同兴一厂，1924年4月在总公司地址扩建同兴二厂。两个厂共拥有纱锭69600枚，织机952台。找机会。招工的时候，我们许多小姑娘都站在厂门口等着，里面的人会出来看，看到中意的就一个个带进去。我那时梳一条小辫子，人长得蛮活泼的，工头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姑娘，跟我进去吧。”进去人家问问家里的情况，还叫两个小姑娘搬一个装满纱的盘头，如果搬不动就不能进厂工作。我那时个子小，第一次面试搬不动盘头，他们就不要我了，第二次进去面试用力搬了起来，总算被录用，所以回到家里阿婆开玩笑叫我“回汤豆腐干”。1942年我进入日本人开的纱厂做工，那年我十三岁。
上班很辛苦，工人分作两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早6点上班，晚6点下班，上班时工厂会拉“回声”（汽笛），一共拉三次，拉到第三次还没进厂就算迟到了。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工号，一条窄窄的红布条上印着工号，进厂就戴在手臂上，另外还有一块小小的布制工号牌，一进厂门就丢在一个桶里，大概这是用来考勤的。下班前工头会把工号牌还给我们，以备下次上班用。每人有一个小箱子装自己的衣服杂物，工厂发一条白饭单一顶白帽子，自己的旧衣服穿在里面，有的女孩穿旗袍去，进车间前会换换衣服。工作时上厕所没有规定时间，由自己掌握，我没见过上厕所的牌子。
厂方并不发实物，工资一个月发一次，由拿摩温来发，每个人还有一张工资单，上面有工资的明细，一般并不拖欠，也没听说“储备金”。一进厂我先在一个小车间做点辅助工作，比如清理垃圾之类，那时工资要比别人低很多，多少已经忘记了，大概这点钱买米一个人吃不饱。我不算养成工，后来分在准备车间工作，主要负责穿头，这个工种我一直做到退休。穿头是织布的第一步，也就是把经线头穿进机器，一个人穿过去，机器对面的另一个人接过去固定好，穿好头才能送进布机间织布。因为我们做手工活，不像细纱间机器一直转，吃饭时间可以自己掌握，可以停下来吃好饭再工作。工资是多劳多得的，所以也要计件，做得少要挨骂，工资也少，如果穿头做坏了还要被扣工资，做得多有点奖金。那时布机间的工人工资最高，细纱间第二，我们车间和筒子间第三。穿头要两个人配合，如果一个人懒惰或手脚慢，两个人的工资就都不高。所以配合不好的搭档常常吵架甚至打架，我的下手一到夜班就打瞌睡，我也没办法。做穿头工资增加一点，但所有的钱都得上交养母，她还不相信我，每次要我将工资单和工资一起交给她，也不给我留一点零用钱。那时真的很苦很苦，到现在想起我还会哭出来。
一般大老板只是上午来看看。有的日本职员会说中国话，他们看到我们并不打招呼，日本人到车间里巡视，我们只顾干活不理他们，在路上碰到，我们也不向他们鞠躬，那时也不怎么害怕日本人。车间里有“拿摩温”，身上背着红的绿的带子，他们不干活，就负责管我们，既管招工，也是车间里的工头。日本厂也评劳动能手，在身上挂一根红带子为一级，可以少做点工作，挂三根红带子属于特级，做到特级就可以不干活，做管理工作了。拿摩温蛮“死腔”的，她们平时坐着，几个人牛皮吹吹，看到日本人来了，马上站起来鞠躬，日本人挥挥手，她们就退下去了。
以前有一个戏叫“星星之火”指沪剧《星星之火》，故事讲述1925年扬州农妇杨桂英丧夫后带儿子到上海，来找在日本纱厂当“包身工”的女儿小珍子。女儿后被拿摩温毒打致死，激起全厂工人罢工抗议。，里面说小姑娘上上厕所，拿摩温就会打人，甚至打死工人。但现实当中没那么厉害，我们厂的拿摩温多数是好的，他们不打人，就管管我们，骂骂我们，叫我们赶快干活，如果做坏了，基本上还是帮我们讲话的。有一个叫金凤的女人跟我关系还算可以，总笑眯眯地叫我“小姑娘”。她一开始做拿摩温，后来做抄身婆，还做过两个日本人的情妇，一个叫桥本，另一个叫老中田。日本人都带家属来上海的，但日本女人怕男人，在家里她们就像佣人一样，所以明知丈夫有情人，也不敢响的。解放后金凤到退休年龄了，一般工人退休不用大家讨论，但原来的拿摩温退休要经过大家同意，有的员工就是不同意，因为有人恨她，不想让她拿到退休工资。但我觉得这个人过去也常常帮我们的，所以上面来调查时，我说这个人还可以，不是很坏的，最后还是让她正常退休了。其实她这辈子也蛮悲惨的。另一个女人门槛精得很，日本人在时当拿摩温，做我们的组长；国民党的时候她儿子参军，她又爬上去了；共产党来了，搞七搞八她又入党了，真是“三开分子”（三个朝代都吃得开）啊。但这样的拿摩温还是很少见的。
那时工人之间关系都蛮好的，我们也会相互闹着玩。管我们车间的日本人叫桥本，做夜班时日本人是可以睡觉的，只有中国工人在工作。有一次，一个年纪蛮小的男工在车子旁边打瞌睡，我们女工跟他闹着玩，看他睡着了，就把他绑在车子上。谁知桥本突然走过来，我们一哄而散，赶快回到自己的机器旁边，桥本过来踢了他两脚就走过去了。男工醒来吓坏了，日本人大骂我们，因为桥本也晓得，他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绑起来的。
那时厂里没有食堂，我们都自己带饭，天热时把饭放在窗口，很不干净，有时候爬满蚂蚁等小虫，但即便这样我们仍然只能吃下去。车间里有一个小池子，天冷时会放热水下来，我们各自把饭盒扎紧，然后放到热水里浸一会，吃饭时基本就热了。厂里没有洗澡的设备，但男工不管那么多，就在泡饭的小池里洗澡。他们洗完澡把水放掉，再把小池洗干净，然后放干净的热水给女工泡饭。有一阵子传说泡饭的水是男工洗过澡的脏水，我们当然不乐意了，说这样太恶心了，还不如吃冷饭呢。后来召开小组会，男工解释清楚，我们也就算了。
工厂的大门由“红头阿三”红头阿三，旧时上海人对印度锡克教徒巡捕的俗称。因他们通常佩戴红色头巾，“阿三”则来源于称警察“阿Sir”的称呼。把守。门内用铁栏杆隔成一条条窄道，工人下班出厂时，要一个个排队出来，还要被浑身摸一下，女工由抄身婆搜，男工由男的来搜。日本人在旁边看着，搜出东西就倒霉了，被发现的人会被开除的。抄身婆门槛很精的，搜身也是认车间的，像布机间和细纱间的工人能接触到成布成纱，她们会仔细地搜，而像我这样在准备车间做穿头的，不经手成布成纱，一般就不会被仔细搜。东西基本是偷不出去的，所以偷东西的人并不多，工人基本都不偷的。
开始上班时我家离同兴纱厂还挺远的，那时也没有公交车，要走三刻钟才到厂。我在家听不到“回声”，早上拨闹钟起床，吃点泡饭，拎个饭盒赶紧走。后来养父家搬到同兴纱厂附近，上班就近一点了。隔壁弄堂还有日本人造的“同兴工房”，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许多工人住在一间间小房间里，底楼有小小的灶间。
后来听说美国人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国民党的飞机飞到上海上空，飞得很低很低，机翼上画的青天白日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都去看热闹，老百姓那时蛮开心的。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马路上开过大卡车，上面有许多投降的日本人，他们把手放在脑袋后面，头低着，大家恨死他们，就向他们乱扔臭鸡蛋、烂青菜、西瓜皮，等等。日本人开的工厂停工了，工人都回到家里。
